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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生计与社会变迁：云南少数民族区域调查（田野中国）

花匠小妙招
2024-10-07 07:57

四少数民族人群流动生计的形式

从以上的影响因素看，很明显的是，在我们所选的四个调研村中，流动的形式很多，甚至一个村里有多种流动形式共存。在这里我们可以做一个初步的归纳以理解不同群体中的流动形式（见表2-1）。

表2-1 四个调研村土地资源与收入来源概览

①虽然在移民点没有山地，但在原来的老家还有大片山地和林地。

居住在边疆地区的布朗族，由于其生产方式主要是跨境的游耕，也由于族群矛盾等原因，一直处于流动或搬迁的状态。从我们的田野调查看，夕村的布朗族是最灵活最具流动性的一支，他们也最大化地利用了每一波流动所带来的机会和好处。在短短的一二十年里，流动形式非常动态和多样。

在南村安置的布朗新寨的村民，虽然也属于布朗族，却没有经历类似夕村的流动生计。如果不是因为建设水库而需要搬迁，他们或许跟在澜沧江一带生活的其他少数民族没有不同，过着自足半自足但可持续的简单生活。但是，水库建设完全改变了他们的生计，他们被迫搬出了原来的居住地，但又必须再回到原来的村庄，去那里耕种还没有被水淹的土地和管理山地，开始了季节性流动耕种，以获得足够家庭消费的粮食和未来的山林收入。

元江的哈尼族，似乎遗传了他们祖先的特质，也勤于流动，甚至会流动到很偏远陌生的地方。但他们的流动从职业、社会阶层和经济回报来说，相对比较同质。由于他们资源禀赋有限，随着人口的增加，不断需要有人外出获取额外的生计来源。相反，由于有着相对较好的土地资源和传统文化中对土地的依恋，召村村民很少流动在外。

（一）跨境流动

由于夕村地处与缅甸接壤的边境，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村民就跨境到泰国打工。根据对村里关键人物的访谈，1994年前后有100多位村民从缅甸到泰国，他们多为年轻未婚的男性，也有少量家庭和几位单亲妇女。由于没有合法的身份，他们不能频繁回家，在那里一待就是很多年。

第二类跨境流动伴随着旅游业发展而生，1991年开始的跨境旅游为夕村人带来了工作机会，他们从事歌舞表演、导游和讲解及店员工作。在1998～2003年期间，大约有七八十位村民参与到与旅游相关的服务之中。在2004年跨境旅游被终止后，取而代之的是边民的跨境贸易和经济作物耕种（如橡胶等）。

边民互市曾经主要由妇女参与，即使是现在的集市型边民互市，也仍然有很多妇女参与其中，边民的资格使得她们能够获得关税优惠，开展中小型贸易。然而随着边境贸易额的增加，男人逐渐占据主导地位，那些有族群网络和联系的人，往往能够从缅甸村民那里批量收购农产品，远远超出挣一点烟酒钱。

第三类跨境流动是在橡胶种植扩展后出现的。夕村自己没有多少土地可以用来种植橡胶，村民就利用在缅甸的族群关系租用邻国的土地搞橡胶种植。根据对村里关键人物的访谈，整个村子租用了上万亩土地，种植了30多万棵橡胶树。而全村共有170户租用了缅甸的土地，每个家庭种植700～6000棵的橡胶树，村民每天用摩托车奔走在橡胶园和家之间进行管理。

（二）国内流动

调研的四个村都有村民外出到县、州、昆明和沿海地区打工，他们主要是刚刚从学校毕业的年轻人。在夕村，跨境旅游被叫停后，全国其他城市和旅游景点开始加入民族歌舞表演，村民就选择了“走穴”，到全国各地旅游景点和娱乐场所表演少数民族歌舞。据被访村民介绍，夕村在2003～2005年间，500多的劳动力中，约2/3的人员参与过这样的“走穴”表演，2005年高峰时有400多人外出，达到该村历史上国内流动的顶峰。表演者有男有女，有年长的和年轻的，他们从一个城市转到另一个城市，在一个地方待上个把月，到过全国的很多地方，甚至到了越南。每个组根据实际的年龄和性别在表演中担任不同的角色。

夕村有着活泼丰富的外出和流动，戈村也有着类似但小规模的以个体为主的外出流动。由于没有太多的耕种经济作物的机会，戈村哈尼族村民往往靠外出打工以满足生计需要。他们不仅去城里和沿海地区打工，从事修路、采矿或服务等工作，也在经济作物耕作的地区做农业雇工。在南村的布朗新寨，外出到城里从事服务业和到沿海地区从事制造业生产的，主要是刚刚走出学校的毕业生。相比较其他三个村，召村远离村庄到外地打工的要少得多。

