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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如夏花无尽芳华

花匠小妙招
2024-12-21 16:01

　　“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为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道出了沈从文独特的文艺观。沈从文在他所构筑的“湘西世界”里就充分展现了湘西人民那种特异而原始的生命形式和生活状态，为人们展现了一幅完全不同于都市文明的人性画卷。而在这幅风俗淳厚的画卷中，湘西女性形象更是晶莹纯净光彩照人。

　　沈从文在其小说创作中塑造了大量女性形象，其中有涉世之初自然单纯的湘西少女，有饱经沧桑淳朴顽强的农村妇女，还有生活在社会的底层痛苦不幸的妓女形象。这些女性无不体现着独特的人性之美，同时又因其各自的生活环境不同，其人性美也形成了多样化的特点，显得更加光辉耀眼。

　　通过作品我们可以发现，沈从文塑造女性形象大都是在一种“残缺”模式下进行的，湘西少女们多是孤儿或单亲，乡村妇女们多是丈夫离丧，而河街妓女们则更为凄惨，不但缺少和谐稳定的家庭，在作品中有时甚至连名字都没有。很显然，沈从文正是要把这些女性的生存环境建立在这种无法挽回、无法改变的残缺中，从而构成了人的生命与环境的对立，人与环境的矛盾便突显出来，成为人物生存发展所面临的最大最直接的障碍，人物的命运便取决于对这种矛盾的解决上。

　　其中，有的因为主体精神处于非理性自觉的蒙昧状态，生命主体便无从摆脱环境的摆布和制约，因而无法把握自己的人生命运。如《萧萧》中的萧萧、《柏子》中的老七等，而有的主体精神已有了摆脱蒙昧状态的觉醒，对于自身与环境之间的矛盾有了一定的认识，从而能够自主地把握自己的人生命运，如《边城》中的翠翠，以及《三三》中的三三的母亲、《菜园》中的玉太太等。但无论其命运如何发展，这些女性则始终洋溢着植根于湘西古老民族文化土壤的朴素的人性美，洋溢着坚强、诚实、单纯、热情的生命活力，这种与自然相契合的独特的精神气质与人物的生存环境，性别年龄、命运发展相结合，便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人性之美。

　　孤儿模式：自然纯净的人性之美

　　沈从文塑造的清新纯净略带土气的湘西少女格外引人注目，她们如同出水芙蓉，天然丽质，灵秀无邪。这些少女形象在作品中体现出一种极为自然和谐的人性之美。似乎她们便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是接受大自然的阳光雨露成长起来的。

　　这些少女身上具有的自然纯净之美与她们的生活环境必然戚戚相关，她们集中了湘西独具特色的自然、民族、风土人情中最为优美的成分。那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那种朴素动人的人性美在她们身上得到了最完美的体现。然而这些体现着完美的人性之美的少女们其家庭却是残缺的。这些女孩或是孤儿或是单亲，翠翠的父亲“服了毒”，母亲生完她后“到溪边吃了许多冷水死去了”。三三在三五岁的时候死去了父亲，萧萧和阿黑则从小没了母亲。她们在缺少一种人伦关怀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没有了家庭的束缚与制约，虽然生活得有些孤独和无助，却更加自由自在地“在风雨里长养着”。她们的成长依然是快乐的，并没有因为家庭的残缺而变得阴暗沮丧。

　　在塑造这些少女形象时，沈从文也多用自然界的景物，尤其是动、植物加以比拟，更加使得这些天真活泼的少女们融入了湘西那秀美神奇的自然景色中。如《边城》中的翠翠“如山头黄麂一样，从不想到残忍的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萧萧“象一株长在园角落不为人注意的蓖麻大枝大叶，日增茂盛。”；单纯而又任性的三三则“苗条的如一根笋子”，而那如同姐姐一样的阿黑就更是如此了，当五明“把笛子一吹，一匹鹿就跑来了。笛子还是继续吹，鹿就呆在小子身边睡下，听笛子声音醉人。来的这匹鹿有一双小小的脚，一个长长的腰，一张黑黑的脸同一个红红的嘴。来的是阿黑。”这些或是明喻或是暗喻便使读者在感受这些少女形象的同时，自然而然地感受到了这些少女所生活的环境，而这环境却不单是一种社会环境，更多的是一种自然环境。这些少女形象在读者眼中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融入了湘西的自然景色中，使读者有一种自然清新之感。

