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世剑】中国古典美学“丽”范畴论纲
【何世剑】中国古典美学“丽”范畴论纲
“丽”是中国古典美学的重要范畴，是中国古典美学中最富有表现性，最能体现中华艺术精神和民族文化品格的审美范畴之一。相比于意境、和谐、道、味、趣、韵、清、自然、势等范畴的研究，“丽”范畴研究显得非常薄弱和缺失。研究者多集中在汉魏六朝的扬雄、曹丕、刘勰等“丽”美思想的阐释，及“文体论”层面对诗学中“丽”的体认，还未能“探源溯流、辩其演变”，“阐精发微、释其内涵”，把握不准它在中国古典美学中的特殊表现和独特地位，故透过“丽”的感性形式，抽象、归纳出其理论核心，清晰地显现出它的内在传承、衍化、拓展、流变、转合轮廓，及其相互间的结构、联系、分布、融会、贯通状况，发掘凸现其审美内涵及美学特征等显得很有必要、是有意义和价值的。
“丽”观念自萌芽、形成、发展直至成熟，经历了中国古典美学史的全部。结合它在中国古典美学中的历史实际和演变特征予以考察，见出它在中国古典美学中的运行轨迹，大致是萌芽于先秦两汉，成型于魏晋南北朝，兴盛于唐宋，深化于元明清。
一、中国古典美学“丽”范畴的萌芽时期——先秦两汉
“丽”首见于甲骨文中，写作“ ”，金文略作变化，写作“ ”、“ ”。甲骨文、金文中“丽”字都由两部分组成作上下结构，上半部都是同形字重文，像两两相比之形，下半部是“鹿”字，像鹿形。对于“丽”字之本义，未有定论。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中说：“麗，旅行也。鹿之性见食急则必旅行。从鹿、丽声。”取旅（侣）行则丽字本意当为“两”“偶”。林义光《文源》认为丽“从鹿者，取其毛色丽也”，则丽之本义当为“美丽、华丽”。随着人们社会实践范围的扩大和思维认知水平的提高，“丽”字的含义也逐渐丰富检校“丽”字在先秦散文中的使用情况，含义大概有七种：①“华美、华丽、美丽”；②“施（政）、施（教）、施（刑罚）”；③“依附、依据”；④“两、偶”；⑤“数”；⑥“楼、屋栋”；⑦通“罹”，意为“遭遇，陷于”。但其被纳入审美视野，表现出审美质性主要在：
（1）、作形容词属性“华丽、美丽”解，用之来品评人物、服饰、食物、建筑等具体事物的“美”和批评文学作品和时代文风，如：《尚书·毕命》说：“世禄之家，鲜克由礼，以荡陵德，实悖奢丽，万事同流。”唐孔颖达疏：“敝俗相化，奢侈华丽。”指出世禄之家轻视道德修养，重视华丽车服等物质享受。《春秋谷梁传》：“晋献公伐虢，得丽姬，献公私之。”“丽姬”指面目姣好美丽的女子。（2）、作数词属性“两、偶”（其中作名词属性“楼、屋栋”解是其二级引申）解的“丽”字逐渐取代古文“ ”作为一个义项慢慢固定下来，引申为“成双的、成对的”，暗合了中国人最普遍最传统之历来讲究“对偶对称”美、“均衡”美、“和谐”美的审美心理，渐渐地被引入了审美领域，成为“丽”字一个重要内涵，如《仪礼·聘礼》：“上介奉币俪皮，二人赞，皆入门右。”“俪”为“丽”之俗字。郑玄注：“俪皮，两鹿皮也。”拿成双的华丽的鹿皮去表达美好的祝愿。（3）、作动词属性“附著、依附、系”解同样也潜蕴美学意味，《周易·离》：“曰：离，丽也。日月丽乎天，百谷草木丽乎地，重明以丽乎正，乃化成天下，柔丽乎中正，故亨。”陈良运先生认为：“‘离者，丽也。’之‘丽’，实有美感之义，可与美直接联系起来”【1】。见出在先秦时期“丽”带有审美意识萌芽的表征，但由于受制于审美实践的广度、深度和人类思维水平的粗陋，仍处于概念阶段，处于低层次的模糊的审美意识萌芽状态，用来作“印象式”地感性形容。
