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昊：变与不变——蚕花戏的原初面貌及其变异

• 花匠小妙招
• 2024-12-23 05:49

蚕花戏即便对于戏曲研究者也是一个比较陌生的名字。然而，在嘉湖杭一带丝绸之乡，兼具酬神意味和娱人色彩的蚕花戏曾经家喻户晓，非常风行，它寄寓着蚕农祈祷丰收的美好愿景，富有浓郁的地域色彩，影响深远，成为蚕乡民俗的重要组成部分。

蚕花戏 

在其诞生之初，蚕花戏通过艺术手段再现、模仿蚕桑生产过程，呈现出思想明确、结构单纯、脚色简单、语言俚俗等特点，是一种典型的载歌载舞的乡村民间小戏。此时，它与蚕桑生产关系密切、水乳交融。

不知始于何时，在演进中蚕花戏发生了重大变异，变异之后的蚕花戏与其原初面貌之差别彰明较著。对变异之后的蚕花戏晚近文献有所记载，其说有二：一种意见认为它是海宁一带的皮影戏（羊皮戏），另一种意见以为它是吴江盛泽镇一带的小满戏。

据笔者所知，学界迄今未见专文提及蚕花戏的原初面貌，更遑论对蚕花戏比较全面的探究。有鉴于此，笔者不揣谫陋，拟从蚕花释义补正、蚕花戏的原初面貌、蚕花戏的重大变异这三个方面入手，对这一论题加以初步阐述，期待引起方家关注。

一、“蚕花”释义补正

蚕花戏既然以蚕花为名，两者之间必然有着极其密切之联系。因此，准确把握蚕花的具体所指是理解蚕花戏的基本前提。然而，权威工具书《汉语大词典》收录蚕花的义项并不全面，需要补充。

《汉语大词典》胪举了蚕花的4个义项：

1.指蚁蚕。清沈公练《广蚕桑说辑补》卷下：“子之初出者名蚕花，亦名蚁，又名乌。”

2.方言。指蚕茧。《中国歌谣资料·官员专欺湖州人》：“百姓养蚕日夜做，蚕花收成七八分。”

3.养蚕期间，蚕农为讨吉利，称一般野花为蚕花。茅盾《春蚕》二：“ 四大娘又拔下发髻上那朵蚕花，跟鹅毛一块插在蚕箪的边儿上。”

4.蚕忙季节上市的一种小虾。明谢肇淛《西吴枝乘》：“吴兴以四月为蚕月……又有小虾，亦以蚕时出市，民谓之蚕花，蚕熟则绝无矣。”[1]

《汉语大词典》

据我们所知，蚕花至少有8个义项，下面对其他4个义项分别予以补充。

5.   指纸花。清徐豫贞《己卯元旦村居即事》其二：“阮道相连南北家，草堂团拜笑言哗。久叨行辈尊殊忝，便饮屠苏后亦嘉。村妇搊弦分盎粟，乞儿剪纸送蚕花。年年一度催头白，且办青鞋踏草芽”[2]。

6.   由“乞儿剪纸送蚕花”可知，此处蚕花乃以纸剪成，系乞丐在元旦乞讨的工具。《湖蚕述》卷二：“俗于腊月十二日、二月十二日礼拜经忏,谓之蚕花忏。僧人亦以五色纸花施送,谓之送蚕花(《吴兴蚕书》)”[3]。蚕花亦为纸花，只不过是五色而已。

6.指蚕神。清钱载《清明》：“早起篱门卵色天，犬声落落鹊声传。踏青人出村无雨，上冢船回树有烟。海上远山看此屋，城南新火伴今年。蚕花祭后忙催剧，豆荚桑枝遍野田。”诗后注云：“禾俗，蚕家谓蚕神曰蚕花，祭必以清明夜”[4]。

禾指嘉兴，禾俗即嘉兴的风俗，嘉兴蚕户称蚕神为蚕花，必须在清明之夜对其加以祭祀。这一义项对理解蚕花戏的功能相当重要。

邮票《嫘祖始蚕》

7.指蚕。清高铨《蚕桑辑要》卷上“百花水浴”条：“二月十二日取清水一盆，采各草木花揉水浴之。盖湖俗以蚕为蚕花。是日谓之百花生日，用花浴蚕即是物以类聚之意。又此时离谷雨不远，蚕将生发，百花皆具生气，故乘其气以浴之。”[5]明确指出湖州一带把蚕称作蚕花，以花浴蚕乃取花有生气及物以类聚之意。

