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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动物，人类的独特性是怎么来的？关键在于我们驯服了自己

花匠小妙招
2025-05-16 05:45

《重版出来》

以下为朗读小姐姐全文音频

作者 |Kat McGowan

翻译 |zcwhy

审校 |酷炫脑主创 & 伊利

朗读 |鸽仔

美工|雪今金

编辑 |灵沅

人类之所以能走到今天是因为我们不同寻常的慷慨与信任，这些都是任何一种物种都不能比拟的品质。

关于人类物种起源的叙述往往是这样开始的：一群游猎人在非洲草原上漫步，他们茹毛饮血，努力生存。这些故事从不会这样开始：一个胖子从纽约市的地铁站台失足跌落到了铁轨上。

但接下来发生的却是可以彰显人类本质的故事。

2013 年 2 月 17 日，大约凌晨 2 点 30 分，美国空军学院三等学员加里特·奥汉伦( Garrett O’Hanlon )正在纽约市庆祝他的 22 岁生日。当他与他的妹妹在地铁站等车时，一声尖叫划破了站台上的寂静，人们纷纷望向不远处的铁轨。

奥汉伦转过身去，只见一个男人四肢摊开，脸朝下地躺在铁轨上。“我不太记得接下来发生了什么，只记得自己跳下站台，飞奔向那个男人的场景。” 奥汉伦回忆道，“说实话，我当时什么都没有想。”

奥汉伦抓住了那个男人的肩膀，抬起他的上半身。但他太重了，仅凭奥汉伦一己之力难以移动他。根据列车时间表显示，下一班车将会在两分钟内到达。而在站台上，奥汉伦的妹妹在拼命喊叫，劝她的哥哥赶紧出来，否则会有生命危险。

突然，几双充满力量的手为奥汉伦带来了希望：私人训练师小丹尼斯·柯林顿( Dennis Codrington Jr. )与他的朋友马特·佛里( Matt Foley )也跳下去帮忙。“我们一个人抓住了他的脚，另一个负责肩膀，剩下一个人则托住他的胸部。” 奥汉伦说道。他们把那个男人抬到了站台的边缘，接着有十几个人把他接到了站台上。平凡的英雄们也很快在站台上人们的帮助下回到了安全区域。

事后当许多人问奥汉伦他为什么这么做时，奥汉伦表示很惊讶。“这个问题把我问住了。”他这么说道。他认为任何人在那时都会伸出援手。“我觉得我只是做了一件任何人都会做的事。”奥汉伦说道。

更精确地来说，根据马普进化人类学研究所共同主管、发展心理学家迈克尔·托马塞洛( Michael Tomasello )的观点，这是一件只有人类会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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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塞洛花了几十年的时间来探索是什么让人类与众不同。他的结论是：我们会合作。

许多物种，从蚂蚁到虎鲸，再到我们的灵长类表亲，都会在野外生存中合作。但托马塞洛找到了一种特殊的合作方式。他认为，只有人类有共享意向的能力——我们可以直观地了解其他人在想什么，并且为同一个目标努力，就像那些地铁里的施救者一样。这种极为强大的认知能力使得人类这个物种走上了非同寻常的道路。这种能力帮助我们锻造了语言、工具和文明——这些成为了我们能在这个星球的各个角落居住的基石。

然而在最近的一些研究中，托马塞洛致力于探索这种合作的阴暗面。他表示：“我们是灵长类动物，而灵长类习惯了个体间的竞争。”托马塞洛认为合作是建立在一种根深蒂固的竞争欲望之上的。“从很多方面来说，这就是人类这个物种面临的困境。”他这样说道。

在谈话过程中，63 岁的托马塞洛表现得热情而又谨慎。他在提出观点的同时，还引用自己对人类和灵长类行为的研究与实验作为支持。托马塞洛的研究受到了很多人的认可，例如来自斯坦福大学的心理学教授卡罗尔·德韦克( Carol Dweck )，以及来自圣塔菲研究所的经济学家、行为科学家，赫伯特·金迪斯( Herbert Gintis )。同时，他也受到了一些来自灵长类学家的批判，比如来自美国亚特兰大埃默里大学耶基斯国家灵长类研究中心的佛兰斯·德瓦尔( Frans de Waal )总监。德瓦尔认为托马塞洛低估了黑猩猩的思维，同时高估了人类合作能力的独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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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猩猩”为己