历史语境赋予“丽”独特的审美内涵，在奠定了“丽”审美范畴基础的同时，也一定程度上规定了“丽”范畴未来发展演变的基本趋势。“丽”在两汉文论视野中，不再象它首次被韩非（“文丽”）无意识地用来进行文风批评一样，它常被用来概括楚辞和赋的美学特征，并且在不同的文学家、思想家理论视野中因质性不一而取舍不一、褒贬不一。从“文体论”的层面讲，汉赋最突出的美学特点莫过于“以大为美”和“以丽为美”，内容方面，在题材、主题的选择上，汉赋“丽”美表现为它选取“壮丽”、“美丽”、“秀丽”的外在事物作为其表现对象，而这些审美对象往往本身具有“对称”“和谐”“自然”的特性，在声色气势上给人以美感。形式方面，在语言风格、艺术表现手法上，汉赋“丽”美表现为艺术家通过铺排叙述，比喻形容，使文章呈现出一种华丽眩目的文采美。司马相如“材极富，辞极丽”，扬雄“好沈博绝丽之文”，皇甫士安“文必极美，辞必极丽”，“美丽之文，赋之作也”表现了他们对赋辞采美的自觉追求。从“鉴赏论”的层面讲，在“辩骚辩赋”时提出了“丽则”“丽雅”的标准。关于汉赋“丽”美特性及对屈原的接受，在两汉赋论视野中展开了激烈的论争。扬雄在《法言·吾子》中说：“或曰：景差、唐勒、宋玉、枚乘之赋也益乎？曰：必也淫。淫则奈何？曰：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如孔氏之门用赋也，则贾谊开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班固《汉书·司马相如传赞》：“扬雄以为靡丽之赋，劝百而风一，犹聘郑卫之声，曲终奏雅，不已戏乎！”王充《论衡·佚文》说：“文岂徒调笔弄墨为美丽之观哉？载人之行，传人之名也。善人愿载，思勉为善；邪人恶载，力自禁裁。然则文人之笔，劝善惩恶也。”见出在这个“主文谲谏”（《毛诗序》）的时代，评判标尺是本于《诗》经精神。强调词采华丽而不过分。“丽”还不具备作为一个美学“范畴”自觉地纳入全民视野，将之视为人生审美高级状态。
二、中国古典美学“丽”范畴的成型时期——魏晋南北朝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丽”已有意识地被纳入社会文化审美视野，被广泛地用来品评人物、景物（包括山水、服饰、建筑、雕塑等），表现出多重审美内涵，具有内在的本质“类”特性。“丽”成为人们文化鉴赏视野中一种至高的审美理想和目标。贾充女“光丽”【2】（P939）让美姿容的韩寿深为心动，多次涉身犯险，幽会私通。《魏书》曰：“武宣大皇后，……性约俭，不尚华丽，有母仪德行。”【2】（P637）《续晋阳秋》曰：“虎少有逸才，文章绝丽。曾为《咏史》诗，是其风情所寄。”【2】（P237）其他支道林、王璞、荀隐等人也均因为文章“叙致精丽”、辞藻“粲丽”“美丽”而备受称赞，取悦于世。
文学创作上，建安文学、正始文学、两晋文学、六朝文学中，文章“丽”化，一以沿之。李白认为:“诗自建安下，绮丽不足珍”敏锐把握住了这个时期文学风格的“绮丽”特征。建安时期在曹氏父子的发动和倡导下，首扬改革大旗，提倡文章华美，经正始时期阮籍“师心谴论”，追求文章“清丽”，嵇康为文“欲露故藏”讲究“文温以丽”，以及“晋世群才，稍入轻绮”，到六朝时期，为文尚“丽”已经是文学家们自觉地有意识地追求，沈约等提出了“四声八病”声律说，创立“永明体”，稍后“宫体诗”“骈文”在梁代的盛行则成为文学创作彻底走向“丽”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姚鼐《古文辞类纂序目》认为：“古文不取六朝人，恶其靡也。”靡即丽也，明确指出了文学创作的“丽”化的特征。
