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分享 > 标本背后那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标本背后那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花匠小妙招
2024-09-10 14:32

一个普通的工作日，在对忍冬科标本的信息进行整理的过程中，一份Hsu et H. J. Wang（徐炳声和王汉津）在1978年3月8日鉴定为“Lonicera sublabiata Hsu et H. J. Wang, sp. nov.”的标本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唇花忍冬的标本及采集标签

“sp. nov.”是拉丁文“species nova”的缩写，意思是新种，“Hsu et H. J. Wang”是命名人，而《中国植物志》中“唇花忍冬Lonicera sublabiata Hsu et H. J. Wang”的命名人也是“Hsu et H. J. Wang”。根据以往整理标本的经验，这很可能是一份模式标本。

唇花忍冬标本的鉴定标签

如何确认一份标本是不是模式标本？

模式标本是指一个物种命名时所依据的标本，是物种命名、特征描述、绘图的依据和凭证，对物种名称的稳定意义重大，在分类学研究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

要确认一份标本是不是模式标本，需要查阅这份标本相关物种的原始发表文献。在《中国植物志》网络版http://www.iplant.cn中搜索唇花忍冬的学名“Lonicera sublabiata”，可以看到“Lonicera sublabiata Hsu et H. J. Wang”后面为“in Acta Phytotax. Sinica 17(4): 78, fig. 5. 1979.”，这就是该物种的原始发表文献。“Acta Phytotax. Sinica”是《植物分类学报》期刊的曾用英文名“Acta Phytotaxonomica Sinica”的缩写，“17(4): 78, fig. 5. 1979”是指1979年出版，第17卷第4期，第78页，并有一幅配图5。

《中国植物志》网络版上的搜索结果

《植物分类学报》https://www.jse.ac.cn网站上可以查到从1951年以来在该期刊发表的所有论文。通过搜索我们找到了这篇名为《中国忍冬属新分类群》的文章，唇花忍冬的命名人“Hsu et H. J. Wang”也是这篇文章的作者徐炳声和王汉津，模式标本是何铸在四川理县龙溪乡阿尔沟城东坝火烧山采集的第12715号标本，藏于上海自然博物馆。

唇花忍冬的原始发表文章

唇花忍冬的绘图和物种描述

唇花忍冬的物种描述和模式标本

模式标本的类型

向上滑动阅览

模式标本主要分为以下几类：

主模式标本（holotype或typus）：由命名人指定为模式的1份标本。在发表新种时，命名人在对新物种进行命名、描述和绘图都要依据主模式标本。

等模式标本（isotype）：与主模式标本具有相同采集信息和鉴定信息的同号复份标本。为了标本的安全，在相同的时间、地点，相同的采集人常采集多份同一种植物的标本，并编上相同的采集号，分送到各大标本馆。其中一份被指定为主模式标本后，其余同号复份标本均为等模式标本。

合模式标本（syntype）：命名人没有指定主模式，或指定了2份及以上主模式时，原始描述中所引证的任何1份标本。

副模式标本（paratype）：除主模式、等模式或合模式标本以外，原始发表文献中所引证的标本。

后选模式标本（lectotype）：主模式没指定，或主模式丢失、损坏，或主模式包含不止1个种类时，后来的研究人员从原始发表文献所引证的标本中选作命名模式的标本。

新模式标本（neotype）：原始发表文献所引证的标本均损坏或丢失时，后来的研究人员从其他标本中选作命名模式的一份标本。

从唇花忍冬的描述中我可以看到，作者指定了一份主模式标本，并在标本后标注了Typus，所以我们的这份标本不仅是模式标本，还是一份研究价值更高的主模式标本。

唇花忍冬标本种夹华丽变身

《国际植物命名法规》规定种或种级以下的分类群的命名必须有模式标本作为根据。模式标本必须要永久保存。为了更好地保存模式标本，我馆植物库房将模式标本存放于专门的标本柜中，种夹更换为醒目的红色，标本上盖上Holotype的章，并将相关文献和资料打印好后与标本放在一起。

徐炳声与上海自然博物馆

徐炳声（Ping-sheng Hsu, 1924-2016）先生是唇花忍冬的命名人之一，也是我馆种子植物标本的主要鉴定人之一，他还与上海自然博物馆有着多年的不解之缘呢。

徐炳声先生是著名的植物分类学家，复旦大学教授，曾任中国植物学会常务理事、中国药学会上海分会理事、《中国植物志》（1977-1986）、《植物分类学报》（1982-1999）编委等职，一生发现植物新种100余个，发表论文、专著和译著共计 189 篇，其中主编的专著有《中国植物志》（第72卷）、《上海植物志》等。

20世纪80~90年代，徐先生被聘任上海自然博物馆植物学分馆馆长，并担任我馆主办的期刊《考察与研究》副主编。徐先生还与我馆研究人员邱莲卿、缪柏茂、张美珍、郝思军等合作发表了多篇研究论文及《长江三角洲及邻近地区孢子植物志》专著。一位同事至今记得，当时徐先生经常到我馆龙吴路的植物库房鉴定标本，有时也会把标本借回去鉴定。

在搜索这份唇花忍冬标本相关资料时，我们还把徐炳声先生发表的新种文章中所引证标本与我馆馆藏标本进行了逐一比对，又发现了15份模式标本，其中3份为等模式标本，12份为副模式标本。

除去日常的标本研究、整理、保护，我馆也一直致力于标本数字化工作，以期从标本中挖掘、获取更多的信息，让标本发挥更多、更大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