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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德浚 | 我国著名园艺学家、植物分类学家、中国植物园事业的奠基人之一

花匠小妙招
2024-09-20 10:08

俞德浚（1908—1986），我国著名园艺学家、植物分类学家、植物园专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长期从事植物学考察、采集及分类研究。在果树方面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先后发表调查研究报告和论文60余篇，1958年主持编写了《华北的梨》，1979年主持发表了中国梨品种的一个新系统即新疆梨系统，1979年编著出版了《中国果树分类学》，为果树种质资源的开发利用及引种栽培奠定了基础。主编出版了《中国植物志》36~38卷，记载了我国已发现的全部蔷薇科植物，是国内外著名的蔷薇科植物分类专家。他创建了北京植物园，参加了国内10多个植物园的建园规划设计，为我国植物园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成长经历

俞德浚，原名俞季川。浙江绍兴人。1908年2月1日出生于北京。自幼刻苦读书，10岁之前接受私塾教育，1918年考入京师公立第22小学，1923年毕业；同年考入北平市立师范学校，读高中时受2位留日老师的影响，对生物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28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生物系，因学习成绩优异，受到植物学家胡先骕先生（中国植物分类学的奠基人）的器重。1931年，大学毕业后，担任了胡先骕先生的助教，负责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植物分类的实验教学工作，并在胡先骕先生任所长的静生生物研究所植物部从事植物分类学研究。1932年，静生生物调查所接受美国哈佛大学阿诺德树木园的资助，合作进行四川植物采集工作，俞德浚被派任中国西部科学院植物部主任，具体负责与哈佛大学的合作任务，率队在四川西部进行了3年的调查采集工作，期间组织并带领考察队员克服交通不便、军阀混战、匪徒滋扰、民族隔阂以及恶劣的气候环境等条件，足迹遍布了整个四川西部和云南西北部，采集到大量的植物标本，为国内外研究上述地区的植物提供了珍贵的材料。

七七事变爆发后，北平沦陷，静生生物调查所迁往云南，与云南有关单位成立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1939—1947年，俞德浚先生先后在云南大学生物系、云南大学农学院和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任职。此间，他开展了蔷薇科、兰科、秋海棠科、山茶科植物的研究，发表了《中国蔷薇科植物研究》《中国西南各省秋海棠科名录》《云南农林植物资源》《云南经济植物概论》《中国的植物资源》等论文。当时科学研究单位经费紧张，为维持生计，需要开拓生产性课题。他和秦仁昌、陈焕镛等在调查研究云南野生植物资源的同时，引种了来自国内外的许多烟草栽培品种，这项工作为发展云南烤烟生产提供了种质。

抗日战争胜利后，俞德浚获英国皇家植物园的资助，于1947—1950年在英国爱丁堡皇家植物园和英国皇家植物园邱园作客籍研究员。在那里他看到这2个植物园收集的5万种世界各国的植物中，很多种类来自中国西南部。中国的杜鹃、百合、樱草，以及众多的花卉、灌木都在英国土地上茁壮生长。

1950年俞德浚先生积极响应周恩来总理号召，毅然辞去由英赴美工作的聘请，立即回国，担任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和植物园主任，后历任中国植物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中国园艺学会副理事长，中国植物引种驯化学会理事长，中国园林学会顾问，《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主编，中国濒危物种科学组副组长，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委员（院士），植物研究所副所长等职。1964年俞德浚先生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31年

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生物系，获理学学士学位

1931—1937年

任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助研

1932—1934年

任四川省北碚中国西部科学院主任

1939—1942年

任云南大学生物系讲师、副教授

1945—1947年

任云南大学农学院教授

1940—1947年

任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

1947—1949年

在英国爱丁堡皇家植物园进修

1949—1950年

任英国邱园客籍研究员

1950—1977年

任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兼北京植物园主任

1960—1981年

任中国园艺学会第二、三届副理事长

1978—1983年

任中国植物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1978—1986年

任植物研究所研究员兼副所长、植物园主任

1980—1986年

任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学部委员（院士）、中国濒危物种科学组副组长

1986年7月14日

逝世于北京

▍杰出成就

为开发利用果树资源作出巨大贡献

俞德浚先生十分重视我国植物种质资源研究。他曾说过“在西方庭园中有不少花卉品种是利用中国植物为亲本杂交培育的新品种。西方园艺学者称赞我国是‘世界园林之母’，然而，许多观赏花卉流传在国外，在中国本土都没有引种栽培，这种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俞德浚先生根据国内外大量的研究资料，列举了中国植物对世界园艺的贡献：中国桃从公元前330年就从中国传入欧洲；从植物地理分布情况考察，桃的野生种和近缘种，如山桃、甘肃桃、新疆桃、光核桃、扁桃等均在我国西部和西北部山区发现；中国的砂梨、豆梨在美洲试种后发现它们对火疫病有高度抵抗力，秋子梨在前苏联种植，培育出抗寒的冬梨品种；中国的山荆子传入欧美后普遍栽培，并与西洋苹果杂交，培育出许多抗寒、抗火疫病的小苹果品种；我国原产的湖北海棠、锡金海棠，山西的武乡海棠，山东的崂山柰子和三叶海棠等有可能作为矮化砧木应用，比之从英国引进的矮化砧木，具有适应性强、管理容易的特点；中国板栗果实味甜香，并有抗栗疫病的特性，1904年，北美板栗普遍发生栗疫病，几乎把所有栗树全部消灭，后利用中国板栗与之杂交，培育出的杂种栗植株生长快，干材发达，并具有高度抗病力，才算解决了这一危机。

