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花原产于我国,是神州的传统名花,它象征着坚韧不拔、不屈不挠、自强不息的坚毅品格。古往今来,无数文人雅士都酷爱梅花,吟出许多传诵千古的诗篇,如苏轼的《红梅》诗云:“年年芳信负红梅,江畔垂垂又欲开。珍重多情关伊令,直和根拨送春来”;柳宗元的《早梅》诗云:“早梅发高树,回映楚天碧。朔风飘夜香,繁霜滋晓白。”
在春寒料峭之际,梅花傲霜怒放,许多市民会赴一些园林赏梅:青浦淀山湖梅园,乃上海最大的梅园,植梅五千余株,品种有四十余个,其中不少为树龄百年以上的古梅;浦东世纪公园,植梅三千五百余株,其中约一百六十株为高四五米的野梅,由一条幽径将“片梅区”“笼梅区”“孤梅区”串连起来,使整个梅花景区浑然一体;闵行莘庄公园,原属当地大户的私家花园,面积虽然不大,却以老梅著称,植梅两千余株(包括盆栽梅),品种有三十余个,其中不少品种非常珍贵,如“双碧垂枝绿梅”“素白台阁”“粉红朱砂”“变绿萼”“复瓣跳枝”等。徜徉于“香雪海”,领略“暗香浮动”的意境,真令人心旷神怡!
其实,早在明代后期,嘉定人王圻便建过一个驰誉遐迩的赏梅胜地——“梅花源”。
▲嘉定江桥镇五四村大宅"问梅堂"(原"王家祠堂")旧址现状
▲"问梅堂"(原"王家祠堂")旧址现状
王圻的祖籍为嘉定县江桥,早年曾就读于上海县诸翟,后来进士及第,在京城当御史期间因刚正不阿、敢于直谏,受到权臣忌恨,曾接连遭贬;卸职还乡时,“植梅几千株,引水环绕,花开香闻数里”,每年花开季节八方游客驾舟而来赏梅,情趣远非别处能比;他还在这里辟侣鸥池、架石桥、垒土山,题名“小邓尉”。嗣后,王圻埋头读书、勤奋笔耕,编成《续文献通考》,对宋末元初历史学家马端临的《文献通考》作补充和扩展;另外,尚有《谥法通考》《古今考》《礼记裒言》《武经经传句解》《稗史汇编》《明农稿》《洪洲类稿》《两浙盐志》《云间海防志》《吴淞江议》等著述,并主纂第一部《青浦县志》。他还与儿子王思义一起编撰《三才图会》(共一百零六卷),这是一部卷帙巨大、图像繁多的百科全书性质的类书,它不仅包含对古代“三才”理论的具体理解和记录,而且保存大量的科技图谱,蕴涵丰富的科技知识,对于了解和研究古代科技史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他对水利建设也颇有研究,主张治水先治要害,应“事疏导,利宣泄”,并在《三吴水利考》中提出:“导田间之水悉人小浦,导小浦之水悉入大浦,则潴泄而无阻塞,而农田国库水有利赖矣。”这位学识渊博、著述宏丰的学者乃松江府“四大藏书家”之一,他在八十余岁(《嘉定县志》和《青浦县志》均记载为八十一岁,《上海县志》记载为八十六岁)逝世,落葬于家乡,明神宗曾派官员前来御祭。
▲198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三才图会》
“梅花源”原系王圻书房的“室额”,后来周边植梅成千上万株形成胜景,才成为王氏整个私家园林的名称。随着它的声名远扬,以及当地人口的迅速增加,附近慢慢出现集市,乡民们谓之“梅源市”。可以想象,那时在赏梅季节,游览沁人心脾的“梅花源”,逛铺小街品尝农家土产,可能是沪上士绅的一种乐趣。
入清,经过社会的动荡,“梅花源”的建筑物逐渐破败。华亭县(今松江区)书画家沈白曾隐居已冷清的“梅花源”,埋头撰写《吴淞江考略》等。到嘉庆、道光年间,“梅花源”故址已演变成为“梅花村”。王韬在1875年刊印的《瀛壖杂志》中,曾怀着惋惜的心情说:“邑西北向有梅源市,环植千百株,花时晴雪千村,暗香十里,游者谓不减苏台邓尉。夏首春余,结实繁盛,邑人取以贩诸远方。今园林已废,梅实亦变,多属寻常风味。”由此可见,至清末“梅花源”的梅林依然存在,而且还能结出梅子。
对于“梅花源”和王圻事略,上海地方志及历史文献中有过不少介绍。
秦荣光在1903年撰写的《上海县竹枝词》云:“王氏梅源数里花,树多成市水之涯。冷香雪浪春初盛,邑旧人人胜境夸。”他还注释:“梅花源,在三十保。王圻植梅数千,引水绕匝,花时香闻数里。梅源市,早春花开,冷香雪浪,邑中称胜境。”
