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中寻天趣 花姿映本真——探寻明代文人插花的美学观念
【游艺丹青】
作者：刘静（杭州师范大学美术学院讲师）
中国插花艺术历史悠久，其中文人插花以其独特的艺术面貌与审美趣味，成为传统插花的典型代表。文人插花始于五代，兴于宋元，于明代发展至高峰。万历年间，文人雅士热衷于插花活动，出现了《瓶史》《瓶花谱》等理论典籍，与明代画家陈淳、沈周、唐寅、仇英、陈洪绶等人的相关创作相互呼应，确立了文人插花的审美范式。
明代绘画中的瓶花图像被赋予了高雅的艺术格调，插花艺术亦成为文人寄托情怀、彰显修养的重要载体。通过一幅幅经典绘画作品，我们或可领略明代文人插花的多重美学观念。
①蕉阴结夏图·局部 仇英
②采菊图·局部 唐寅
③岁朝图 陈洪绶
崇真法自然
明代文人插花，首先强调对植物自然本真之美的彰显，反对过度的人工修饰。正如画家徐渭所言：“夫真者，伪之反也。”主张求真去伪，返璞归真。瓶中之花恣意舒展，追求似未经修剪、随意投放之感，甚至枯枝败叶也可选来插作，凸显植物的本色，力求呈现“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自然真味。这样的美学观念在明代相关题材的绘画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
陈淳的《瓶荷写生图》（图④）中，一青铜花觚内插数枝荷花，细叶菖蒲点缀其间。向上伸展的枝叶几乎占满画面，尽显夏日花草的劲挺之气与蓬勃生机。此作给人最大的视觉感受是不拘一格的潇洒笔触与灵动造型，尤其靠下方的两片倒伏的荷叶，以及右侧弯折垂下的一缕细叶，甚至显现出一丝不加修饰的潦草、颓败之感，而恰是对此等细节的保留，生动彰显出植物自然的生长姿态。整幅画面在昂扬与低回之间陡然生出呼吸般的节奏，尽显天趣。
对自然本真之美的推崇，还体现在对不同植物生长规律及个性的尊重，插花时需仔细考量不同植物的特质，并据此为其寻找最为契合的位置及搭配方式。以陈洪绶的《岁朝图》（图③）为例，画中瓶内插有山茶花、水仙花、玉兰花、梅花、兰花等多种花卉。红色的山茶花娇艳欲滴，给人以热烈之感，被置于距离观者最近的前景空间，且因其颜色较重，被放于靠下方的位置，以平衡重心。玉兰花洁白无瑕、轻盈飘逸，极富清新脱俗的气质，因此在繁花丛中呈一枝独秀之态，如裙摆飞扬、顾盼生姿的少女。梅花皴裂的枝干里藏着岁月苍劲，与其他鲜花的娇弱之感形成对比，因此被均衡安置在空间的不同部位，在瓶花中扮演着“主心骨”的角色，为作品整体带来了力量感。自带清逸之气的水仙花和兰花，则被隐于空间的中下部，若隐若现间营造出幽谷寻芳的高妙意境。
可见，插花宜以松弛适意的心态顺应花枝本性。也正是基于对自然本真的尊重，才让插花艺术有了动人的魅力。
④瓶荷写生图 陈淳
尚古求简淡
明代文人插花还追求古朴淡雅之美，这首先体现在花材的选配层面。明代张谦德所著插花艺术专著《瓶花谱》记：“瓶中插花，止可一种、两种，稍过多便冗杂可厌。”花材的数量要尽可能精简，追求以少胜多。花目则以梅、莲、兰、菊等品格清高者为首选，正如明代袁宏道著《瓶史》所载：“取之虽近，终不敢滥及凡卉，就使乏花，宁贮竹柏数枝以充之。”这样的美学观念可见于明代画家张宏所绘《岁朝图》（图⑤）中的一组文人插花。画面远景的青铜花觚中置松枝、蜡梅、山茶各一，白色开片瓷瓶中仅插有南天竹与水仙，高脚钵中则摆放数支佛手，与花卉相互呼应。画中所选花材皆为上品，让一室之内顿生林壑之幽。