从文艺批评看，曹丕“诗赋欲丽”说，直接用“丽”标示和概括“诗赋”的本体特征，比扬雄的“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有明显的进步意识，他已甩掉了“则”与“淫”之儒家“诗教”标准，有意识地将“丽”视为诗赋的灵魂和生命。陆机提出“诗缘情而绮靡”，把抒情的内容和美丽动人的表现形式相结合，要求诗的词采华丽，表现形式美丽生动，“绮靡”是对“丽”的美学特征的形象概括，在“丽”范畴的成型道路上迈出了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一步。到刘勰那里，“丽”最终被理性地抽象出来，升格为一个古典美学“风格”范畴。《文心雕龙》中“丽”美思想是最丰富的、最全面的。综观刘勰的“丽”风格论，大致有：（1）、“丽”风格的分类。“丽”分有“雅丽”、“巧丽”、“弘丽”、“清丽”、“新丽”、“绮丽”“壮丽”等，壮丽与典雅、远奥、精约、显附、繁缛、新奇、清靡“八途包万变”【3】。（2）、“丽”风格的形成和通变。“……夏歌《雕墙》，缛于虞代；商、周篇什，丽于夏年。”（《通变》）“荀结隐语，事数自环；宋发夸谈，实始淫丽”（《诠赋》）（3）、时代风格的“丽”。篇：“……魏晋以来，稍务文丽，以文纪实，所失已多”）（（《议对》）指出魏晋文“丽”特征。（4）、文体风格的“丽”。“若夫四言正体，则雅润为本；五言流调，则清丽居宗。”（《明诗》）“章表奏议，则准的乎典雅；赋颂歌诗，则羽仪乎清丽”（《定势》）指出五言诗、赋颂歌的风格特征为“清丽”。（5）、作家风格的“丽”。“茂先凝其清；景阳振其丽”（《明诗》）“魏之三祖，气爽才丽”（《乐府》）“公干笺记，丽而规益”（《书记》）等等。其后钟嵘强调“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诗品序》），萧纲批评“不尚丽靡之词”（《梁书·裴子野传》）的裴子野，认为其文“了无篇什之美”（《与湘东王书》），颜之推主张“文章当以理致为心肾，气调为筋骨，事义为皮肤，华丽为冠冕”（《家训·文章》）等见出“丽”在批评视野中因个人好恶不一而褒贬不一。总之，在“文学自觉”的魏晋南北朝，文风尚“丽”意味着“丽”范畴已经真正意义上走向了成型。
三、中国古典美学“丽”范畴的兴盛时期——唐宋
唐宋时期美学视野中的“丽”呈两种特质：感性和理性互有并存，共具一代。“丽”是唐诗美的突出感性表征，在初唐、盛唐、中唐、晚唐诗歌中都有突出体现。“轻绮侧艳，全无骨力”的“上官体”诗主导唐初诗坛，压倒刚健质朴诗风，“初唐四杰”有志于一洗前朝铅华，但“未能骤革六朝余习”（胡应麟《补唐书骆诗御传》），“词旨华靡，固沿陈、隋之遗。”（《艺苑卮言》卷四）“及之问、沈佺期，又加靡丽，回忌声病，约句准篇，如锦绣成文。”（《新唐书·宋之问传》）陈子昂不满于“彩丽竞繁”的齐梁间诗，主张诗有“风骨”“兴寄”以扭转。盛唐群星璀璨，诗风或“清丽”“俊丽”，或“壮丽”“爽丽”，或“雅丽”“流丽”，“丽”风之诗始终没有扬弃，如李白“秾丽之作别余神韵”（纪昀《瀛奎律髓刊误》五）王世贞在《徐汝思诗集序》中指出：“盛唐之于诗也，其气完，其声铿以平，其色丽以雅，其力沉而雄，其意融而无迹。”杜甫主张“清词丽句必为邻”，诗“备藻丽之态”（《论韩愈》），“不期丽而丽，不期工而工”（方回《读张功父南湖集序》）刘长卿诗亦“清丽”（不著撰人《雪浪斋日记》）“大历十才子”在审美趣味上，由崇尚汉魏风骨转向追慕以谢脁为代表的六朝清丽纤秀之风，由阳刚之美转向阴柔之美，由健朗的气骨转向悠远的韵致，由豪迈的气势转向幽隽的情调，由雄浑凝重的格调转向清空闲雅的意趣。”