新版《嘉定县志》记载:“王圻,明嘉靖至万历年间人。字元翰,祖籍江桥(时属青浦县)。幼年就读于诸翟,明嘉靖四十四年(1565)进士,授清江知县,调万安知县,升御史。以敢于直言,与宰相张居正等相左,黜为福建佥事。继又降为邛州判官、张居正去世后,王圻复起,任陕西提学使、神宗傅师、中顺大夫资治尹……明万历二十三年(1595),王圻辞官回里,朝廷赐建十进九院府第。王圻在村里植梅万株,谓之‘梅花源’,自号‘梅源居士’,以著书为事。耄耋之年,仍点灯帐中,彻夜写作。王圻学问渊博,著述宏丰。”
新版《上海县志》记载:“王圻(1530-1615),字元翰, 号洪洲, 上海县江桥(今属嘉定)人,居诸翟。1565年(明嘉靖四十四年)进土,初授江西清江县令,调万安县。为人严峻刚直,升任御史后,勇于谏议朝事。因纠弹边疆将帅结党营私、宦官孟冲等横行不法、阻遏厂(东厂)卫(锦衣卫)秘密缉访,为宰相和宦寺所忌,被排斥。外任福建佥事。在任除灭“盗魁”,解除余党,又为忌嫉者所谮,降为邛州判官;两度任江西进贤县令,升开州知州。后备兵武昌,改官督学,主持山东、福建乡试。奖掖士子,后士子多成台臣;终任陕西布政司参议。致仕归里后;筑室吴淞江畔,辟地艺梅万株,题室额‘梅花源’,藏书甚富。圻日以著作为事,年逾耄耋,还在帐中张灯写作,子夜不辍。”
新版《青浦县志》记载:“王圻,字元翰,诸翟人(旧属青浦县)。明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进士,任清江、万安县知县,升任御史。以敢于直言,与当时宰相张居正等意见相左,出为福建佥事。又以事降为邛州判官,不久任知县、知州。后官陕西布政司参议。辞职回乡后,筑室吴淞江畔,并辟地种梅花万株,称之为‘梅花原’,以著述为事。年过八十,仍点灯帐中,彻夜写作。”
据1998年出版的《上海地名志》记载:“大宅里位于(嘉定)区境东南部江桥镇。明嘉靖进士、著名学者王圻充官后,居此著书立说,植梅万株,故称梅源市。因建有王家祠堂,又名王庵、王家庵。清中叶后衰落,称梅花村。民国以来称今名。”
由于在历史上行政区划的变动,王圻这位嘉定人与现在的闵行区、青浦区也有着地缘,因而三个地方的县志皆对他作了记载。那么,从前的“梅花源”究竟坐落于何处呢?又是否留下相关的地名或路名呢?
在前几年的一个早春时节,笔者趁着“踏青”采风,根据上海地方志中提供的线索,独自前往沪郊踏访“梅花源”故址。在嘉定区江桥镇,当地几位老人向我讲述了王圻爱梅的故事,而且说明镇西南一带旧时叫做“大宅里”,“大宅”便是昔日“梅花源”之俗称;“大宅里”即“梅花源”故址位置所在处,如今这里还有一个“大宅”自然村和一条“大宅路”。在闵行区华漕镇诸翟,当地几位老人则向我讲述了王圻勤奋著书的传说,并告知:靠近吴淞江的杨家巷庄家泾一带,过去叫做“墙里”;也就是说,这里处于昔日“梅花源”的篱笆墙内,属于“梅花源”故址范围。由于“梅花源”消失已久,我虽然反复转悠、频繁打听,却始终未能在“大宅里”和“墙里”一带发现其比较明显的遗迹,这未免有些令人惆怅。
笔者经过综合分析认为:古代的私家园林实际跟农庄差不多,无严密和正式的围墙;当年,王圻在隔吴淞江而相望的江桥、诸翟应该均有宅院,并皆以梅著称,遂使两地都存被视作“梅花源”故址的模糊印痕,导致地方志说法不一。然而,综合各种资料,“梅花源”故址应该在嘉定区江桥镇。
正欲返回,吴淞江畔农家屋旁那几株梅树蓦地映入眼帘,它们绽放着繁盛的艳丽花朵,十分引人注目。薄雾悄然散去,夕阳火红,伫立于梅树下,四周没有一个人,只有梅花兀自散发着阵阵幽香;一阵寒风过后,纷纷扬扬的红色花瓣在身旁飘落。在感慨沧桑之变的同时,心里突然觉得:尽管探寻“梅花源”未能完全如愿,但其故址大致轮廓已经显露,因而有此行便足矣!
▲"问梅堂"(原"王家祠堂")旧址现状
今年8月上旬,笔者与上海九三学社书画院的十余位书画家到江桥镇万佛寺进行艺术交流时,遇到镇党委的一位干部,她在交谈中告知:“江桥还有王圻后人所住老宅的旧迹!”笔者闻讯很高兴,同时又感到自己那次探寻还不够深入,于是立即表示:“有机会要去实地看看。‘梅花源’故址人文底蕴深厚,值得当地开发、利用!”
文章来源: 《翥云》第三辑馆刊
作者:朱少伟
内容编辑:ci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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