托马塞洛把他对合作行为的理论命名为维果茨基智力假说（ Vygotskian Intelligence Hypothesis ）。这是为了纪念俄罗斯心理学家利维·维果茨基 ( Lev Vygotsky )。早在 1920 年代，维果茨基就表示，孩子并不会自动学习技能，而是通过合作教学和社会互动的方式来发展智力。托马塞洛将这个理论应用到了人类物种的进化历程中。托马塞洛认为，200 万年前，当气候变化改变了食物的供应和竞争时，我们的祖先只有合作才能存活下来。

托马塞洛在埃默里大学开始了他的研究生涯。早期他在耶基斯灵长类研究中心研究猿猴。他表示，虽然黑猩猩会跟人类一样处理复杂的社交生活，它们会灵活地解决问题，甚至创造和使用工具。但在某些方面和人类完全不同。

在托马塞洛开始学习黑猩猩以及一些其他类人猿的认知后，他受到了一位优秀的儿童心理学家让·皮亚杰( Jean Piaget )的影响。皮亚杰认为儿童对世界的观点是完全不同的。托马塞洛表示：“皮亚杰将儿童当作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物种，这种观点对早期的我意义重大。”

在耶基斯灵长类研究中心，托马塞洛开始使用一种在他的职业生涯中被频繁使用的实验方法：使用个体比对的方法（head-to-head test）系统化地比较类人猿和人类儿童的认知能力。由于语言的使用是人和黑猩猩之间一项很明显的区别，托马塞洛把对于语言先兆的研究作为重点。类人猿通常使用手势来沟通，而人类儿童在说话前通常使用“指”的方法传递信息。由此可以推断在语言出现之前，我们的祖先也使用手势的方式交流。托马塞洛把重点放在了“指”这个动作上，他设计了数十种实验来探索黑猩猩和人类儿童“指”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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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塞洛找到了两个物种间的一个显著区别。当婴儿大约九个月大，开始做出“指”的动作时，他们已经经历了一些复杂的认知飞跃（cognitive leap，指认知能力上显著的进步）。例如，当婴儿指着一只小狗并看着你的时候，她知道她和你的视角可能不同（你并没有注意到小狗），她有想与你分享的信息——这有一只小狗！

托马塞洛表示：“我们会很自然地告诉其他人那些对他们来说有趣或者有用的事情，这个现象其实不同寻常，因为其他动物不会这么做。”“指”是一个改变对象想法的尝试，也是一个请求分享经验或者观点的手段。譬如在上面的例子中，婴儿想让你一起看那只小狗。

黑猩猩个体间不存在这种“指”的行为。受控制的猩猩会对人类做出“指”的动作，不过这更多是在做出要求而不是分享信息，例如：“我要那个！”或者“帮我开门！”等。黑猩猩并不懂得信息性的“指”，因为他们并不期待别的个体通过“指”来传递信息。在托马塞洛的一个实验中，食物被藏在两个桶中的一个，但就算实验者用手指向带有食物的那个，黑猩猩依旧做出随机的选择。“这结果非常惊人，他们好像就是不明白。”托马塞洛表示。

在平行实验（在同样的条件下，使用不同的对象进行实验）中，十二个月大的婴儿完全可以理解当成人指向隐藏的奖励时他们的意思。托马塞洛表示，为了理解“指”，人们必须形成一种“集体意图”，也就是当大家把注意力放在同一个目标上。黑猩猩不具备这种能力因为他们不会从集体的角度出发。他们是自我中心的：“猩猩”为己。