可见“清丽”是中唐诗歌重要一极。晚唐因社会的昏暗、颓败，许多诗人向内转，“作侧词艳曲”，写“闺阁情怀”，温李为主导，赵嘏，李群玉、韩偓、吴融、唐彦谦为承继，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别集类》载“温庭筠……诗赋清丽，与李商隐齐名，时号‘温李’”韩偓自编《香奁集》，华丽而乏气骨，被人称为“香奁体”流行一时。
宋诗的创建则是从接受唐代诗学观入手，“丽”风格在宋人笔下再此得到完满承继，宋初诗风以降，整个宋代诗坛都好象飘荡着一个“丽”风幽灵。“崇陶尊杜”，是宋代诗学的两个支柱【4】，渊明、老杜的“赡淡”是不排斥“丽”的，在此影响下，宋代诗人明确地自觉地表达着对“丽”质的追求。刘克庄《后村诗话》指出苏诗“有汗漫者，有典丽者，有丽缛者，有简淡者，翕不开阖，千变万态”。黄庭坚非常赏识王安石“清丽”之小诗，晚期诗追求“淡中藏美丽”。陈师道标示“有才者，幽奇伟丽无不可用”，陈与义学后山用后山，诗“光景明丽，肌骨匀称”。陆游诗“有丽语而无险语”（赵翼《瓯北诗话》）方回在《读张功父南湖集序》中指出“从晚唐以至九僧”都是以“工丽”学杜的，四灵派和江湖派，创作上皆宗晚唐诗人贾岛、姚合、许浑等，内蕴很强的“丽”质。唐五代词及宋词视野中也有很强的“丽”质感性显现，在“丽”范畴发展演变史上，词中“丽”质的感性显现比诗更明显更突出，所谓词为“小道”、“艳科”，“诗庄词媚、其体元别”，词“以清切婉丽为宗”，“类不出乎绮怨”，“词之为体，要眇宜修”等等，这些对词的词体本质特征和特殊审美功能的言说均可见出这一点。创作如晏殊“和婉而明丽”（冯煦《宋六十一家词选·例言》）“苏轼现存的362首词中，大多数词仍与传统的婉约柔美之风比较接近”【5】少游词“清丽婉约”（夏敬观《趹庵手校淮海词跋》）“周邦彦得其丽，而发展为精雕细琢的典雅富丽”【5】李清照“其丽处直参片玉之班”（李调元《雨村词话》卷三）姜夔“清空”（张炎《词源》）“清则丽，空则灵”（沈祥龙《论词随笔》）吴梦窗词“以绵丽为尚”（戈载《宋七家词选》）刘克庄赏识黄孝迈“婉约调”长短句，认为“其清丽，叔原、方回不能加”有论者总论唐宋词，认为“花间词派的主导风格是柔靡绮丽”“南唐词派的主导风格是哀婉凄丽”“婉约派主导风格是清切婉丽”“颓放词派的主导风格是颓靡放逸”“豪放词派风格由苏辛主导（笔者注：即是豪放壮丽）”【6】，可看出“丽”是词最突出的一种表现。
“丽”在唐宋诗词中的理性规范。对于呈“丽”风格的唐代诗歌，史学家、诗论家对之作出的理性规范可以以中唐诗歌为界分野成：初唐、盛唐主阳刚之美，基本是贬抑“华丽奢靡”风格取向，高扬诗歌创作的“壮丽”风格；中唐、晚唐主阴柔之美，基本上是追求“清丽”的诗风，晚唐更甚，嬗变为“艳丽”，而对“壮丽”则不以为然。如魏征主张“气质”与“清绮”并重“融合南北”、李白认为“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而主张“清淡浩歌，雄笔丽藻”和“辞欲壮丽，义归博远”、杜甫提倡“清词丽句必为邻”、殷璠的“既闲新声，复晓古体；文质半取，风骚两挟”重“质”又重“文”、皎然的“至丽而自然”、白居易“丽则丽矣，吾不知其所讽焉”、司空图《二十四诗品》除“雄浑”、“冲淡”、“沉着”、“典雅”、“劲健”、“自然”等外，还有重要一品“绮丽”。