花材重素净简淡，花器的选择则遵循“贵磁铜，贱金银，尚清雅”的审美理念。延续宋代尚古之风，明代文人雅士尤其对夏商周三代的青铜器钟爱有加，认为“古铜器入土年久，受土气深，用以养花，花色鲜明如枝头，开速而谢迟，就瓶结实”，因此，如觚、觯、尊、罍等古青铜器亦被奉为“花之金屋”。在陈洪绶的《痛饮读骚图》（图⑥）中，长条石案上置一青铜花觚，内插白梅与竹枝。花觚通体呈乌褐色，上有几处石绿点染，锈迹斑驳，古意十足。除了青铜器，瓷器也是明人插花的首选，如陈梦鹤《刘宗周肖像》中的青瓷瓶与瑞香，以及沈周《瓶中蜡梅图》中的青瓷瓶与蜡梅。董其昌在《骨董十三说》中有言：“玩礼乐之器可以进德，玩墨迹旧刻可以精艺。居今之世，可与古人相见。”在其看来，古物是今人与古代先贤交往的媒介，而“尚古”则反映出人们对于超越时空的精神共鸣及永恒之美的追寻。
值得一提的是，明代文人对于古朴清雅的审美追求，不仅反映在花材与花器的选择上，还体现在赏花时的意境中。《瓶史》在论述插花品赏时有云：“茗赏者上也，谈赏者次也，酒赏者下也。”明代文人插花推崇品茗清赏，追求高雅清净，借由插花来体悟生命的真趣。陈洪绶的《校书图》中，两位文士分坐于石案两侧执卷阅读，案上的宽口白瓷花钵内插白梅一支，与书籍、茶具、古铜器相映成趣。画面简约高古，毫无市井野气，只留雅致清韵。
⑤岁朝图 张宏
⑥痛饮读骚图·局部 陈洪绶
借花寄情志
明代文人插花在花材的择取上追求自然本真之美，在花器的选配上推崇古朴清雅之韵，究其根本，盖因花卉与器物皆为文人寄托情志之载体。
隐逸山水，是中国历代文士的一种风雅理想。陈洪绶的《雅集图》描绘了万历年间一群文士雅集的场景。林木苍翠、湖石秀奇的山水园林中，长条石案上摆一尊塑像，前置香炉、瓶荷供奉，图卷左侧人物正是《瓶史》作者袁宏道，他两手支杖，神态庄重而淡泊。
在历代绘画中，“林泉之志”常表现为对隐居山林场景的描绘，但一些文人仕途多舛、身有所困，隐于山林成为一种奢求。而插花一事“无扦剔浇顿之苦，而有赏咏之乐”，只需采撷当下最美的花枝“以胆瓶贮花，随时插换”。可以说，插花给予了文士们更多自在，“朝看一瓶花，暮看一瓶花。花枝虽浅淡，幸可托贫家”。插一瓶花放置于书桌案头，以了其“瓶隐”之意，此时，瓶花即是“案上林泉”，与四时之花相望，便可心游坐观。
如在前文提到的陈洪绶所作《痛饮读骚图》中，书案上的瓶花格外引人瞩目，画中人物虽身在屋内，却与梅竹相伴，仿佛置身林泉之境，俨然一位脱俗隐者，尽显文人雅士气韵风骨。而在传为唐寅所绘《采菊图》（图②）中，陶渊明持杖而行，一童仆手捧瓶菊随侍，瓶中菊花用淡墨点染，自在随性，反映了陶渊明的隐逸追求和高洁品格。
明代绘画中的瓶花图像，无论是特写描绘的单独瓶花，还是作为场景中的陪衬元素，均是彼时文人插花美学观念的映射。明代文人通过插花艺术追寻理想中的精神世界，反映出其面对时世所秉持的从容自洽的生存智慧。今天，当我们回望这些艺术经典，仍能在一花一木的呼吸间，感受到那穿越数百年时空的风骨与闲情，也让我们在品赏的过程中，寻得那条属于心灵的宁静归途。
《光明日报》（2025年07月27日 09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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