8.指花蚕。清程岱葊《蚕家乐》之《蚕花戏》：“家家养蚕蚕起家，花蚕颠倒呼蚕花。”[6]湖州一带还将花蚕两字颠倒称之为蚕花。

花蚕是蚕的一个品种，何石安、魏默深《蚕桑说略》“说蚕十条”之“蚕种”说：“蚕有咸种、淡种、金种、花蚕，有三眠者，有四眠者。三眠种，三眠三起；四眠种，多一眠，亦相同。金种身小而茧实，花蚕遍体斑斓，咸淡各随其本质。”[7]

据称为沈周所作的《田家乐》：“春养花蚕供衣服,夏日焚香检道书。秋畜黄鸡肥啄黍,冬舂白米有盈余”[8]。汪日桢《题蚕事图十首次韵》之《花蚕》“秋儿秋母尽堪珍，別有花蚕种更新。岂独文章辉五色，请看他日布经纶”[9]。

由上引文献可知，相对而言，花蚕是一种比较新的蚕的品种，得名之由应是其浑身色彩斑斓，可谓名实相符。

综上所述，《汉语大词典》对蚕花释义仅包括蚁蚕、蚕茧、野花、小虾等4个义项，而未涉及纸花、蚕神、蚕、花蚕等4个义项。

概括而言，8个义项又可以分为4类：一是蚕的不同名称及阶段，如蚕、花蚕、蚁蚕、蚕茧，涉及蚕桑生产过程；二是蚕神，涉及蚕桑民间信仰；三是花，包括真花与纸花，涉及蚕桑民间风俗；四是小虾，涉及蚕桑相关时令产品。

民俗清明轧蚕花

从相关文献看，与蚕花戏关系最疏远的是第三类小虾义项，其次是第四类花义项，相比较而言，一、二两类义项和蚕花戏的关系非常密切，尤其是蚕神义项，而这些在《汉语大词典》中都有不同程度的缺失，正因如此，我们对蚕花之释义不惮辞费地予以补正就显示出其必要性了。

二、蚕花戏的原初面貌

蚕花戏或亦称为唱蚕花，最早提到它的是明朝沈周。

沈周（1427－1509），字启南，号石田，晚号白石翁，长洲（今江苏苏州）人。《水乡孥子十首有序》是他成化己亥（1479）年创作的，其序曰：“吾乡以水为害者接岁，民多委沟壑，否亦转徙，牧民者不之加恤，而以户傭井税，概于膏腴之乡，故其害益甚。为孥子者固无苦，为父母者固有爱，今者反是，因举孥子所历言之，则孥子之父之母，不言而可知已，亦犹诵《麟趾》以识文王子孙之善也。”[10]

《沈周集》

由此观之，这组诗记载了沈周家乡长洲一带农民的困苦生活，表达了其关心民瘼的情怀。组诗其十云：“水乡孥子最堪嗟，自小离乡不恋家。终日趁娘求活去，傍人门户唱蚕花。”[11]

据此，唱蚕花是由男女（母与子）两人表演的，时间上并不固定，从早到晚均可，地点是人家门户前，这是典型的走街串巷的演出，以赚钱糊口为目的。明代的长洲蚕桑养殖业非常发达，唱蚕花在此地成为卖艺乞讨的一种方式，表明它与蚕桑养殖密切相关。

吴锡麒(1746—1818),字圣征，号谷人，钱塘(今浙江杭州)人。以诗和骈文著称，亦能词，擅戏曲，《藤花曲话》称其所作南北曲“亦复妙墨淋漓”，曾撰《渔家傲传奇》（已佚）。其《满江红·长田村观蚕花戏》：

田野春闲，问谁试、随身竿木。渐打彻、声声腰鼓，看场人簇。大妇惯为乌爨弄，小姑才过油花卜。赛马头、弦索一般清，迎神曲。  食几叶，红蚕熟。收几箔，银丝足。早郎当舞罢，日斜茅屋。图画宛然田戏好，流连那得秧歌续。听余音、缥缈竹枝遗，波摇绿。[12]

此词蕴含信息比沈周诗作丰富得多，对我们认识蚕花戏具有重要意义，弥足珍贵。

由词题可知，这是作者在浙江海宁长田村观赏蚕花戏之后所作。按其所述，蚕花戏由姑嫂二人即“大妇”“小姑”表演，嫂子表演歌舞，小姑用油花占卜蚕桑之兆。时间是春季农闲期间，地点是田间地头临时的“看场”。欢快的腰鼓声吸引来大批观众，他们簇拥着观看演出。弦索乐器弹奏出清远悠扬的迎神曲，赛马头娘活动在乐曲中虔诚地开展[13]。