考察宋代诗话，关于“丽”风格范畴也发表了数不胜数的见解，对前朝诗歌以及宋诗的“丽”质作出了理性规范，与宋诗呈阴柔风格走向相合，理论家们对“清丽”、“婉丽”、“温丽”、“巧丽”、“雅丽”等偏阴柔的风格总体是持赞赏态度的；对“绮丽”、“靡丽”、“淫丽”、“侈丽”等过度阴柔的风格则反对居多。如蔡居厚《诗史》：“许浑诗格清丽，然不干教化。”认为清丽诗要干教化才好。朱弁《风月堂诗话》：“……自魏晋至宋，雅奥清丽，尤盛于江左；齐梁以下，不足道矣。”【7】对魏晋至宋的“清丽”之风非常称赏，而对齐梁以下的靡靡之音，认为不足为道。陈应行《吟窗杂录》：“一曰识理难，二曰精神难，三曰高古难，四曰风流难，五曰典丽难，六曰质干难，七曰体裁难，八曰劲健难，九曰耿介难，十曰凄切难。”【7】（P467）等等；论词则欧阳炯的《花间集序》明确地为“绮靡轻艳淫丽”之词张目，苏轼激赏于张先词之“典丽”和黄鲁直词之“清新婉丽”，张耒强调词“不雕琢而丽”、刘肃推崇周邦彦词“缜密典丽，流风可仰”，张侃论词“风姿婉丽摇曳”与“格律精严”并举、刘克庄“丽不至亵，新不犯陈”等等，诗学、词学理论对“丽”表现出的多方面内涵析精辩微，细致体认说明这一时期“丽”范畴已经非常兴盛了。
四、中国古典美学“丽”范畴的深化时期——元明清
“丽”在前朝的演进和嬗变为它在元明清美学视野中的深化提供了很好的平台。元明清时期，“丽”在许多艺术部门都得到了广泛深入的运用，人们对“丽”的审美质性有了更深刻全面的认识。
首先，“丽”在诗论视野中得到了深化。从“主体”论层面来看，认识到创作“主体”对于作品“丽”“风格”形成的决定性意义。如元代“师心”论者反对复古，主张尚今，尚我，重视个人才学，有才则各尽风格，“或以清淡称，或以雄深著，或尚古怪，或贵丽密，或舂容乎大篇，或收敛于短韵，不可悉举”【8】（685）江盈科主张“诗本性情”，指出“其诗流丽者，其人必疏爽”，将诗与创作主体的个性相联系阐说。刘熙载说：“六代之文，丽才多而练才少。”【8】（627）直接拈出“丽”才和“练”才加以论评，指出在诗风“绮靡”的六朝多“绮丽风华”诗家。在“本体”论层面，明确将“丽”作为诗歌不可或缺的本体质性论评。谢榛说：“作诗虽贵古淡，而富丽不可无。”把“富丽”作为诗歌不可或缺的质性要素。王夫之对诗文的“文与质”、“情与采”重新阐释，重视诗歌的文采形式美，认为“绮丽出于自然，风华来自本色”。刘熙载《诗概》说：“七古可命为古近二体：近体曰骈、曰谐、曰丽、曰绵，古体曰单、曰拗、曰瘦、曰劲。一尚风容，一尚筋骨。”【9】直接以“丽”这种诗歌审美质性来概说七古中的“近体”，抓住其最具表现力和审美性的特征予以总结。王寿昌《小清华园诗谈》卷上中花了近九百字重点阐释了什么是诗“丽”，指出“丽”诗具体表现在“浅而不浅”“淡而不淡”“粗而不粗”“易而不易”，将“丽”诗予以提升到“境”的高度辨证论说。
其次，“丽”在词论视野中得到了拓展。主要体现在论争“丽”与词之“本色论”、“正变论”关系时，逐渐拓展了对词“丽”美学质性的认识。陈师道曾在《后山诗话》中提出“本色”概念，有意区分诗词界限。李清照标举“词别是一家”，建立起词本位词学观，但他们都没有真正指出词之本色主要体现在词“丽”质性上，此期词论家明确指出词“本缘情之旨，而极绮靡之变”，“以婉丽流畅为美”，以“绮丽”“艳丽”为本色。如何良俊《草堂诗余序》说：“乐府以皦径扬厉为工，诗余以婉丽流畅为美”【10】，彭孙遹标举“词以艳丽为本色，要是体制使然。”（《金粟词话》）将“婉丽”“艳丽”作为词的审美本质属性。词之“本色”之争，实为探讨婉约词、豪放词孰正孰变，词史上词家多以“婉约”为正，即更认为词“丽”（主要是婉丽、清丽）是其本质审美属性，偏离此或太过者为“变”。如王世贞说：“《花间》以小语致巧，《世说》靡也。《草堂》以丽字取妍，六朝隃也。即词号称诗余，然而诗人不为也。……言其业，李氏晏氏父子、耆卿、子野、美成、少游、易安至矣，词之正宗也。温韦艳而促，黄九精而险，长公丽而壮，幼安辨而奇，又其次也，词之变体也。”【10】（306）“丽”是词的质性，但还有“正”“变”之别，王世贞更主张以“清丽”、“典丽”、“婉丽”、“绵丽”为正，而以“艳丽”、“壮丽”、“奇丽”等为变。
