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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次逃亡，铸就20世纪超硬核女思想家｜赠书福利

花匠小妙招
2025-07-09 00:39

我是20世纪的顶流思想家。

我在这个失落的世界里流亡，拥有长达18年的无国籍身份。

我从哲学开启思辨人生，但后来决然背弃了哲学。

我批判极权主义、反观现代社会，直面战后犹太生活核心问题。

我面容严肃、卷发蓬乱，指尖永远夹着香烟，爱身着绿色衣服。

我是位女性，也是普林斯顿大学首位女性正教授。

我想，在我继续说出我那些让你们反复研究的理论思想前，你们应该已经猜到我是谁了。

没错，正是我，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

*我最爱的摄影师弗雷德·施泰因 (Fred Stein)在1944年为我拍摄的肖像照

我刚刚提到了“流亡”二字，确乎如此，这是我人生的关键词之一——恐怕在我真的从柏林逃往巴黎前就开始了，至少是我意识到有人对我犹太身份的冒犯之际。

我不得不说，真的无比艰难辛苦。

念中学时被学校老师赶出学校还只是小事一桩（——那些老师真的非常愚蠢），在柏林时我曾被纳粹抓捕过；

初至巴黎时，没工作、没身份的生活简直是雪上加霜，待德国挺进巴黎时，法国朋友们将我们塞进拘留营，我在混乱中孤身出逃；

好不容易拿到出境签证后，接到了令我悲痛不止的噩耗——本雅明这个傻瓜在边境自杀；

抵达纽约后，生活捉襟见肘，一大堆账单等候付清，我先在马萨诸塞州给几个熊孩子当保姆，而后谋得布鲁克林学院的教职工作后，我也要忍受令你们疲惫不堪的日常梦魇——每天三小时的通勤......

还有许许多多，不胜枚举，在这发生了摇撼人心的重大灾难的20世纪里，身体与心灵俱受煎熬。

但，我不幽怨命运，相反，我爱这个世界，也收获了许多爱。正是在数次出逃中，这无尽的蜿蜒曲折的斗争，影响我的思想诞生、停滞、转向、钝化、偏折、加速与阐发。我才成为了“我”，也就是你们知道的那个“汉娜·阿伦特”。

前阵，我收到了你们当中某一位的时空来信，告诉我有位美国的插画家用铅笔、墨水、颜料这些工具，以图像小说的形式为我创作了一部传记，

*感谢来信，点击查看大图

叙事聚焦于我的流亡，将其归结于“三次逃离”，也因此取书名为《汉娜·阿伦特的三次逃离》：

第一次是1933年国会纵火案后，我携母亲玛莎逃亡巴黎；

第二次是1940年我孤身逃脱法国居尔拘留营的虎口；

第三次是我与海德格尔及沉思式哲学的思想决裂。

不得不说，这位作家先生实在精准，这三次逃离，的确是我人生中的三次重要转折，同时也是我脑子里那些所思所想发生遽然变化的时刻：

国会纵火案和当晚的非法逮捕行动，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我从哲学转向政治学的具体时间点，我想用不受哲学蒙蔽的视野去看政治；

居尔拘留营的日子让我开始见识到了人类思想的惰性、默许恶劣与集体无抗争，听之任之、失去主体性，与此同时，我更加频繁地、激烈地展开与自己的对话；

背弃哲学，是我对作为思想家所给出的行动主义承诺，亦是令我的思想自成一派、无法归结的努力，我始终拥有我自己的头脑。

这样说起来，在我成为“汉娜·阿伦特”的一路上，这三次逃离诚然是最为重要的转折点。我知道，传记写作并不容易，尤其是要呈现传主的方方面面时，那样的成书恐怕能做高枕头了。而这位作家先生抓住了这样一条脉络，其叙事巧思真令人赞叹不已。