黑猩猩不能协同合作这个观点可能和许多生物学家在野外观察到的现象相左：例如黑猩猩们会给对方搓洗，也会组团围捕并杀死红疣猴（一种喜爱的食物）。但这些行为并不需要托马塞洛在人类婴儿中发现的“集体意图”。互相搓洗是一种“一报还一报”的行为，它其实只需要两方对对方做同一件事情，是一种非常简单的行为，也并不需要“集体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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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猩猩也可以在没有组织的情况下一起狩猎。如果在一场狩猎中，每一只黑猩猩简单地最大化自己捕捉到猎物的几率，它们应该就会各自守在它们认为猎物会脱离包围的位置。托马塞洛在他的书《为什么我们要合作》中写道：“这种狩猎活动显然是有一定复杂程度的。但狼和狮子也会有相似的行为，学者们却不把这些行为归类到任何‘共同目标’或‘共同计划’中。黑猩猩们是以‘我’为单位开展活动的，而不是‘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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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观察的方式并不能完全告诉我们想要了解到的一切。我们可以使用更加规范的实验方法来探究黑猩猩是否具备合作的能力。合作的前提往往是个体需要明白其他个体的需求或想法。由此，托马塞洛研究了黑猩猩是否有这种能力，在心理学中被称为“心智理论”（ theory of mind ）。

人们都认为猿类不具备这种能力，但托马塞洛和他的团队，包括本科生布莱恩·黑尔( Brian Hare )设计了相关的实验来探究这个想法是否是正确的。他们没有使用一些针对人类的心理学测试，而是发明了全新的、与猩猩更加相关的测试。

在黑猩猩社会中，领头的黑猩猩（alpha）在捕食时有优先权。在托马塞洛的其中一个实验中，就引入了一只高等级的黑猩猩和一只低等级的黑猩猩争夺食物的情况。实验者把食物放在只有低等级的猩猩能够看到的位置。

当两只猩猩能够自由移动后，低等级的猩猩立刻前往了食物的位置（对照组实验显示如果两只猩猩都能看到食物，低等级的猩猩甚至都不会尝试接近食物。）可能的解释是低等级的猩猩模型化了竞争者的思维过程来找出它的盲点。低等级的猩猩了解另一只猩猩的观点——这满足“心智理论”的基本定义。

这一系列的实验使得托马塞洛的团队做出了结论：黑猩猩有洞察其他个体想法的能力。但他们并不像人类一样，用这种能力来合作。反之，他们利用这种能力来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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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塞洛指出：“如果你尝试对黑猩猩做一些协同合作性的行为——指向一些物品，向他们展示食物在哪里——他们的注意力并不能集中，但假如你和它们竞争食物，它们会完全集中火力，调动它们所有的认知技能。”（如果猩猩们有一本畅销自助书，它的题目会是《怎么击败你的对手来获得更多水果》。）

这并不是说猩猩没有帮助彼此的能力。德瓦尔描述了这样一个场景：一群黑猩猩们帮助把一只患关节炎的年长猩猩推到它们的栖息地，并用它们的嘴盛水来给年长的猩猩饮用。德瓦尔表示这只是许多动物互相帮助例子中的一个。他认为，不只有人们，其他物种也会通过合作来解决问题。

托马塞洛承认黑猩猩有时会抛开竞争，帮助彼此获得食物。他的其中一个实验引入了乌干达避难所的野生猩猩。两只黑猩猩被分别关入笼子，而食物被放在第三个笼子。根据之前的经验，第一只黑猩猩学会了它不能通过打开自己笼子的门来获得食物，但它可以通过拉一根链条来打开另一个笼子的门去帮助它的伙伴。尽管在这个情况下，第一只黑猩猩没有收获也没有损失，但在九只猩猩里，八只都选择了拉链条，帮助伙伴来获得食物。

托马塞洛说：“这十分出人意料，我的第一反应是：天哪，这跟我的理论不太符合。”但在他反复思考后，他越发觉得猩猩们还是以个体为单位进行合作，而不是集体。猩猩们只需要知道目标是什么，再加上一些动机，它们就会选择帮忙。这并不复杂。但人类的合作需要以下几个条件：有两个或更多的个体能够洞察到彼此的意图、形成一个共同的目标、分别扮演不同的角色、最后整合各自的努力。这些活动需要黑猩猩不具有的认知能力。