复次，“丽”在曲论视野中得到了多方面争辩。戏曲发展之初，曲论家并没有发现戏曲创作的主“丽”审美追求，直到元代末年的陶宗仪，他在《辍耕录·作今乐府法》中说：“作乐府亦有法，曰‘凤头、猪肚、豹尾’六字是也。大概起要美丽，中要浩荡，结要响亮。”【11】第一次从审美鉴赏的角度强调“曲”要“美丽”。其后，“丽”逐渐成为曲的一个重要立论标准。重视戏曲文采、声律等形式美的，认为“丽”是曲之本色；而持曲主抒情，不重视语言表达情感功能的，则认为不必语涉“藻丽”。何良俊《曲论》认为郑德辉《倩女离魂》语“清丽流便，语入本色”。王骥德《曲律》提出“曲以婉丽俊俏为上”主张，高度赏识“语不得不丽”的《西厢记》。而主“情”论者徐渭则以“通俗为美”，不以注重雕琢藻饰，辞藻骈丽为美，提倡民间文艺，强调要“从人心中流出”“真情”“天籁”（《南词叙录》）。徐复祚明确指出“然愈藻丽，愈远本色”（《曲论》）。沈德符认为主“柔靡绮丽”的晚明散曲大家梁伯龙、张凤翼是“纵有才情，俱非本色”【12】（722）。也有走折中之道的，如汤显祖在《答吕姜山》中强调“意、趣、神、色”，但也不废“丽词俊音”，认为“丽词俊音”是构就“曲”的重要美学质性要素。屠隆戏曲“本色论”标举“骋丽则尽藻，谐俗则尽情”（《章台柳玉合记叙》），强调曲“雅俗并陈，意调双美”。王骥德《曲律》细致比较和考察了前人关于南北曲的论说，拈出“流丽”、“雄丽”以条分南北曲风格，也是“丽”在曲评中深入发展的重要表现。
又次，“丽”在小说理论批评视野中得到持续论述。除萧绮《拾遗记序》提出“文存靡丽”，小说“丽”美特征鲜被认识，直到明朝小说开始兴盛起来，批评家才逐渐重视小说的“丽”的美学质性。汤显祖《点校虞初志序》中说：“《虞初》一书……虽雄高不如《史》、《汉》，简澹不如《世说》，而婉缛流丽，洵小说家之珍珠船也。”【13】（154他认为唐传奇的特色是“婉缛流丽”，从而肯定唐传奇在文学史上具有“小说家之珍珠船”的地位，他非常欣赏传奇“选词工丽”、“造句尖新韶雅”（《柳毅传》眉批）。桃源居士以“丽”为选编作品的重要审美标准，但基于“温柔敦厚”儒家礼教观立场，以“雅”来予以规正，他认为能匹唐诗，表一代之瑰制的小说应该是“词丽而近雅”（《唐人小说序》）。笑花主人《今古奇观序》指出“《金瓶》书丽”，凸现出《金瓶梅》作为小说的“丽”审美特性。“丽”也被引入到了小说评点中，如月岩《孝义雪月梅传回评》指出雪姐到家一段，比前面弟妹相逢一节更“婉转曲折，美丽新鲜”，给读者以更高层次的美的感受。
除此之外，“丽”在音乐、书法、绘画等艺术理论视野中也有着不同程度的深化表现，艺术家细致考察了“丽”的审美多维表现形态及艺术美学的丰富内涵。如朱简《印经》指出琴的审美质性为“丽”，说：“琴丽金完，信昭星灿”【14】徐上瀛《溪山琴况》论“丽”乐说：“一曰丽。丽者，美也。于清静中发为美音，丽从古澹出，非从妖冶出也。”【15】（119）直接指出“丽”即美也，从古澹出。祝凤喈《与古斋琴谱、补义》认定徵音“雅丽柔顺”，只有“徵音”才具有“丽”美特性。康有为赏识“奇伟婉丽，意态斯备”之魏碑书法美。石涛将画之质性要素“笔墨”与时代诗文风气相联系考察，发现“中古之画如初唐盛唐雄浑壮丽；下古之画如晚唐之句，虽清丽而渐渐薄矣”【15】（37）一切均标志着在元明清时期，中国古典美学“丽”范畴持续向前发展，逐步走向深化。
