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鲁迅并不是生下来就痛恨中医,至少在他父亲生病时,也就是他十二岁左右,那时他还相信中医,也相信离奇的药引具有起死回生的效力。他在《父亲的病》一文中写道:“先前有一个病人,百药无效;待到遇见了什么叶天士先生,只在旧方上加了一味药引:梧桐叶。只一服,便霍然而愈了。”鲁迅听来的解释是:“其时是秋天,而梧桐先知秋气。其先百药不投,今以秋气动之,以气感气……”年幼的鲁迅虽然对这种玄而又玄的中医理论并不了然,“但也十分佩服,知道凡有灵药,一定是很不容易得到的,求仙的人,甚至于还要拼了性命,跑进深山里去采呢”。
相信中医的少年鲁迅,为何后来又痛恨中医了呢?
其一是,鲁迅的父亲周伯宜,有一天忽然口吐鲜血。按照绍兴和江南那边流传下来的土法儿,见血就灌墨汁,于是全家遍寻砚台,紧张研磨,一阵忙乱。
其二是,名医姚芝轩药引奇特,例如什么冬天的芦根、经霜三年的甘蔗。两年下来,周伯宜的病不但未见好转,反而水肿加重,快要起不了床了。
其三是,名医何廉臣药引更加奇特,例如蟋蟀一对,而且是原配的,还有独家销售的败鼓皮丸。然而,周伯宜的病更加严重,呼吸困难,疼痛难忍,最终驾鹤西去。
鲁迅所遭遇的这三个事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事例一中的墨水止血,虽然在科学上还有待证明,但是墨中的百草霜原料,的确有凝血作用,尤其是香墨,还具有镇惊、息风、止痛等功效。这一点历代本草书中多有记载。例如《肘后方》这本书记载的“姜墨丸”,可治赤白痢疾;《圣济总录》这本书中的“墨金散”,可治浊淋不通;《赵氏经验方》这本书中,用醋抹浓墨调和猪胆,治疗痈疮发背者;清光绪年间流传一种“蟾酥墨”,可治小儿腮腺炎。这些中医经验,鲁迅在撰文前可能知道,也可能不知道,但这并不是重点,因为真正让小鲁迅惊惧的,是父亲的满脸苍白和满嘴墨汁。那个场面本身,对一个懵懂少年来说,是可怕的一幕,所以经年难忘。
至于事例二、三中的姚医生、何医生的举措,真是实在不敢恭维。他们开的药引,大体应该也没什么过错,《别录》《食疗本草》《日华子本草》《纲目》《药性考》等中医药典籍都有记载:芦根具有清热生津、除烦、止呕、利尿的功效;甘蔗具有生津、润燥、清热、下气、解酒等功效;蟋蟀具有利水消肿的功效。可是,他们开药方时为什么要加那么多离奇的修饰语呢?什么经霜三年、原配之类的。甘蔗经霜三年的药效,与两年的或四年的有何差距?谁家的甘蔗没事放地里三年不收割,让鲁迅上哪里找去?蟋蟀为什么非要原配的?正像鲁迅在文中所说的,难道“昆虫也要贞节,续弦或再醮,连做药资格也丧失了”?他们二人原本可以实话实说:周先生,您这病在心里,郁积去不掉,单靠吃药是不管用的。然而他们偏偏故弄玄虚,让人对中医产生厌恶之情,也活该被鲁迅连讽刺带打击了。
鲁迅写文章讥讽中医,自然是看到或放大了其缺点,这一点也不必纠缠不放,毕竟鲁迅的文字是文学,而不是严谨的科学论文。何况,那又是科学理念尚未普及的时代。
阅读鲁迅的文字,要学会换位思考,抱有了解之同情。鲁迅表达痛恨中医之时,是在上世纪20年代,那时距离他父亲病故,已经三十年了,但是姚医生、何医生出诊单次大洋一元四角、隔日一诊的情形,鲁迅依然记忆犹新,甚至连医生的胖瘦高矮都记得,足见这事对鲁迅的伤害有多深。鲁迅的爷爷当年正在“高级牢房”服刑,鲁迅的父亲又病重不见好转,周家已经从绍兴富庶的大户沦为贫民,小鲁迅已经由众星捧月的少爷,变成经常跑当铺遭白眼的寒门子弟,而且,两年多下来,单是诊断费用就好几百大洋,这还不算药费,支出这样一大笔钱,病人吃了那些奇奇怪怪的药,非但没有痊愈,反而撒手人寰,让鲁迅怎么想?他当年只是默默接受那样的残酷现实,三十年后才在忆旧散文中写出来,已经够冷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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