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贵州日报
中国绘画有三大科目:山水、人物、花鸟。花鸟画下,又有走兽、花卉、鸟类、水族、蔬果等分科。细观由古至今的花鸟画,大致有两类题材:一类是烟火题材,如蔬果中有西红柿、青瓜、大白菜、芋头、马蹄之类,再如白石老人笔下的虾;一类是祥瑞题材,如“柿子”代表“事事如意”;葫芦寓意“福禄”;九只鹌鹑在一起,常常有“久安”的隐喻;“猫”和“蝴蝶”同入画,便是“耄耋”,是祝寿的题材……这类花鸟吉祥画,简直是从吉祥话中而来。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朱万章先生新出版的《应物而祥》一书,即从明清花鸟画入手,解析其中的吉祥寓意和文化源流。
中国花鸟画的滥觞由来已久。从史前时代的花鸟鱼虫图案,到秦汉晋唐时期的壁画、帛画等,都可见到花鸟画的雏形。早期的花鸟画,多为记事、装饰之需。唐宋年间,花鸟画则兼具寓兴的功能,画家笔下的花卉、鸟兽、草木,被赋予了不同的含义。到了明清时期,花鸟画中具有祥瑞寓意的题材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寓兴的范围与社会功能均超越了既往时代。作者认为,传统花鸟画被赋予祥瑞之意,有三种情形:一因谐音而得吉祥之意,如柏树、柿子和如意在一起,便有“百事如意”之寓;二是传统文化语境的赋予,如牡丹寓意富贵,松鹤喻指长寿;三是拟人化,如辛夷花被视为“素色幽香”的君子。本书即围绕其中部分主题展开讨论。
首先是谐音而得吉祥之意的花鸟画。以代表“事事如意”的柿子入画为例,现存明清期间含“柿”最多的是所谓的“岁朝图”,即为了庆贺“岁朝”(阴历正月初一)而画的图。毫无疑问,“岁朝图”的生成与传播,是传统新春吉祥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传递的是民众所共同祈求的福祉与祥瑞。
而在“岁朝图”诸多花果中,“柿子”因谐音而自然而然地受到画家的追捧。无论是康、乾时期以宫廷为主体的官方受画人群体,还是嘉道、光宣时期以上海、扬州、广州为主体的民间受画人群体,他们所表现出的精神诉求与愿景都是相通的。而在画法上,柿子因特有的生物属性,在画中大多以朱砂或赭石绘就,光彩鲜艳,引人瞩目,形成强烈的视觉冲击力。由此不难看出,与阳春白雪的文人画最大的不同,此类“岁朝图”具有广泛的受众群体,是明清时期文人画系统之外的另类,也是商业文明发达与民众精神场域的表现。
其次是传统文化语境的赋能。以在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中有“长寿”之意的菖蒲为例,蒲本身具有延年益寿的食用功能。在长寿之外,菖蒲更被赋予清新、脱俗、仙灵的意韵。尤其到了明代,市井文化兴起,文人画也得到长足的发展,世俗化的审美情趣与文人逸趣交互并存,使得菖蒲这种兼具文人逸趣与世俗审美的“灵草”成为文人笔下常见的绘画题材。可以说,明代文人无论在诗歌中还是在图画中,都比以往任何时期表现出对菖蒲的钟爱。很显然,这是和当时的文化语境分不开的。值得关注的是,在绘制菖蒲图画的诸家中,以活跃于吴门地区的画家为主。明代的吴门地区,正是中国经济、艺术市场最为繁荣之地,由此足见菖蒲在这一地区的画家作品中频繁出现并非偶然。
再次是拟人化的结果,常见的如梅、兰、竹、菊一般称作“四君子”;松、竹、梅为“岁寒三友”,还有“跃鲤”指“跳龙门”,祝福高中举子或高升。其中,“四君子”的说法最早始于明代黄凤池辑录的《梅竹兰菊四谱》,梅是“探波傲雪,高洁志士”,兰为“深谷幽香,世上贤达”,竹指“清雅澹泊,谦谦君子”,菊是“凌霜飘逸,世外隐士”。
总而言之,明清花鸟画中,祥瑞题材蔚为大观,它们是艺术市场的宠儿,也是明清商品经济发展之下,士大夫文化与民间文化融合的缩影。而书中所选各类绘画,都是以传世之作为中心或详其源流或析其画风或讨论其鉴藏或探究画史意义,读者从中可以看出整个中国画的精神内核和趣味所在。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郑文丰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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