《乾嘉诗人吴锡麒研究·吴锡麒年谱》

表演模拟了幼蚕养成红蚕（老熟的蚕）的过程，以及养殖户收茧变卖获取足丝纹银的喜悦。蚕花戏结束已是日落时分，观众沉浸在画图般美丽的田园景象中，流连忘返，久久不忍离去。

这首词透露了蚕花戏的如下信息：一、与蚕桑业密切相关，内容涉及其生产过程；二、和祭祀蚕神紧密相关，穿插了赛马头娘活动；三、演员是两个女性，属于载歌载舞的民间小戏；四、表演地点是田野，时间是农闲，以腰鼓和弦索乐器伴奏；五、感染力强，为民众喜闻乐见。

戴莼（生卒年不详），一名福震，字羹叔，号秋忆、味秋，浙江德清人，著有《红蕉庵诗集》。其《湖州乐府》之《唱蚕花》：“一夫持钲一妇偶，以钲节鼓互前后。儿童开户纷相呼，出入嘻嘻开笑口。曼声相和低复扬，杂以俚语取吉祥。但祝蚕花岁岁茂且盛，终以收茧始采桑。同是男耕妇织身，胡为入市趋歌尘。唱随未必具真乐，廉耻鲜矣风非淳。有人摇手戒勿语，何必高谈尤泥古，君不見，村落檥船击花鼓”[14]。

张金泉绘《江南蚕花节》

诗的前八句是对唱蚕花过程的描述，后七句是作者表达对唱蚕花的态度。据诗描述，唱蚕花的演员为夫妇两人，丈夫持“钲”，妻子拿“鼓”，在钲、鼓合奏声中，一前一后上门表演。演出颇受儿童欢迎，他们闻钲鼓之声即知将有唱蚕花表演，纷纷开门，呼朋引伴，喜笑颜开，这表明当时以钲鼓之声招揽观众比较常见。两人舒缓的歌声忽高忽低，相互应和，形成美妙的和声，唱词之中夹杂着表达吉祥之意的俚俗之语。

演唱以采桑开始，以收茧结束，最后是“但祝蚕花岁岁茂且盛”，即祝福蚕桑年年获得大丰收。诗人认为夫妻的本分应是男耕女织，两人唱蚕花是不务正业，这种“夫唱妇随”其实并非真快乐，而是寡廉鲜耻、伤风败俗之举。尽管如此，他也无奈地意识到自己的观点是落伍的，根本无法阻挡民众对唱蚕花的喜爱[15]。

程岱葊（生卒年不详），字星甫，号道场山人，浙江湖州人[16]。其《蚕家乐》之《蚕花戏》云：“家家养蚕蚕起家，花蚕颠倒呼蚕花。花信风番二十四，蚕花比之演为戏。夫随妇唱东南来，儿童相逐笑口开。绿裳红袄群相催，本地风光试一回。手持箕帚堂前绕，声容罄折花枝袅。先唱蚕生继蚕老，分茧称丝等珍宝。曲终奏雅作谀词，主妇听之喜且嗤。半生辛苦天公知，何日真当富贵时”[17]。

诗中所写与戴莼《唱蚕花》所述高度契合，可以互相印证。湖州每家每户以养蚕为业，将花蚕颠倒之后称为蚕花。蚕花戏是比拟于“二十四番花信风”节令时序的，用以表达期盼“蚕花二十四分”的美好愿望。“夫随妇唱东南来，儿童相逐笑口开”，可视为“一夫持钲一妇偶，以钲节鼓互前后。儿童开户纷相呼，出入嘻嘻开笑口”的精简化。

蚕花庙会

两者所描述的夫妻表演深受儿童欢迎之情形如出一辙。尤其难得的是，程氏与戴氏所写形成互补，合而观之，蚕花戏的表演程式、服饰装扮得以呈现。表演者身着绿裳红裙，色彩浓丽，颇具丰收的喜庆色彩。

演员先赞美一番湖州本地秀美风光，继而手持簸箕、扫帚两种道具，在房屋正厅之前一边转圈一边歌唱，女子身段袅娜，舞容歌声相当动人。演唱内容涉及从蚕出生到蚕老再到结茧称丝的全部生产过程。在戏将结束之时，演员说一些迎合雇主的“谀词”，以《唱蚕花》衡之，无外乎“但祝蚕花岁岁茂且盛”，愿雇主大富大贵之类的吉祥话。

