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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历史勿忘人民｜江花

花匠小妙招
2024-08-14 23:41

回顾历史勿忘人民｜江花

　　本文刊载于《长江日报》2022年5月16日第12版《江花》。
　　□ 罗时汉
　　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理解它的含意，打江山坐江山，都要赢得民心，运用源自人民的力量。古往今来，概莫能外。
　　武汉解放大势所趋，是综合各种力量的结果。但并非一蹴而就，其过程复杂，涉及方方面面，殊为不易。在编著《武汉1949》搜集资料的过程中，我发现有些史实非常令人感动。
　　武昌阅马场红楼，曾是湖北省参议会所在地。1948年底，一帮忧国忧民的人士成立了湖北人民和平促进会。随着形势的发展，“和促会”又转变成以李书城、张难先为首的武汉临时救济委员会，在“真空”时期，为迎接武汉解放开展纷繁的各项工作。
　　民间的力量，又一次焕发出来。当时的汉口是直辖市，与湖北省互不隶属，与省会武昌又隔江。在江山更迭的非常时刻，武汉人打破行政区划的藩篱和地理的阻碍，在地下党和民主人士的推动之下，义无反顾地站出来，出面保护城市，维持社会秩序，解决紧迫的民生问题。
　　武汉临时救济委员会成立后，设汉口市、武昌市两个执行处。这里且说先后由艾毓英、周杰负责的武昌执行处。
　　1949年4月，不少工商人士因避祸而南下港台，武昌商会无人负责而陷于停顿。以什么名目筹集款项呢?正好，武昌市长蒋铭向商会借税款。武昌成立3个自卫大队，因为没有钱，还有一个大队成立不起，300多支步枪堆放在那里发霉。于是，武昌执行处即以筹集自卫经费的名义，名正言顺地向武昌各同业公会募集经费。据张云冕、周家泉记述，“大家积极工作，前后近20日，我们仅用了3093元银洋，就圆满完成了各项救济任务，可算得用钱少、收效大的社会效益了”。
　　原始资料《武昌市商会自卫经费收据存根》逐笔所记这3063元银洋的来源，5月14日至6月6日，开出收据59张。其所开单位为31个同业公会和3家商号，有猪肉、棉絮棉花、照相、煤、汾酒、猪行、书、茶叶、中西衣装、五金皮货、纸张文具、牛肉、军装西服、杂粮、鱼行、南酒、粮食行、砖、布店、煤炭店等业公会和同生、华玉宝号，等等。其中收款金额较大的为华洋百货公会，四次共收444元。银行团体和曹祥泰一次收300元，金银首饰业和杂货业都是3次，共收300元。收款金额最少的为竹品麻绳业公会、酱园业、鞋靴业和旅栈业等。“各行业资金大小收益多寡不同，自不能以捐献多少遽言其爱国心之强弱。”
　　可以说，武昌几乎所有商号都参与了这一行动，拿出手里的“血汗钱”来支持城市的和平过渡。
　　没有更多的政治动员和宣传说教，“各公会皆能热心解囊，自愿输将。虽暂时商业萧条，一般商民如一次拼凑不齐，又继缴交”。真是大爱至诚，可歌可泣。
　　这些钱款的支付，可以明了武昌市执行处的工作情况。从《临时费兑登》可见账目清楚：救济委员会三笔，共付银洋400元，请客应酬费14笔，共付银洋902.95元;商民大队7笔共505元，同仁薪金(工作人员工资)3笔共187元，膳食、交通、杂费总120笔共309元，付各学校、警局、机关食米总7笔共米80石合银洋721.11元;合计付银洋3063元。
　　这笔“请客应酬费”可不是公费吃喝，任意挥霍。武汉临时救济委员会第一次公开活动，由李书城、张难先、耿伯钊出山并主持宴请当时军政人员。出席的有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李品仙、湖北省武昌市长蒋铭、警察局长胡慎仪等人。解放前夕，武昌执行处还借湖北省银行开会，共到100多人，并宴请湖北省保安司令杨达及驻军段师长等军政人员，请他们以爱护桑梓为重，约束士兵，不要破坏。
　　钱到用时方恨少。第四十三兵工厂工人纠察队护厂经费200元银洋，一时不能付给，不得不向武昌第三信用合作社暂行挪借。至6月19日即解放一个月之后才在救济费项下支出归还。
　　处在白色恐怖之下，许多工作要秘密进行。如印制“临时救济委员会”蓝字袖章14336个，各印刷厂怕担风险，不敢承印。最后在火巷偏僻处找到一小店“采华印书馆”承接，漏夜赶制成功，计用去布料费175元、印制费43.80元，这笔印制加工费于解放后该馆才敢收取。
　　虽然解放了，社会窘况依然存在。河南流亡来汉的学生很多，有“特设湖北临时中学”予以收容，临救会曾拨发白米20石及副食费银洋60元。为恢复武汉轮渡、维护轮渡职工生活，为省会警察局收容45名散兵和从监狱释放人员，以及为省立武昌二女师、省立一女师、童子军师范学校、省立安陆师范学校、省立武昌师范学校等，临救会都有救济，有的发钱，有的发米。
　　很快，武昌的临时救济委员会被“临时军民联络委员会”取代，班底还是原来的人手，继续工作，首要任务就是为支援大军南下筹措军粮、烧柴及其他必需用品。武昌市商会给各同业公会又下达通知，“一律于25日交齐所有筹借详细清册，送由蒋铭先生转送军方备查，希查照办理等由”。第一次6万斤军粮筹齐后，军管会已成立，军民联络委员会遂告结束。
　　为迎接满怀希望的新社会，武汉商人竭尽全力，大行义举，闪现人性的光芒。只是，很长时间，人们似乎淡忘了他们为新中国付出的这些贡献，有些历史细节被忽略。
　　商会作为民间力量，是社会稳定的基石之一。武汉是座英雄的城市，就体现在历经大难时的民间担当。1911年10月，武昌首义之后阳夏保卫战中，汉口总商会借银20万两，设粮台5座，资助起义军。1931年7月，汉口分金炉堤防溃决，三元里外陆地行舟。武汉工商界等成立湖北水灾急赈会，先后收容灾民达30万人。1937年7月，汉口市商会通电全国商会各尽其力，共赴国难，捐款2万元汇寄前方;8月，又募捐22万元，成立难民收容所;11月，汉口工商界捐款165万元充实防空建设经费。1938年7月，武汉各界为纪念抗战一周年和支援前线，开展为期5天的献金运动，献金者达5万人次，总额达93万余元……
　　新中国成立之后，武汉的英雄气质继续发扬光大，经“54”“98”洪水而形成了抗洪精神。武汉各界尤其是商界人士挺身而出，慷慨相助。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历次灾难中，人间大爱，共克时艰。
　　有人说过，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渡江战役的胜利，是老百姓用小船划出来的。无论是战争解放，还是和平建设，都离不开人民的支持。回顾历史，常思民心向背，我们不应该忘记那句名言：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编辑：宗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