不过，更让我惊喜的是，这部传记竟然铺陈在一个个漫画格里的。

在我那个年代，漫画这类图像媒介可谓接触得少之又少，当我看到我以绿色的形象和我亲爱的玛莎、布吕歇、本雅明......当然还有海德格尔，以及我钟爱的罗曼咖啡馆和它所承载的魏玛黄金时代一起出现在画格中时，我有一种相当欣慰感动的感觉。

序章

p11，我从未忘记母亲对我讲的这句话

p22，我与海德格尔在马堡大学的初遇

p95，我与本雅明。毫无疑问，他是个天才

p46，1933年的罗曼咖啡馆

p47，好一个魏玛黄金时代！

p225，故事进行到这里，我亲爱的布吕歇（我的第二任丈夫）也即将去世了。嘿，布吕歇，感谢你30年的陪伴与鼓励，我爱你，没有尽头

*看自己和大家的卡通形象，还真是奇妙的体验。请通过左右滑动查看更多

作家先生坦言说吸引他创作这本书的，是他对人们如何产生包括思想、哲学、旋律、设计、菜谱等一切新事物的痴迷。我必须要说，他在今天你们称之为“漫画分镜”中对我包括日常思索与重要理论形成时刻在内的一系列思考过程的呈现，节奏绝佳、引人入胜。我承认，我的理论并不易懂，然而在这位作家先生的画笔下，变得简洁明了又过目难忘。

更令我难忘的是，作家先生利用图像媒介创造的超越时空的场景，那是单凭文字无法抵达的。

一位比我晚出生25年、名为“尼尔·波兹曼”的学者（我猜你们也为他的思想着迷）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一种特定的媒介只能包含一定水平的思想”。而我们的作家先生使用图像和文字两种媒介，超乎寻常地绘制了我的精神世界，就拿我即将提出“平庸之恶”前夕和决定与哲学分道扬镳来说吧。

我的名作《极权主义的起源》呈现的是“邪恶如何发生”，那之后发生的事情促使我进一步去挖掘它“为何”发生。我思想的核心部分来自我对“独处”与“孤独”的区分，即我所称的“思考活动”——“我与自我的对话”。当然，我也需要与别人对话来发展我的思想。

那时在等候逃出欧洲的过境签证时，本雅明把他的手稿交给了我，而我浑然不觉他即将走向自杀这条路。我非常挂念他，也抱有巨大的遗憾。我猜，作家先生共情了我的这份想念，在思考恶“如何”发生的时候，他别出心裁地将“我与自我的对话”转换成了“我与本雅明的对话”。

作家先生将彼时已经去世15年的本雅明化身为我居所中沙发顶上的天花板上的一滩水渍，设计了一场原本绝不可能发生的对话，其中我的思索、疑惑、犹豫与本雅明的思想糅合在一起，他还鼓励我，说我将直面那个囚禁我的人，千万不要把目光从他身上移开。

本雅明，我的伙伴，想念你

*点击换图丨点击淡出

至于后者，则是直接关系到与我纠缠大半生的海德格尔。是的，我们从师生关系中发展出了一段禁忌恋。我从相信“世上一定有一个通向认知的万能答案”，到坚信“没有真理，只有真相”的“多元性”，从“向死而生”的拥趸成长为“向新生”的捍卫者——而后者，无疑是对海德格尔及那种不采取行动的沉思式哲学的背弃。

在我为本雅明和海德格尔的手稿做了笔迹分析后（好吧，那个头脑坚如磐石的阿伦特也会被这种神秘科学所迷惑，这没什么不好的，世界是多元的），作家先生为我安排了一段与海德格尔的跨时空的对话。我放弃哲学，经由海德格尔表现出来，的确最表明我的出走的决心。我非常爱他，但我也决定驱逐他。

海德格尔，再见

*点击换图丨点击淡出

现在我要说，漫画也可以是一种严肃的媒介，它完全可以承载政治思考。当精准的图像与精准的文字（甚至是无文字）结合，会产生超越部分之和的整体效果，正如我在本书中所看到的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