俞德浚先生在长期野外植物采集、鉴定研究中发现我国果树种质资源要比已知的丰富得多。早在1954年，他就和果树专家沈隽先生等分别考察了山西中北部、陕西关中地区、甘肃兰州等地的梨、杏品种资源；在北京郊区各县，河北定县、昌黎、卢龙，以及山东胶东地区分别考察了苹果、海棠、梨、杏等品种资源；到江南考察了柑橘等热带果树。考察中他十分重视对各类经济植物原始材料的收集和保存。他把收集到的资源材料，结合植物园建园规划，建立了苹果、梨等果树砧木比较试验区，为仁果类果树砧木的研究积累了丰富的资料。1958年，俞德浚先生在鉴定北京植物园从新疆调查采集的植物标本时，发现了新疆梨、杏叶梨、毛叶杏、新疆桃等新种，以后又了解到新疆栽培桃中有桃仁味甜的仁肉兼用桃，有成熟期在10月的晚熟杏，还有果实长圆柱形的辣椒杏和大量的黄肉桃优株，因而认为新疆是研究栽培植物起源和果树种质资源的宝地。他决心亲自去新疆实地考察，但由于繁忙的植物园建园工作和“文化大革命”等原因，直到1984年8月，才以76岁高龄去了新疆。他用了1个月时间，考察了北疆的吐鲁番、库尔勒、伊宁、新源、巩留等栽培果树产区和野生苹果、核桃产地。他说“20多年的愿望终于实现了，不虚此行。”这是俞德浚先生最后一次参加野外考察工作。

1966年，俞德浚先生完成了《中国果树分类学》专著，由于“文化大革命”，直到1979年才由农业出版社出版。这是一部研究、开发利用我国果树资源的重要著作，荣获1982年全国优秀科技著作一等奖。后来日本果树专家曾多次访问作者并函购此书。

1982年，俞德浚先生又为果树从业人员写了一部通俗的《落叶果树分类学》。他认为我国果树种质资源十分丰富，现在仍有许多野生的和栽培的种质埋藏在山林、原野乃至全国的果园内，要通过系统的调查，对它们进行发掘、研究，并充分利用起来。这也是先生个人的宿愿。

在蔷薇科植物分类方面成绩卓著

蔷薇科植物是包括124属3300余种的一个大科，中国是蔷薇科植物的分布中心，已定名的约有51个属近1000种，苹果、梨、桃、李、杏、枇杷、木瓜、榅桲、山楂、扁桃等果树都属于蔷薇科。俞德浚先生和他的学生用了20多年时间，对我国蔷薇科植物进行了系统的研究，订正了蔷薇科植物的中文、拉丁文名称，整理和鉴定了全国近30万份植物标本，收集了大量的植物种子、苗木进行栽培，观察记载。从植物形态、演化和分类位置上，对蔷薇属、龙芽草属、地榆属、委陵菜属、苹果属、梨属、栒子木属等的分类系统作了详细探讨，先后发表了几十个新种。

《中国植物志》是拥有80卷120册的巨著。1959年起，在中国科学院的直接领导下，开展编纂工作，成立了《中国植物志》编委会。1978年起，俞德浚先生先是担任代主编，1981年起任主编。他组织全国有关的专家学者，积极从事编写工作。他对稿件的审查严肃认真，一丝不苟，解决了许多学术上和组织工作上的难题。在他任主编期间，出版《中国植物志》达35册之多，成绩卓著。其中有许多卷册荣获了中国科学院科学成果奖和国家自然科学奖。

为编写《中国植物志》中蔷薇科专著，他赴野外考察的足迹几乎遍及全国。在野外考察中，他注意向农民调查有关植物的用途和栽培技术。他认为，每一个地区的植被和经济植物资源情况，需要多次在不同季节和不同地点的采集考察，才能摸清家底，掌握相对可靠的资料。例如，太行山区是我国开发最早的山区之一，其原生植被多数地区不复存在，然而在1980年，俞德浚先生和他的学生李朝銮等在整理蔷薇科植物标本时，发现了一种开白色花的多年生草本植物，它分布在太行山南部的修武、林县境内海拔600~1500m的山地，一般生长在阴坡疏林下或峭壁岩缝中，经过研究鉴定，确定为蔷薇科植物中的一个新属—太行花属。它是蔷薇科草本仙女木族原始二倍体植物，属古老的残遗种，在阐明蔷薇科某些类群的起源和演化方面有重要价值，后来被列为国家二级保护植物。

