残酷的花 ——韩国当代文学印象
缘起
出生于1970年的作家身材苗条挺拔，脱下浅色西装后，便是一身黑衣，纤细的手腕上戴着圆环套圆环造型的时尚手表，说话轻声细语，目光柔和，有点儿小女生的羞涩和迷糊，笑起来，鼻梁微皱，配着过耳的直发垂下遮住半边脸庞，格外青春可爱。
与外表不相称的是她孤身前往历史深处溯游的强韧。
1980年1月，韩江一家从光州搬到首尔（当时叫汉城），恰恰与当年5月爆发的韩国重要历史事件擦身而过——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又可以算得上是一种迟至的正面相逢，因为，在后来的文学生涯中，她宿命般地追寻着那桩与童年故地紧密相联的悲剧，也思考着人类是否能够彻底放弃暴力。这股回溯的冲动，既给她带来写作的动力，又不断制造着困难。
彼时，韩江正沉浸于第6个长篇小说《少年来了》的创作（这部小说后来获得2014年韩国万海文学奖）。与我的见面，也像是一头玄鹿钻出地下来晒晒太阳。
疤痕
“韩国文学就是痛苦的文学啊。”西江大学文学系教授禹灿济说。
在详细说明这一点之前，作为背景介绍，禹灿济教授为我梳理了一份韩国文学与近现代社会相伴发展的脉络。
1945年，韩国摆脱35年日本的殖民统治终告独立，1950年，又经历了韩国战争。战争结束后，韩国几乎是亚洲最贫困的国家。经济方面贫富不均，政治方面民主不充分，这两个问题成为20世纪70年代以来韩国文学反映的核心内容。
进入20世纪80年代，较之个人问题，韩国文学更加关注社会、阶级、集体的话题，直到1988年汉城奥运会、90年代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之后，整个世界格局发生巨大变化，韩国文化才从重视集体问题转向个人，从重视社会理念到解决个人的欲望、日常生活以及社会上存在的现实，如南北分裂、阶级分化等。
时至90年代，经济起飞，一片盛世，韩国文学氛围再一次发生变化，作家们不再讨论已经存在的问题，而是一些人为设置、构造出来的问题。但1998年成为一道分界岭。亚洲金融危机影响韩国经济，很多人失业下岗，韩国文学又重新开始关注现实，一些作家对自己的经验进行了新的加工。
禹灿济教授毫无遮掩之意地告诉我，眼下的韩国，看上去十分发达，但还是隐藏着各种各样的疮疤。因此，“无论从普遍的角度还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韩国文学都是一种‘升华痛苦’的文学，也就是对痛苦进行思考的文学。文学，起着治愈的作用。”
韩国作家在对痛苦进行思考的写作中，又分化出“不安的主体”和“历史反思”等多个题材类型。所谓不安的主体——“包括心理上的不安、身体上的不安、经济上的不安等，这既是世界文学的主题、人类共有的心理，也是韩国作家笔下越来越多出现的情况。”禹灿济说，“人与人之间的隔断增加，交流越来越难。有的小说中，主角就一个人呆在家里哪儿也不去，只和小猫小狗说话。”
“历史反思”则更具韩国特色。禹灿济说：“读者看多了一些反映现实问题的小说，产生逆反心理，于是开始有小说家利用过去的历史资源，用今天的笔法重新叙述，思考生活在当下的我们如何回溯过往。”
他列举说，“这一类历史资源包含了慰安妇、战争痛苦、海外韩国移民的生活与苦难等等。”
(下转35版)
缘起
2013年12月10日，我踏上了韩国当代文学之旅，口袋里装着这样一份拜访名单：
诗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高银；
2005年度李箱文学奖得主、作家韩江；
2009年度李箱文学奖得主、作家金洐洙；
第10届文学奖小说奖得主、作家与电影编剧千明官；
西江大学国文系教授禹灿济。
坦白说，这份名单中，我除了很早就对高银的诗名有所耳闻，对其他几位作家一无所知。这不能怪我，韩国当代文学作品在中国大陆出版市场所占的比例微乎其微。在我印象中，多年前曾有两部韩国小说进入大众视野，一部叫《菊花香》，一部叫《那小子真帅》，仅此而已。再说句残忍的话：同为中国的邻国，韩国文学与日本文学在中国的接受程度与影响力完全不可相比。
韩国流行文化、娱乐明星和影视作品早已渗透到中国，韩国文学却沉默如谜。离谜底近一些，这就是我这次寻访的动因。
玄鹿
这是我第二次前往首尔。2008年5月，应“首尔文化节”（Hi！ Seoul Festival）之邀，我与沪上几家媒体同行一起在这座城市玩耍了一个星期。那时，这座汉江边的城市改“汉城”之名为“首尔”还没多久，我感觉它处于某个转换过程之中，展现在外人面前的是若无其事的轻快与极尽鲜妍的华丽。就像大韩航空的主题颜色，一种明度与纯度都很高的天蓝色，独立特行，见之难忘。与浓烈、传统的国旗色相比，这种甜蜜愉快的“糖果色”、“马卡龙色”仿佛喻示着当代韩国人渴望卸下历史包袱的心理。这是我当时的想法。