　　这些少女如同自然界中的动植物一样茁壮成长，这种自然的成长完全是一种生命的本能，没有错综复杂的社会因素，也没有封建落后的道德因素。她们的人生观里充满了美好与友善，她们的世界观里充满了自然与和谐。她们是“没有沾染人世间的一切功利是非思想，与自然融为一体的境界，是不含渣滓纯净透明的世界。”这一切使得少女们在对待爱情的抉择时也完全是出自一种生命的本能。

　　翠翠爱上傩送，并不是因为他是富有的船总顺顺家的儿子，在大老二老中选择二老傩送是被傩送开朗热情乐于助人的品格和飒爽英姿所吸引，完全是一种自然比较的结果。做了童养媳的萧萧冒着被沉潭或远嫁的风险与花狗私合，并且生了孩子，这是她的自然欲求向传统道德习俗的一次无意识的挑战。

　　无疑，当她们的神圣纯洁的爱情遭遇了复杂的社会，封建的道德时便显得不堪一击了。其结果自然是这些天真无邪的少女独自承受爱情的挫折所带来的苦痛。傩送因为怀着对哥哥天保的死的苦闷和对父亲给他安排婚姻的不满而赌气出走，使得翠翠孤独地守着渡口，企盼着恋人的归来。萧萧在花狗逃走以后，只得自己承担族人的惩罚。然而她们对待这份苦痛与不幸却没有表现得大悲大痛，只是默默地承受着，似乎所有的苦痛都如大自然中的一场风雨一样自然而和谐。

　　丧偶模式：顽强淳朴的人性之美

　　沈从文笔下塑造了一群有血有肉的乡村妇女形象，这些乡村妇女具备着中华民族劳动妇女的传统美德：勤劳、节俭、善良、宽厚。如三三的母亲杨太太，玉家菜园的玉太太，《泥涂》中的妇人等。从作品中我们可以发现，这些妇女们的命运是十分悲惨不幸的，她们有的失去了丈夫，如《三三》中三三的母亲、《菜园》中的玉太太、《泥涂》中的妇人，有的则失去了子女，如《王嫂》中的王嫂，可见，她们同样是生活在一种残缺当中。

　　但生活的残酷无法浇灭她们对生命本体的渴望。她们通过辛勤的劳动把自己的理想追求寄托在家人身上，使自己的残缺有了一种精神上的弥补，家人的幸福似乎就是她们毕生的事业。杨太太始终在碾坊劳作，用其特有的母性关怀哺育着三三；玉太太则凭靠经营菜地使儿子去北京读书；《泥涂》中的妇人则靠辛勤的劳作来维持儿子的生命。她们用坚强的意志和乐观的性格去面对自己生活的残缺，体现出一种感人至深的顽强淳朴的人性之美。

　　因此，在作品中，这些妇女形象给读者最大的印象便是辛勤地劳作。杨太太有自己的碾坊，玉太太则经营了二十亩菜园，不仅善于种菜，而且还能把白菜用各种方法制成不同风味的菜肴。这样的劳动自然是艰辛的，但这些妇女丝毫没有表现出对这种生活的抱怨，对生命的厌倦，反而愈加开朗乐观，而这也正是沈从文想要表达和赞美的——坚强的意志和顽强的生命力。

　　而在塑造这些妇女形象时，沈从文并没有刻意去表现生活的艰辛、命运的不幸给这些妇女带来的痛苦，而是侧重对生活的正面讴歌，看到的是个人与社会融合的一面，人性中的自然性与社会性始终处于自在自适之中，并竭力表现这种和谐自适中的审美意趣。