主编出版《中国植物志》36、37、38卷。《中国植物志》36、37、38卷记述了已发现的中国全部蔷薇科植物，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和学术价值。为开发利用这些植物奠定了基础。如许多园艺工作者通过《中国植物志》查找到了刺梨、金樱子、尖刺蔷薇、弯刺蔷薇、峨嵋蔷薇、伞房蔷薇、川滇蔷薇、华西蔷薇、扁刺蔷薇、大叶蔷薇等，应用于园林绿化、杂交育种和加工生产多维保健饮料、果汁、汽酒、果酒等，获得很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北京植物园的奠基人

为开发利用植物资源，北京地区迫切需要建立一处既有美丽观景，又有科学内容的现代植物园。1954年，他和孙可群、吴应祥、黎盛臣等10位研究人员，上书党中央、毛主席，建议建立北京植物园，报告很快得到批复。随即由中国科学院、北京市农林局和首都园林界的知名专家学者组成建园规划委员会，俞德浚先生任主任委员。他率领大家先后到紫竹院、圆明园、十三陵、小汤山、金山、大觉寺、温泉、香山等地，考察了当地的植被、土壤、水文、气象、地形、地貌，对其进行了比较，并结合首都建设香山风景名胜区的规划，最后将园址选定在香山脚下，使香山这个著名风景区增加了科学内容。俞德浚先生任北京植物园主任，建园期间，他亲自参加规划、打点、挖坑、植树和日常管理工作。他常常住在北京植物园单身宿舍里，白天工作，早晚和同事们共同翻译出版了《苏联植物园》等图书资料。此间，他还编著出版了《植物园工作手册》，这是一本我国现代植物园建设的重要参考资料。

为加快植物园的建设，北京植物园与国内外许多植物园建立了业务联系和种苗交换活动。邀请苏联科学院植物园专家来华考察，俞德浚先生陪访并派员到苏联学习。他参加各业务组制订选题计划，制订建立展区规划。创办《植物引种驯化集刊》，报道全国各植物园建园经验和科研成果。出版了《中国植物园》大型画册。审查出版了《温室工作手册》等一批图书。为中国植物园事业的发展积累了丰富的资料。

俞德浚先生十分重视人才的培养，要求青年科技人员理论联系实际，重视田间实验，他经常强调的一句话就是：“植物园的研究人员必须过好栽培技术关”，要求他们亲自参加栽培管理，只有认识植物，才能改造植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10多年里，他坚持每年春秋2次会同有关专题组的科研人员，带上定植图和植物名录，深入到植物园各试验地、温室，对全园3700多种、上万株植物进行全面检查，株株过目，发现问题，及时解决。他要求植物园的引种材料必须做到六有：一有引种年代、来源和编号及产地记录；二有正确的中文名和拉丁文学名；三有种植图和名牌；四有完整的物候记录；五有详细的生物学特性记载和分析资料；六有照片、种子标本、腊叶标本和栽培技术资料。他还多次到庐山植物园、南京中山植物园、华南植物园、武汉植物园、杭州植物园、桂林植物园、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和海南植物园等处，参加各园的建园规划和园址选择等工作，共同探讨办好我国植物园的有关问题，为我国植物园的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

俞德浚先生坚持自己的办园原则，他认为中国科学院所属的北京植物园的任务是侧重于科学研究工作，要适应工农业生产需要，提供各种植物的种质资源，要成为经济植物的引种基地。科研工作要注意发掘我国丰富的野生植物资源，引进国内外重要的经济植物，通过选种、育种、培育新品种，丰富栽培植物种类；通过引种驯化的理论和实践，研究植物的生长发育、遗传变异和适应性等；植物园作为稀有、珍贵和濒危植物的保护基地，要重视当地种质资源的调查、收集和保存；植物园的建设既要有科学内容，又要有园林艺术外貌。要重视普及植物科学知识，提供中小学生认识自然的基地，培养他们热爱祖国的一草一木的道德品质。要通过大学生到植物园教学实习，认识活的植物种质，为以后走上工作岗位后能及时建立科研或生产课题作准备。要创造植物研究的必要条件，如温室、标本室、化验室及图书馆等。经过多年的工作，北京植物园的建园和研究工作，不断取得新的成果。在果树方面选出中华猕猴桃、软枣猕猴桃的优良单株，苹果矮化砧和一批果树砧木种质。

俞德浚先生把毕生精力奉献给祖国的植物科学事业，他治学严谨、学识渊博，虚怀若谷。他工作中一贯顾全大局，克己让人，任劳任怨。他平易近人，团结同志，特别关心青年一代的成长，被学生和周围同志视为良师益友。去世前留下遗言“不进行遗体告别，不举行追悼活动，遗体交医院作病理解剖。”充分表现了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高尚情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