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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潮 | 李笑男：“图像转向”背景下的艺术史研究

花匠小妙招
2025-09-06 13:06

《中国美术报》第57期学术月刊

图像化时代的艺术史如何书写？

【编者按】艺术史的书写脱离不开它所身处的时代的影响，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科技的变革，都将或多或少地为艺术史书写带来新的内容。在图像符号传播日趋凌驾于语言符号传播之上的『读图时代』和『景观社会』之中，艺术创作、对艺术作品的理解与研究的角度、方法，包括艺术传播与展示的方式等，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新的艺术史书写将启未发，而此时，我们与世界几乎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如何书写图像和图像化时代的艺术史？本刊特邀余辉、高千惠、陈明、李笑男四位专家，分别从不同角度进行探讨。

本期导读

余辉：要深度解读，而非“看图说话”

高千惠：图像化时代的艺术感知与艺术史挑战

李笑男：“图像转向”背景下的艺术史研究

陈明：图像的选择与阐释——艺术史书写如何面对图像化的时代

“图像转向”背景下的艺术史研究

□ 李笑男

艺术与文化中“图像转向”的明确提出与集中讨论大约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这也是西方视觉文化研究崛起的时候。一般来讲，“图像转向”的理论构建是相对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哲学和社会领域的“语言学转向”理论范式提出来的。其目的在于针对语言学模式的语言表征系统的局限性，正视图像与语言表征的差异。正如托马斯·米歇尔所言，“让我们不再把表征看作一个由同质成分组成的领域或者由单一学科掌握的关系网格，而是把它看作一个由异质成分组成的多维领域、一幅抽象拼贴画，或者一床用碎布拼缝起来的经年旧被”。所谓的“图像转向”论及的是现代思想围绕视觉范式重新确定方向的新理论。图像转向不是回归到图像天真的模仿、拷贝或者再现的对应理论，不是更新的图像“在场”的形而上学，而是对图像的一种后语言学的、后符号学的重新发现，将其看作是视觉、机器、制度、身体和隐喻之间复杂的互动。这一理论面对的问题是：视觉经验或者视觉读写与文本或语言的表征模式的差异性。这也是视觉文化研究得以成立的理论前提。

事实上，图像时代的到来与晚期资本主义的生产和消费方式、与后现代主义密切相关。一般来讲，“图像转向”发生于20世纪后半叶，即被我们称之为后现代时期的最为重要的特征与本质。法国作家吉斯·黛布雷曾经将人类社会的媒介发展分为三个阶段：书写时代、印刷时代和视觉时代，分别对应语言统治、书写统治和视觉统治的时代。而这三个时期所对应的又分别是神学、美学和经济。依据詹明信在《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中所言，现实主义对应于市场资本主义，现代主义对应于垄断资本主义，那么到了后现代时期，对应的则是跨国资本主义。在现实主义中，符号和所指的对象具有真实的联系；在现代主义中，能指在所指缺席的状况下与其发生联系；而后现代主义中所指和指称过程、甚至意义都消失了，能指开始发挥纯粹而随意的作用。居伊·德波20世纪60年代在《景观社会》中提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已经从生产阶段发展到了被异化成景观的形式，“所有活生生的东西都成了表征”。他宣告了马克思所面对的资本主义物化时代而今已经过渡到一个“视觉表现篡位为社会本体基础的颠倒世界，一个社会景观的王国”，“景观——观众的关系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秩序的牢固支座”。当真实世界沦为影像，影像却升格成看似真实的存在。鲍德里亚说，“原始社会有面具，资产阶级有镜子，而我们有影像”。虚构的再现让人们不自觉地处于一种被催眠的状态，各种大众媒体中的图像在人们生活中占据了原本“真实”的位置。景观的本质是拒斥对话，是一种无形的控制，它消解了主体的反抗和批判性。景观再现的图景是发达资本主义新的存活方式，发达资本主义正是通过景观制造欲望，继而通过欲望来决定生产，这是一种新的资本主义的统治形式。资本主义通过景观的制造来控制人们的意识形态，景观是一种独裁，某种甜蜜的意识形态控制。

马西莫·瓦塔里罗西纳诺摄影 2013年

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艺术从精英走向大众，其根本差异在于视觉文化的根本性的再定向。这种文化的“产业性”或大众的一面已经渗透至全世界。并且日益超越视觉媒介走向多媒体和多感官的下一个时期。当然，图像是其中最为主要的传播媒介。后现代主义的特点是从视觉出发，而不是从现代主义的整体化追求出发。它是一种图像之间相互挪用、纠缠、替换，因此要谈这样的艺术与文化，需要新的理论工具。米歇尔提出的“图像学转向”就是面对这样的一个问题的解决。但显然“图像转向”自身携带的分散性和偏离中心性让这些努力变得非常艰辛。

在这一时期，大量的哲学、社会学等人文学科的理论开始介入到艺术史研究、艺术理论与批评之中，“新艺术史”也是这一趋势的重要代表。同一时期的论题还包括马丁·杰伊视觉中心主义、诺曼·布列逊的凝视、乔纳森·克拉里的观察者、哈尔·福斯特与罗莎琳克劳斯对于超现实主义的重新评价等话题都是图像转向问题的核心议题。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视觉转向时代的艺术史研究需要关注的，一是在理论范式上，注意到从语言学转向中生发出来的图像理论的范式转型。另一方面，需要将艺术作品纳入到一个时代的语境之中去理解，尤其是经济的范畴。帕诺夫斯基图像学理论在当代的再次兴起正是表明了这一点。从帕诺夫斯基《作为象征形式的透视》到克拉里《观察者的技术》，再到于伯特·达弥施《透视的起源》等，都是从图像学出发形成的新时期的美术史或视觉史研究的代表之作。

在艺术领域，“图像转向”背景下势必涉及的新领域是影像艺术的研究。影像以隐喻化的或者其他方式与某种文化的科学、哲学甚至文学建立关系，它总是被用作一种隐喻、范式、模式或者象征，“将表面上完全不同的观念搜集并集中为一束明亮的，有时是具有穿透力的光线”。到了20世纪中期，影像（摄影）开始成为以一种开放的、社会性的符号，影像艺术从传统的艺术实践谱系中脱离出来，形成一套复杂的系统。当影像成为一种观念的时候，影像艺术的历史就成了影像观念的历史。不仅仅要将图像看作是一件作品的表面，更重要的是要将之作为整个人文科学研究的一个文本和一个组成部分来看待。在“图像转向”的时代，它是西方文化观念发展的轴心之一。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教师、美术学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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