抵达的当天深夜，窗外飘起了雪花。我卷在被子里赶读一本名叫《玄鹿》的长篇小说——其实是韩国文学院提供的一沓打印稿。
读着读着，我所处的小小房间变成了一个冬天冻土下的洞穴。《玄鹿》有两个主题：关于“玄鹿”的传说及一个叫“鸢谷”的山村故事。传说中的玄鹿是生活在地下深处的岩石缝里的幻想动物。它用角照明，靠用锐利的牙齿啃食岩石而活命。它的梦想是上到地面去看阳光。然而它在以角和牙齿做担保去看阳光的瞬间化成一汪泪水。鸢谷是一个冬天放的纸鸢最终飞落的山村。那个山村的春天是以集中冬天飞落的纸鸢放火烧掉时开始的。小说中有四个主要人物：出生于江原道的鸢谷矿工之女义仙，丧失了部分记忆，美丽而言行出人意表，总是无缘无故出走，像一棵无根无果的植物；偶然收留了义仙的杂志社女记者仁英；仁英的学弟，爱着义仙的明润；仁英的采访对象，主要拍摄煤矿照片的摄影家张宗旭。在寻找突然出走的义仙的过程中，这四个人串成了一根线，循着掩埋的悬念而去，却落入各自的深渊，露出幼年期或家族史的深深创伤……
回过头去看，记住了小说家的名字：韩江。
《玄鹿》是韩江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已经显露出了作家的文学气质：飘逸而又厚重，敏感而又结实。它使我窥见了韩国文学的残酷、美丽与幽深，恍如一朵缓缓张开的花。在深夜的窗前，望着白雪覆盖的城市，我意识到，韩国人无法彻底“减负”。他们将痛苦与沉重埋藏在表层之下，埋藏在文学里：
“人就是玄鹿啊，都想从黑暗的地方出去，去寻找光明。”
两天后，当我在江南区一家洒满清晨阳光的咖啡馆里与韩江对座而谈，她莞尔一笑。这
4
心派
在后面的日子里，每采访一位作家，我就会问一遍：“你认为韩国文学是痛苦的文学吗？”
得到的答案并不一致。
80多岁的老诗人高银（他的故事很长，以后有机会再另写）的答案是肯定的。“小时候我没有祖国，依靠他人而生活，非常痛苦，韩国光复后，找到了祖国，但又面临分裂的痛苦，然后，是军事独裁者当政的痛苦。现在，韩国看似平和，但矛盾严重，我能够看到贫富分化和年轻人的绝望。以前我所面临的痛苦，与现在年轻人感受的痛苦，并无高下之分。”
40多岁的作家金洐洙却不同意。被誉为韩国当代“最会写悲伤故事”的他，虽然承认自己在写作中贯穿着绝望的情绪，但一个劲儿跟我强调，他想要表达的只是“人与人之间各种互相不可理解的关系”。这确实很悲伤，但并不是韩国所特有的悲伤。无论是他本人，还是他身边的韩国人，都并没有把生活看得很不幸。
“韩国毕竟经过了一百多年的战争，作为经历了这样近的战争的民族来说，后遗症是存在的。我看了前辈的作品，很多是关于痛苦的描述，但我觉得那些不是一种普遍的形象，”金衍洙端起咖啡杯说，“那只是特定时期的故事而已。”
千明官则给了我一个韩国词，翻译成中文，似乎叫“心派”。他说，“韩国的大众文化有‘心派’的倾向，特别是韩国电影”。
具体什么是“心派”呢？就是要引发观众的泪水，刺激流泪，把人的情感引发到极端的角度，让人愤怒，让人痛苦。千明官笑着打了个比方——像这样的语句，“即使恨，也要再来一次”什么的。他说自己也不太清楚这是不是韩国人特有的情感，但可以肯定这种文化倾向不是近一两年才有，是打他小时候就有的。只是现在已经越来越占据大众文化的支配地位了。
“我不认为这是高级的艺术，总是往极端的方面去发展，有点廉价。”话说到这个份上，他又犹豫着改了口，说最近开始接受了、理解了，原因是他发现自己的作品当中也有了一点这类倾向——他换了个说法，“浪漫的因素特别多”。
5
余华
如果让我采访的这些小说家与评论家推举出一个堪为知己的中国作家，我想一定是余华。
聊天中，不断听到余华的名字。
“我们有一位五十多岁的作家名叫林哲佑，他的作品《别于谷》，背景是江原道一个小小的火车站，一些受尽侮辱、饱含伤痛的人生故事，类似于中国的余华老师写的《活着》。余华老师可能较擅长描写伤痛，而且是用幽默的手法来表达，林哲佑没有余华老师幽默。”禹灿济教授说。
在和编剧、小说家千明官访谈时，千明官将自己于2004年获得韩国第10届文学村小说奖的长篇小说《鲸》“挂靠”在余华、莫言一路。
“《鲸》在韩国有一种异质感，不太像韩国小说，但我想在中国是不会令人感到陌生的，这部小说像我所理解的余华、莫言的小说一样，有口传文学的感觉；这两位老师笔下写到的普通人的生活，会引起我的共鸣。”
千明官告诉我，韩国人最喜欢的中国作家可能就是余华了。“他的《许三观卖血记》读者很多，我的朋友正在试图改编成韩国的电影和舞台剧。”当时顺嘴的一提，如今已经成为现实。
吴越 文并图 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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