这种原初面貌的蚕花戏在1910年前后还不断上演，1910年3月6日的《新闻报》“示禁蚕花戏”云：“湖州德清县所辖中管白表一带地方，每遇新年，各家男女均出外演唱蚕花戏，或夫妇或兄妹或翁媳均可串演。一月之中，获利甚厚。届时若不出外演唱，是年田蚕定占不利。迷信已久，未易破除。兹闻德清县姚大令以男女合串，攸关风化，业已出示严禁，如违提究。未识能破迷信而挽颓风否。”[18]

这对前引蚕花戏文献有几点补充：一、除了母子、姑嫂、夫妻之外，演员配置还可以是兄妹、翁媳；二、演出一个月的报酬相当优厚；三、几乎每家都有人演蚕花戏，因其迷信不演出会对收成不利。

戴敦邦绘蚕神马头娘

综上所述，蚕花戏与蚕桑养殖及蚕神马头娘信仰息息相关，可能出现于明朝中叶，清代盛行于以湖州为代表的嘉湖杭等蚕桑之乡，深受民众喜爱。原初面貌的蚕花戏是载歌载舞的民间小戏，演员多由一男一女组成（少数情况亦有两个女性的），他们以务农为主业，特定时间靠演出获益，都不是职业演员，可以称为半职业化演员。

其演出场所并不固定，但均在室外露天，或为田间地头，或为门厅之前，以腰鼓、弦索、钲等为伴奏乐器，还有以扫帚、簸箕为道具的。

这一脉络的蚕花戏演出形态比较单一，一直没有发生什么实质改变，但生命力相当顽强，直至20世纪初还在上演。

三、蚕花戏的变异面貌

上述原初面貌的蚕花戏在现代戏曲书目及著作中均已失载，当我们在晚近文献中再次发现“蚕花戏”这一概念时，对它有两种解释：一种认为蚕花戏是皮影戏，另一种以为蚕花戏是小满戏。

无论是两种说法中的哪一种均与原初面貌的蚕花戏有巨大差异，因此我们并未称它们之间的关系为演变或衍变，而是称之为变异。变异之后的两种“蚕花戏”均不再是半职业演员表演的民间歌舞小戏，而是职业戏班的专业表演，只不过皮影戏是以羊皮影为物质媒介，小满戏是以真人为物质媒介。

虽然两者皆同为职业戏班演出，但是，后者的演出规模比前者要宏大得多，演出酬金也要丰厚得多。下面分别述之。

蚕花戏

先看皮影戏说。根据顾希佳的调查：“海宁一带的‘蚕花戏’也是颇具特色的。当地旧时有很多羊皮戏（皮影戏）艺人的戏班子。每年清明前后，蚕农往往全村凑钱，合资雇请羊皮戏艺人到村里来唱一台‘蚕花戏’。届时，在某一家的正厅里，关上大门，供起一张八仙桌，桌脚下各衬长凳，将它垫得与戏台一般高，作为祭桌。祭桌的对面则是羊皮戏的戏台（一个长方形的绵纸框作为屏幕，幕后一盏油灯照明）。祭桌上供蚕神像、腊烛、香、祭品（一般是猪头一个、全鸡一只、生鲢鱼一条、厨刀一把、筷一把、盐一撮，爵加若干水果、糕饼）。在香烟缭绕中，村中老幼则聚集在祭台和戏台之间，饶有兴味地观看，既娱神，又娱人。演完整本羊皮戏之后，此时必加演一段《马鸣王菩萨》，屏幕上出现一个女子骑在马上，来回驰骋，同时唱起这首民歌。羊皮戏艺人临走时，他们刚才演出用的绵纸（即屏幕），则必定是要被主人们要了去的，珍藏起来，届时用来贴在蚕匾里衬幼蚕，据说是可以兆丰收的。这张纸俗称‘蚕花纸’。这一习俗延续至六十年代初。”[19]

马鸣王菩萨

皮影戏在海宁一带具体何时被移植作蚕花戏，由于文献资料匮乏已不可考。与原初面貌的蚕花戏不同，这里演蚕花戏的是当地职业皮影戏班，演出时间已经固定为清明节前后，演出地点已由室外转入蚕农家的正厅。

