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年李德生探望邓小平，席间谈到王近山近况，邓小平：我来安排吧
巴顿将军曾说：“一个军人最好的结局就是在最后一场战争中被最后一颗子弹打死。”
而一代战神“疯子将军”王近山没有得此“殊荣”。
1975年，复出后的邓小平专程到南京去，看望王近山，原本是打算对王近山这位自己在二野任职时的老部下委以重任，结果却得知了一个坏消息。
王近山身患重病，命悬一线，正在抢救。
邓小平闻此深感痛心，直接打断了南京军区首长的工作汇报，直言：我不要听工作汇报，我要听王近山的病情汇报。
王近山的女儿王媛媛回忆起来，从父亲病重离世再到身后事，邓伯伯的多次关照和指示，她将始终记得。
那么王近山和邓小平之间究竟有什么样的渊源呢？又有怎样的将帅挚情呢？
“疯子将军”王近山
1930年，一名15岁的蒙古族少年毅然参军，成为红军队伍的一员，自此开始了自己的戎马一生。
进入部队的第一天，他还改掉了自己原本的王文善之名，正式更名王近山，在他看来，自己的原名太过文绉绉了，他想要自己就像大山一样坚实可靠，取这个意思，所以他给自己更名王近山。
进入部队第二年，16岁的王近山就当上了连长，他渴望战斗，战斗起来不管不顾，不怕死，也因此结交了许多生死与共的战友。
一次战斗，王近山和敌人“同归于尽”，一起滚下了山崖，最后敌人粉身碎骨，王近山却奇迹般地活了下来，从那以后，战友们都管他叫“王疯子”、“疯子将军”。
“王疯子”打起仗来不要命，这在全军都是出了名的。
在战火硝烟的烽火岁月里，“王疯子”无数次同死神擦肩而过，并迅速从连长升到了营长，又从营长升到了团长，再到20岁就当上师长，成为了全军数一数二的战神。
而王近山之所以能够在战场上所向披靡，离不开三位统帅的栽培。
王近山自己曾说：“我算什么？不过一个放牛娃，我的勇敢是向徐帅（徐向前）学的，谋略是向刘帅（刘伯承）学的，果断是向邓政委（邓小平）学的。”
也因为受三位统帅的耳濡目染，王近山的作战能力与日俱增，他后来打仗更多是靠动脑子，不过特定的战役中还是会释放出那股“疯劲”。
1946年的大杨湖战役（又称定陶战役），邓小平还曾特意激发过王近山带兵打仗的这股子“疯劲”。
当时，邓小平和刘伯承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原本正在休整，但是敌情变化，刘邓商议过后，最终决定打这一仗，“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
指挥部的决心是下了，但是部队能否承受住连续作战的压力，一鼓作气拿下战争的胜利，成为了邓小平心中的忧心所在。
为此，邓小平特意召开了作战会议。
会上，邓小平直接问道：“我们是消灭敌人呢，就还是收拾背包回太行山？”
王近山听到这里，当场就请领了围歼敌军主力的艰巨任务。
而邓小平当时也深知，一众将领中，王近山的作战风格显然是最拼的，由他率部执行此次主攻任务再合适不过。
不过为了让王近山进一步知道此战的重要性，邓小平又特意给王近山打了一通电话，用上了激将法，在电话中说道：“王近山同志，冀鲁豫解放区是你们亲手创建的，是战士们付出了鲜血和生命的代价从敌人手中夺来的。这一战关系重大，打好了，我们就能在冀鲁豫站稳脚跟，打不好，那我们就得收拾东西，从哪儿来，回哪儿去。你好好估量一下，实话跟我说，这大杨湖你究竟拿不拿得下来，要能拿得下，我们就拼命打，要是拿不下，我们就干脆现在就撤退。切忌贪功好利，放空炮！”
王近山一听这话就“受不住了”，在他王近山的眼中，还没有打不赢的仗，电话一头的他立正站定，下赌注似地立下军令状：“请政委放心，我保证拿下大杨湖。”
彼时，敌方派出的将领是国民党陆军总司令顾祝同的亲外甥赵锡田，其率领的是国民党装备精良的整编第三师，号称嫡系精锐部队。
赵锡田此人更是自大无比，一早就吹嘘：“用不了两个礼拜，就可以占领整个晋冀鲁豫，把刘伯承赶回大别山去。”
但是可叹的是，他遇到了更加“不可一世”的王近山，就仿佛踢到了铁板一块，王近山怎么可能会任由赵锡田如此狂妄。