这么来看的话，把黑猩猩们形容为“乐于助人”也许有些牵强。托马塞洛实验室里的一位博士后研究员艾莉西亚·梅里斯( Alicia Melis )，解释说黑猩猩们只会为了食物而勉强地合作。在她的一次实验中，一块装满食物的板被放在了两只黑猩猩够不到的地方。有一根绳子被安装在板上，只有当它们一起拉这根绳子才能获得食物。结果显示，只有当食物被平分（也就是说两只猩猩不用竞争）的情况下，猩猩们才愿意一起拉绳子。两只猩猩之间的关系也很重要（假如它们已经互相熟悉，它们会更倾向于一起拉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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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里斯现在已经成为了英国华威大学商学院一位行为科学助理教授。她表示，黑猩猩们的动机并不是：“我们一起合作吧！”，而是：“我先自己试试，如果我做不到，我们再一起做。”

托马塞洛在人类儿童身上发现了另一种思维，儿童们认为合作可以对集体带来利益。当成人实验者故意把物品掉在地上，十四个月大的婴儿会爬过去，把东西捡起来并交还给实验者。婴儿们会为手里拿满东西的实验者开门。他们是自愿这么做的，没有被要求也没有获得好处。当他们知道他们身处团队中，他们会形成“集体意图”。当其他成员身处困境，孩子们会伸出援手。他们也会平分获得的奖励。托马塞洛表示，孩子们知道：“我们在合作，我们要平分。”

合作的演化

来自杜克大学认知神经科学系的教授布莱恩·黑尔表示，并没有古老的化石或一些物理证据说明我们的祖先们是什么时候开始合作的。因此我们无从得知为什么只有人类演变成了擅于合作的物种。“是什么让我们变得独特？”这个问题难以解答，但有一个更难的问题：“我们是怎么变得独特的？”。这个问题可以说是进化人类学中的“希格斯玻色子”问题。

托马塞洛描述了一种可能的情景：大约 150 万年前，多变的气候促使我们的祖先们开始合作来获得新的食物源。他们变成了“拾荒者”，齐心协力对抗更强大的竞争者。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有帮助的遗传性变异（譬如洞察他人意图的能力或是愿意分享食物的品质）在他们的群体中传播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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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么让我们变得独特？”

科学家们从一个出人意料的地方找到了这个问题的线索：一家位于西伯利亚的狐狸养殖场。在 1950 年代，一位俄罗斯生物学家德米特里·贝利耶夫(Dimitri Belyaev)，十分好奇犬类最初是如何被驯服的。他找到了养殖场内最温顺而友好的一些狐狸，使它们交配。接着他继续选择狐狸后代中最温和的个体们进行抚养，并使它们繁衍。在仅仅十代繁衍后，小狐狸们变得像小狗一样乖巧。见到陌生人时，它们会摇尾巴并尝试跳到人类的怀里，舔舐他们的脸颊。

托马塞洛从前的学生黑尔于 2003 年前往那家养殖场去测试狐狸后代们的认知能力。他发现和人类相处不到二十分钟的小狐狸已经可以理解人类的手势，例如根据人类指的方向去寻找食物。它们并不需要教学。这让黑尔十分吃惊。他的实验显示狐狸已经失去了对人类的恐惧，并能将他们的认知能力导向到和人类相处的方面。

但是，这种现象有很大的人为因素，因为这些狐狸都是最为友善的那批狐狸的后代。在贝利耶夫的引导下，友善狐狸的后代变得可以理解人类的指示。这对他们的社交思维来说是一个飞跃。

托马塞洛和黑尔猜测类似的现象也发生在我们的祖先身上。也就是说，我们驯服了自己。当气候变得恶劣，合作来寻找食物变得至关重要时，我们变得更加温和并且愿意合作。更具攻击性的个体不愿意合作，导致最终饿死。当我们变得温和，我们便可以一起思考，催生了语言和文化，并把它们通过教学和模仿的方式延续下去。将知识结晶转化为发明和传统的能力，便是区分普通灵长类和人类的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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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和它们