　　在作品中沈从文多从生命的角度，人性的标准去欣赏她们所表现出来的独特的淳朴顽强的人性美，并且在欣赏的同时，对这些妇女表达出一种尊重、赞美和感激之情。

　　妓女模式：热烈真挚的人性之美

　　沈从文在其丰富的小说创作中，同时也塑造了一些妓女形象。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通过塑造妓女形象来揭露封建旧社会的腐败，对封建社会加以控诉的作品是屡见不鲜的，如老舍的《月牙》、曹禺的《日出》都是如此。而沈从文则是从生命的角度，在塑造妓女形象的过程中，对其身上体现出的独特的人性美加以表现和赞美。

　　这些妓女的生活无疑是残缺的，她们的命运悲惨而凄苦，如同沈从文在《湘行散记》所写，“这些人有病本不算一回事。实在病重了，不能作生意挣饭吃，间或就上街走到西药房去打针，六零六三零三扎那么几下，或请走方郎中配副药，朱砂茯苓乱吃一阵，只要支持得下去总不会坐下来吃白饭。直到病倒了，毫无希望可言了，就叫毛伙用门板抬到那类住在空船中孤独过日子的老妇人身边去，尽她咽最后一口气。”

　　虽然做了妓女，她们决非金钱至上，她们同其他女性一样，渴望源于生命本能的感情，并且努力诚恳地追求着。但由于其特殊的生活方式，这些本属正常的要求却成了一种奢望。这种感情在其追求却又无法追求的矛盾中激化成为一种畸形的爱。在表现上，也有其独特的形式：《丈夫》中为生活所逼，被迫离开丈夫出来做妓女的老七，逢丈夫来探亲时，既要招待客人，又怕冷落了丈夫。有时把丈夫的烟管同火镰抢去，塞给一支“哈德门”，有时塞一小片冰糖在“丈夫口中”，并且记得丈夫的爱好，为其买了一把胡琴。而《柏子》中吊脚楼的妇人对桅子上唱歌的柏子的爱近乎是一种咒骂式的，看似泼辣蛮横，实则爱的真挚浓烈。这些妓女的爱的方式不但不让人反感斥责，反而同情其爱的辛酸和悲苦，不但没有因其做了娼妇而感其淫荡，反而让人体会到她们身上放射出的一种人情美、人性美。

　　沈从文笔下的妓女形象，因其生活的畸形而导致其爱情的畸形，而这种畸形的爱情也正是她们赖以生存的精神支柱，在表现上体现出一种独特的热烈而又真挚的人性美。沈从文在一种极为狂野粗犷、淳朴自然的乡村氛围中书写着人性赞歌的另一种形态，作品中对河街妓女的生存方式根本不做伦理上的衡量，相反，她们身上所带有的原始蛮性的情感与生命欲望，在作者的人文价值判断中具有了审美意义，那便是情感的奔放与生命的庄严。

　　在沈从文看来，她们的生命感和情感的非伦理性特征，正是构成了她们形象的“自然”属性，体现成为极为真挚、热情的人性美。虽然她们的生活方式是违反传统的道德观念的，即使在封建思想顽固的社会形态下，也会受到世俗强烈的批判。但“这里涉及到另外一种民间淳朴的道德标准，民间也不是都持这样的道德，一般情况下，民间是弱势，它总是被强势文化道德所覆盖。所以封建的一套道德标准仍然会在民间起作用。但在真正的民间底层，人的生存是第一性的，其他道德标准观念都比较淡漠。”

　　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乡下正是这种“真正的民间底层”，因此，在分析沈从文笔下的妓女形象时，不应从道德的角度去评判，而是应从一个生命的角度去分析。“他们的欲望同悲哀都十分神圣”，我们所要体会和感悟的，正是这份发源自人类纯洁灵魂的神圣。

　作者单位：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