同邓小平通过电话后，王近山当即召集纵队各旅和部分主力团干部开动员会。
第六纵队17旅旅长李德生以及第18旅旅长尤太忠都参加了此次会议。他们后来都是二野有名的将领。
李德生回忆：“当天，王司令首先传达了邓政委在电话中的指示，道明了此战重要意义，最后当场表示‘此战任务是我代表全纵指战员，向刘邓首长立军令状要来的，哪怕最后打得只剩下一个旅、一个连，我们也要完成’。”
紧接着，王近山分配尤太忠的18旅配以李德生的17旅第49团担任主攻，并决定当晚就向大杨湖发起了进攻。
战前，王近山又给指挥所打去电话，报告“一切准备就绪”，最后又补了一句“不消灭赵锡田，我没脸回来见你们！”
战斗打响后，赵锡田及其率领的敌整编第三师很快就为自己的狂妄付出了代价，双方激战两天三夜，敌整编第三师主力59团已经几乎被吃下，赵锡田赶紧派出400多人，5辆坦克，想要救下59团。
而早已经将政委邓小平果断行事风格烙印在自己身上的王近山，当即选择孤注一掷，将后备力量全部拿了上去，最后终于取得胜利，全歼敌整编第三师主力59团。
兵败如山倒，很快整编第三师也全军覆没，师长赵锡田被生擒。
经此一战，我军必胜的局面就此奠定，毛主席从延安亲自向刘伯承和邓小平发去了祝贺电报。
李德生后来回忆说：“那真是一场艰苦的血战啊！许多年后回想起来，仍是那么地惊心动魄。”
而作为曾经的二野统帅，论及二野在解放战争中谁的功劳最大，邓小平会毫不犹豫地说：“是王近山同志，在许多艰苦战斗中最后是王近山同志去完成的。”
而其中，必然少不了大杨湖战役。
“我来安排”
新中国成立后，邓小平先后在西南局和中央工作，同二野仍然在军中的很多将领少了接触的机会。
而王近山虽然战场得意，情场却失意，同妻子韩岫岩的离婚风波几乎断送了他的军事生涯，后来很多曾经在他手下工作的将领们都陆续升任，但是他却被安排到河南一处农场工作。
“一代战将”就这么如流星陨落，这让很多当年二野的老战友们都看不下去，邓小平也不例外。
1974年，几经波折后“东山再起”的邓小平从老部下的口中得知了王近山的近况，当即表示：“我来安排。”
而告知邓小平的那位就是当年曾参与大杨湖战役的李德生。
1974年时，李德生任沈阳军区司令员，那年冬天，李德生从沈阳赶回北京参加政治局会议，特地去看望了自己的老政委——邓小平。
而李德生去这一趟，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为向邓小平反映自己的原直属领导——二野刘宗司令员王近山的近况。
事实上那时候，除李德生之外，还有不少老同志希望能在全国人大或全国政协为王近山安排一个适当的位置。
恰逢当年二野的老政委复出工作，大家将这一希望寄托到了老政委身上。
李德生去探访老政委的那一天，风清日朗，邓小平的精神状态极佳，他一见到自己曾经的老部下，就热情地同他握手，招呼他坐下。
后来，两个人就那样坐在那里，不知不觉就聊到了二野的历史。
李德生说：“那时我在六纵十七旅工作。”
邓小平当即反应过来，说道：“这个我晓得晓得，定陶战役打大杨湖，我和伯承同志指挥过你们十七旅安陵集指挥所。”
听到这里，李德生在一旁连续应声：“是，是。”
“还有1947年冬天，我和李先念、李达同志带领前线指挥所，带着国民党部队在大别山里转圈圈，也是你们十七旅掩护的我们。淮海战役战役南线阻击战，你们十七旅的表现也很不错……”邓小平谈起过往的几场经典战役，又滔滔不绝道。
李德生就听着，不时哈哈大笑，思绪都被带回到了那个战争年代，每一场战役都是那么地惊心动魄，刻骨铭心，没有往昔，又哪来今朝。
后来，邓小平又谈到了二野的几员猛将，开始手里一边在胸前比划弧形手势，一边说道：“陈锡联胸襟开阔，肚量大，能打仗；王近山敢打硬仗，很猛。”
邓小平提到的这俩人，无疑都是风云人物，还曾并称“二野两朵花”。
不过世事无常，曾经无一例外闻名全军、战功赫赫的二人，多年后的结局并不相同。
彼时，陈锡联任北京军区司令员，还进入了中央军委六人小组，负责中央军委日常工作。
而王近山在老战友许世友等人的帮助下，任南京军区副参谋长。
老战友们觉得，王近山的身份同他的赫赫战功太不相称了。