目前，托马塞洛正在透过合作的“棱镜”，尝试解释一些黑暗而危险的人类行为。保持一种合作性的社会传统也鼓励了我们去排斥外人或惩罚不服从的人。这种传统培养了集体思维，也催生了一种为了集体和谐而打击反对意见的欲望。由此，托马塞洛的研究可以和一些探索社会传统与集体行为的研究相结合。

我们知道，博弈论模型预测了当人们的利益冲突时他们会产生的行为。在大集体中，只有成员不断惩罚自私的个体，合作的关系才能延续。这个观点是在 2005年一次对全球15个小型传统社会的研究中诞生的。

人类不仅仅会为了维持正义而贯彻标准和原则，我们确信社会规则和惩罚规则破坏者的欲望也会体现在各种情况中：比如我们的结婚对象或是我们的着装风格。这些规则的一个好处就是帮助我们辨别哪些人是友方，它们也帮助我们更高效地合作。（例如：如果我们的狩猎方式一样，我们的合作会更有效率。这也体现了你是我的伙伴，是我应该可以依靠的人。）

这种习惯也有缺点：我们倾向于盲目地接受专制的社会传统。不像我们的灵长类表亲们，人类从根本上是顺从者。托马塞洛表示，我们根据着装或是说话方式形成小组，如果遇到任何故意不服从的人，我们会想：“他们有什么问题？难道他们不想和我们一样吗？”由此推断，法律、道德，或是宗教规则也只是这样的系统，只不过更庞大更完整。人类社会只是一层接着一层的合作准则拼叠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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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问题产生了：作为合作者的我们是不是也被迫变成了难以信任他人的顺从者？目前，托马塞洛正在研究孩子是怎么理解身处组织中这一概念的。他测试了当孩子们穿统一制服，或被要求合作时的反应。他发现，孩子们很快就能学会一些规则，并会积极的应用它们。

在一个实验中，实验者提出了一个游戏，要求一群三岁的孩子们把笔想象作牙刷。接着，实验者们用一个玩偶以游戏者的身份加入，但玩偶却用笔来画画。其中一个孩子十分生气：“不行！你必须用它刷牙！”这个孩子的反应体现了人类的一项基本欲望：就算规则毫无意义，我们也会去贯彻它们。

最终，托马塞洛对人类本质的研究形成了一个悖论：我们的思维是被竞争与合作的想法打磨形成的，但我们的行为却是由对同僚的友善与对外来人的敌意构成的。人性的阴暗面——抢夺、争斗，甚至在战争中杀死对方——这让很多人沮丧。托马塞洛承认我们不应该低估人类的一些本性：偏见、歧视、暴力、仇恨。但他更多的是持乐观的态度：人类之所以能走到今天是因为我们不同寻常的慷慨与信任，这些都是任何一种物种都不能比拟的品质。

参考文献（点击滑动查看）

[1]Belyaev, D. K. (1979). “Destabilizing selection as a factor in domestication.” Journal of Heredity: 301-308.

[2]Bullinger, A. F., Melis, A. P. and Tomasello, M. (2011). “Chimpanzees, Pan troglodytes, prefer individual over collaborative strategies towards goals.” Animal Behavior 82(5): 1135-1141.

[3]Call, J. and Tomasello, M. (2011). “Does the Chimpanzees have a Theory of Mind?” Human Nature and Self Design: 83-96.

[4]Hare, B., Call, J. and Tomasello, M. (2001). “Do chimpanzees know what conspecifics know?” Animal Behavior 61(1): 139-151.

[5]Hare, B. et. al. (2005). “Social cognitive evolution in captive foxes is a correlated by-product of experimental domestication.” Current Biology 15(3): 226-230.

[6]Melis, A. P., Hare, B. and Tomasello, M. (2008). “Do Chimpanzees reciprocate received favors?” Animal Behavior 76(3): 951-962.

[7]Moll, N. and Tomasello, M. (2007). “Cooperation and the human cognition: the Vygotskian intelligence hypothesis.”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362(1480): 639-648.

[8]Schmidt, M. F. H. and Tomasello, M. (2012). “Young children enforce social norms.” 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1(4): 232-236.

[9]Tomasello, M. et. al. (2009). “Why we coope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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