戏班所演主体已不再是小戏，而是整本大戏，在大戏结束之后，必须加演《马鸣王菩萨》作为饶头戏，可见，演戏之时祭祀的蚕神是蚕花娘娘。职业皮影戏班演出酬金较高，已非一户蚕农能够承担，因而，由全村蚕农凑钱雇请戏班上门表演。蚕花戏的主体内容与蚕桑生产不再有什么直接的关系。

从环境布置、祭品摆放、表演程式、珍藏蚕花纸等方面看，这种蚕花戏已经是蚕乡民间信仰习俗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蚕俗风尚仪式的一部分，例如用演出的屏幕（蚕花纸）贴在蚕匾里衬幼蚕以预兆丰收的习俗。

其实，在这里，皮影戏之所以被称为“蚕花戏”，盖因其演出的目的是庆祝蚕茧丰收进而娱蚕神也娱蚕农。

惟其如此，剧目相同、程式相同的皮影戏基于演出目的之不同而有不同之称谓。如“皮影戏班上农家演出，以家堂戏、蚕花戏、周岁戏（婴、幼儿生日）、暖房戏（做亲戏）、庆寿戏等吉庆戏为主。每次演出，都有一套相同的程式，成为习俗。一般次序为：敲闹台锣鼓，演开台（武打折子）戏，随后是《跳八仙》、《开天门（敬神）》、《城隍启奏、麒麟送子》、《魁星踢斗》、《跳加官》、《灶司送元宝》、《礼官祈福》等吉庆过场戏，此后便上演正本（统本）文戏。演出结束收场拆台时，唱《马鸣王》，祝东家蚕花茂盛。”[20]

再看小满戏说。据《苏州戏曲志》记载：“蚕花戏又称‘小满戏’。这是流行在吴江盛泽镇一带的风俗……每年‘小满’时节，以庆贺蚕花娘娘生日，保佑百姓养蚕兴旺，盛泽镇上几百家丝行，共同出资请戏班在蚕皇殿演剧。《盛湖志》记载：‘四月……乡村各家闭户，官府停征收，里闬往来庆吊皆罢，谓之小满戏。’此俗延至民国。”[21]

《苏州戏曲志》

小满是夏季的第二个节气，也是民间传说中的蚕神诞日，蚕结茧即在小满前后。《清嘉录》卷4记载：“小满乍来，蚕妇煮茧，治车缫丝，昼夜操作”[22]。

在盛泽一带，小满戏何时被称为蚕花戏亦因文献缺失而不可考。与海宁皮影戏相比，演小满戏的是更为专业的戏班，演出时间固定化在小满节气，演出地点在蚕皇殿里专门的戏台，所演的是剧种大戏。由于受邀戏班人员更多、所演剧目更为丰富，演出酬金亦更高昂，所以由盛泽镇几百家丝行共同出资邀请戏班商演，其排场更为奢华，其花费更加不赀。

先蚕祠内戏台前的广场相当宽广，可以容纳几千名观众看戏，场面十分壮观。演出期间，丝行业学徒、店员全体放假3日，节日氛围浓郁。小满戏所演之剧种及观众之热情见于《盛泽镇志》的记载：

《盛泽镇志》

每逢此节，在先蚕祠演祥瑞戏，以取吉利。由盛泽丝业公所出资延请戏班演戏三日，演昆剧与京剧，俗称“小满戏”……《盛湖竹枝词》云：“先蚕祠里剧登场，男释耕耘女罢桑。只为今朝逢小满，万人空巷新斗妆。”[23]

据说，在酬神演戏的接连三天里，形成了一定的惯例：第一天演昆剧，第二三天演京剧，登台献艺的均为名班名角,戏文内容皆取祥瑞、吉利之意。届时江浙一带乡民近趋远赴,观者如潮[24]。小满戏能够连演三天，其所演剧目一定非常丰富，受邀者均为名班名伶，其戏资必定价格不菲。其名为小满戏是因为表演时间在小满节气，其名为蚕花戏是因为演出目的是祭神祈愿蚕茧丰收，两者的交叉在于在小满时节上演戏曲以酬蚕神，所以此处的蚕花戏不是一个剧种概念，而是具有相当的开放性和包容性。

惟其如此，它可以是昆剧与京剧的混搭，甚至还不局限于此，如今的小满戏已经不再上演昆剧，而是上演锡剧、越剧、京剧、沪剧，且以越剧为主[25]。因而其地方色彩更加突出，所演剧种剧目更加丰富。

结  语

概而言之，蚕花戏最迟在明代中期即已诞生，它产生并盛行于嘉湖杭一带蚕乡，与蚕桑生产、蚕桑文化、蚕神信仰等密切相关，这种物质与精神的土壤既决定了其地域性色彩，也限制了其更为广泛的传播。