而同邓小平交谈中的李德生，听到王近山的名字，于是借由话茬，向老政委反映了王近山目前的处境以及多位老同志们的意见。
邓小平听到这，当即表态：“大家说得对，说得对，应该考虑这个问题。”
一旁的李德生也是没有想到老政委答应地如此爽快。
只听邓小平继续说道：“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也不应该忘记在革命战争年代做出过贡献的同志。目前人大常委会的人选，中央讨论过了，大概没有军队代表的位置了，但没事，我来告诉刘澜涛，建议给王近山安排当全国政协常委。”
李德生听到这里，十分感动，老政委果然还是当年的老政委，在知人善任方面，他做得一如当年。
后来，王近山被选为全国政协常委。
这次谈话令李德生终生难忘，他在自己回忆录中回想到这件事，曾评价称：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邓小平同志总是能从党和人民的事业出发，关心干部、爱护干部，对干部知人善任，爱才如宝，使人尽其才。
“就叫顾问吧！”
1975年，邓小平受毛主席的委托，着手整顿军队，正是任人用人的时候。
而当时的邓小平，心中仍然记挂着王近山，他专程去到南京，看望王近山，想要对他委以重任。
却不想，正赶上王近山在医院抢救，那时候，王近山已患胃癌。
王近山的女儿王媛媛当时就陪在父亲身边，她在自己的回忆录中亲切地称呼邓小平为“邓伯伯”。
她亲眼看到，当时南京军区的首长们正要向邓小平同志汇报工作的，但是邓伯伯说：“我不是来听工作汇报的，我要听你们汇报王近山的病情。”
王媛媛为病重的父亲当年能得到邓小平同志的关怀而十分感激，也为父亲因为病重错过继续为国家工作的机会而感到遗憾。
后来，王近山又同癌症斗争了3年，一直到1978年，带着前半生的辉煌，后半生的遗憾以及战场上情场上留下的不少伤痕，永远地离开了人世，他逝世于南京军区副参谋长的任上，年仅63岁。
而王近山走后，有关他的追悼会规格却成为了昔日老战友们的一大难题。
王媛媛说，父亲死前的最终职务是副参谋长，但其实人们都心知肚明，早在战争年代，父亲的职务和职位就已经是兵团司令一级的了，后来虽然终于能重新出来工作，却并没能恢复原职，而只是屈居在军区副参谋长这样一个军级待遇上。
那时，熟悉父亲的人见了他，依旧尊敬地称呼他为“王司令员”，不过他总是会不厌其烦地强调说他已经不是司令了，不要这样叫他！
人们不禁疑惑：为什么这个当年曾经的一代战神，20岁就当上了师长，在战争年代立下赫赫战功，死时的最终职务却只是副参谋长？
而时任南京军区司令员聂凤智深知这段不寻常的过往，深感为难，最后特意找来武汉军区副司令员肖永银，肖永银曾经在原二野王近山司令手下任职，聂凤智觉得，王近山的悼词，该由肖永银来写。
接过笔肖永银一度踌躇不前，他看着曾经的老首长的遗像，实在不忍心，曾经自己眼中的一代战神，如今要一个“副参谋长”就交代了轰轰烈烈的一生。
他大笔一挥，直接划掉了悼词上“副参谋长”的“副”字，并命人将改好的悼词传真到了邓小平的办公室。
彼时，邓小平远在北京，任中央军委副主席，日理万机的他抽出空来，亲自一字一句地审阅了王近山的悼词。
在看到悼词上划掉“副”字后，邓小平一通电话就打到了南京，他说：“人已经死了，不能下命令搞这个名堂。”
说罢，邓小平语气一顿，他失去自己曾经的爱将，面对王近山职务这一曾经很敏感、很令人为难的问题，最终“盖棺而定”道：“就叫顾问吧。”
由此，王近山的原“南京军区副参谋长”职务改为“南京军区顾问”，恢复了大军区正职的待遇，他的家人们也受到了更好的照拂。
再之后，到王近山死后第14年，即1992年，邓小平的心中仍然挂念着曾经的爱将，为王近山亲笔题词：“一代战将”。
邓小平用饱含将帅挚情的语气，对王近山的“王疯子”名号做出了诠释：那不叫疯，那叫革命的英雄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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