综上可见，作为中国古典美学的一个核心范畴，“丽”始终被置于较重要的地位，并对中国古典美学民族特色的形成和文学艺术的发展有甚为深刻的影响、制约和规范作用，并已成为中国传统美学观念、整体学术思想的渊源。
【参考文献】
【1】陈良运.周易与中国文学[M].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9.
【2】刘义庆.世说新语[M].张万起，刘尚慈.《世说新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8.
【3】刘勰.文心雕龙[M].李蓁非.《文心雕龙》释译 [M].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7.
【4】萧华荣.中国诗学思想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170.
【5】袁行霈等.中国文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81.
【6】余传棚.唐宋词流派研究[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
【7】王大鹏等.中国历代诗话选（二卷本）[M].长沙：岳麓书社，1985.
【8】贾文昭.中国古代文论类编（下）[M].合肥：合肥市杏花印刷厂，1982.
【9】郭绍虞.清诗话续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2436.
【10】陈良运.中国历代词学论著选[M].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8.
【11】《元明史料笔记丛刊·南村辍耕录》，中华书局本.
【12】陈良运.中国历代赋学曲学论著选[M].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2.
【13】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14】林同华.中华美学大词典[C].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1096.
【15】胡经之.中国古典文艺学丛编（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原载：《贵州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录入编辑：文若）
相关知识
韩国古典美学范畴 ——“风流”
光明日报：中国古典美学的文化基因
中国古典诗歌的审美意象
中国古代环境美学思想体系论纲
苏州古典园林植物景观形式美学浅析
德国古典美学
花赋——中国古典插花艺术刍议兼论东、西洋插花
论王尔德童话中的死亡美学
宋代休闲文化的繁荣与美学转向
【专访】中国美学史、美学原理、环境美学研究的边界与融通——陈望衡教授访谈录
网址: 【何世剑】中国古典美学“丽”范畴论纲 https://m.huajiangbk.com/newsview1068989.html
| 上一篇: 《扬子法言·渊骞卷第十一》完整版 |
下一篇: 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