连环画《蚕神的故事》

原初面貌的蚕花戏是形式简单、载歌载舞的民间小戏，其表演的主体内容和蚕桑生产直接相关，它模拟了从养蚕之始到丰收获利的蚕桑生产全过程，表演者通过娱神、娱人及祝福蚕桑丰收的方式达到谋利谋生之目的。其演出时间并不固定，均在露天演出，表演者仅两人且非职业演员，伴奏亦较简单。随着社会的发展，有的蚕乡地区需要形态更丰富、娱乐性更强的形式来替代这种形态的蚕花戏。

于是，海宁地区直接将皮影戏移植来作为蚕花戏，而盛泽地区则直接嫁接昆剧、京剧等来作为蚕花戏。尽管存在着规格、层次的不同，但两者均由职业戏班来表演吉祥、喜庆的剧目，表演的主体内容已蚕桑生产无关，但演出时间是固定的，前者在清明前后，后者在小满节气，只因其沿袭了酬谢蚕神祈愿蚕桑丰收的功能，所以因袭了蚕花戏之名。

两者均与原初面貌的蚕花戏迥异，应该说，不是由后者一脉直接发展而来的，其间经历了较大的变异，或可称之为蚕花戏的变异面貌。

当然，这里所谓的变异是指外在表演形式上的，若从祭蚕神、祈丰收、娱神娱人的内在精神而言，它们反而是基因的传承与复归。至于说其间变异的具体过程考索，只有期待新文献资料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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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罗竹风主编：《汉语大词典》，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3年版12160页。按：该词条义项1沿袭了丛书集成初编本《广蚕桑说辑补》之误，《广蚕桑说辑补》的作者实为沈练而非沈公练。

[2] 徐豫贞：《逃葊诗草》卷四，清康熙杨昆思诚堂刻本。

[3] 汪日桢著，蒋猷注释：《湖蚕述注释》，农业出版社，1987年版35页。

[4] 赵杏根选编：《历代风俗诗选》，岳麓书社，1990年版225页。该选本中“蚕花祭后忙催剧”原误作“蚕花祭后忙催着”，此据清乾隆刻本《蘀石斋诗集》改。

[5] 高铨：《蚕桑辑要》卷上，清道光遵义王青莲刻本。

[6] 程岱葊：《西吴蚕略》，《续修四库全书》978册，子部·农家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166页。

[7] 何石安、魏默深：《蚕桑说略》，《四库未收书辑刊》 4辑·23册，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462页。

[8] 褚人获辑撰，李梦生校点：《坚瓠集（二）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457页。

[9] 汪曰桢：《玉鉴堂诗集》卷四，民国吴兴丛书本。

[10] 沈周著，张修龄、韩星婴点校《沈周集（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137页。

[11] 沈周著，张修龄、韩星婴点校《沈周集（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138页。

[12] 张宏生主编：《全清词·雍乾卷》第12册，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6614页。

[13] 马头娘是民间信仰的蚕神，亦称马明王菩萨。

[14] 潘衍桐：《两浙輶轩续录》卷三十八，《续修四库全书》1686册，集部·总集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454页。

[15] 与吴锡麒的记载相比，唱蚕花除了没有赛马头娘，演员不是两个女性之外，其他均极相似，因此，可以认定唱蚕花即蚕花戏。

[16] 程岱葊的字号是根据《西吴蚕略》的作者署名，里籍是根据卷首之《引》所称“惟吾湖沈东甫……盖自鸣土音之操……”等语加以判断。

[17] 程岱葊：《西吴蚕略》，《续修四库全书》978册，子部·农家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166页。

[18] 傅谨主编：《京剧历史文献汇编（ 清代卷） 伍》，凤凰出版社，2011年版163页。

[19] 顾希佳：《杭嘉湖蚕乡信仰习俗查考》，《民间文艺季刊》1986年第3期。

[20] 崔金华主编：《海宁皮影戏 》，山西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40页。

[21] 《苏州戏曲志》，古吴轩出版社，1998年版389页。

[22] 顾禄撰，王湜华、王文修注释：《清嘉录》，中国商业出版社, 1989年版105页。

[23] 《盛泽镇志》，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431页。

[24] 蒋猷龙主编：《浙江省蚕桑志》，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364页。

[25] 阳昕：《变迁中的民俗——从吴江小满戏看“非遗”整体性的重要意义》，《文化遗产研究集刊7》，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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