（三）移民搬迁

为了建设水库，布朗新寨2007年搬到南村。在搬迁动员的过程中，村民曾向政府建议，搬回到他们最早生活的山上的老村庄，这样他们就不需要迁到遥远的地方，迁移成本会低得多，还可以继续耕种大片的山地。但是，地方政府认为继续居住在山头上不能脱贫致富，只有搬到靠近公路的地方和集镇，才有方便的就学和交通条件，以及发展前景。在搬迁动员中，地方政府向移民搬迁者描述了一幅未来发展的美好图画。最终村民同意迁移到远离老家的三个地方，但是搬迁后村民没有能够得到足够的土地分配。一家所得到的青苗费、房屋和土地补偿费凑在一起，有的还不够在迁移地造一座新房。在当地重新分配所得到的水田也不足以支持很多家庭的可持续生活，土地的锐减迫使他们还得回到原来的村庄耕种，进入循环和往返两地的流动耕作方式。

（四）季节性耕作和循环流动

夕村和南村的布朗新寨都曾经而且现在也在山地进行轮作，在新村和山地之间循环耕作。随着布朗新寨迁移到南村，村民开始了新的流动循环耕种。每年（2～4次）在作物耕种和生长的不同阶段，村民要长途跋涉，回到200多公里之外的老家去耕种那里的土地。在2/3从事这种流动耕种的家庭中，平均每年他们要在老家待上47天。相比男人，妇女和年长者在那里的时间更长一些，照看种在那里的作物，如玉米和红薯，而男人则主要负责橡胶、咖啡和经济林的种植和看管。从所有调研的村子的整体情况看，作为农业雇工日常性的流动成为常态，且有相当的规模（见表2-2）。

表2-2 四个调研村受访者及其配偶的主要工作

①男性包括了男性受访者和女性受访者的丈夫；女性包括了女性受访者和男性受访者的妻子。

夕村在山地种橡胶、茶叶、旱谷和玉米，还在缅甸租地种橡胶，因此村民需要在他们居住的村庄、山地和缅甸的橡胶园之间奔波，男人、女人和大一点的孩子都要参与割胶。对夕村村民来说，日常生活就是根据作物的生长周期频繁地循环流动。同时，另外的流动如跨境和循环流动，带动和扩大了橡胶的耕种，甚至到达邻国。橡胶种植面积的扩大（见表2-3）需要大量的劳动力，从而使得像过去那样的有规模和有组织的“走穴”不再进行。

表2-3 夕村土地利用和作物种植

①其他山地作物与橡胶小树套种。

在戈村，由于梯田水田面积所限，大多数家庭要依靠外出打工来赚取劳动收入。季节性地到元江县郊和耕种经济作物的云南其他地方做农业雇工，是戈村哈尼族村民另外一种主要的流动方式。

（五）投资与劳动力的流入

农业产业化发展掀起了投资者向村民租用土地或者与小生产者的农户签订合同种植经济作物的热潮（后者通常被称为“公司+农户”的发展方式）。在夕村，由于大面积种植橡胶，原来的稻田因此缺水和劳动力，被出租用来种香蕉；在南村，咖啡公司租用200亩土地种咖啡；投资者也涌入元江周边，种植水果、花卉、绿色植物，其不仅输送到国内市场，还出口到海外市场。投资者或租用土地，或以非法手段向村民低价“购买”土地。

投资流入和经济作物耕种的一个结果是，农业雇工成为普遍现象。布朗新寨搬迁所至的南村所在区域，从20世纪开始种植咖啡，已成为云南的咖啡基地之一。除了没有土地或者将土地出租给投资者及无地耕种的村民之外，从内陆省份和云南其他地方如澜沧、昭通流入的大批流动人口也成为农业雇工。一方面一些咖啡公司在这里租地，吸引来自云南各地的流动雇工来此做农业雇工；另一方面随着咖啡价格的上涨，本地农户也不断开垦山地发展咖啡种植业，本地农业劳动力严重不足，这样澜沧、昭通巧家等地农业劳动力季节性地来到南村做农业雇工，采摘咖啡和管理咖啡地。他们中有汉族、苗族、拉祜族和哈尼族等民族。在南村布朗新寨，由于搬迁后只有部分补偿得以兑现，也由于补偿的只是有限的水田面积，新移民加入了农业雇工的劳力大军，帮助当地村民种植和采摘咖啡。在西双版纳的夕村，同样有来自外地的雇工帮助本地村民管理橡胶，这些雇工来自云南澜沧和曲靖、四川、贵州、湖南以及缅甸等国内外地区。在夕村，平均每个家庭每年在橡胶园需要雇7～8人工作4～5天来割胶和管理橡胶林。

元江由于发展花卉和热带水果种植，在坝区，很多土地租赁给外来或本地的租地者，来自红河和元江山区的哈尼族成为农业雇工，是链条最末端的主要的劳动力，常年或季节性地受雇耕种元江的坝区土地，进行热带水果和蔬菜的种植。也有苗族、拉祜族和汉族劳动力通过亲戚和族群的网络，被介绍到雇用他们的家庭或公司。

（六）不流动

随着通信技术的发展和广泛应用、市场网络的发展，以及道路设施的改善，在南村和元江做小生意的妇女中，出现了不流动的现象，因为收购商或批发商送货上门，包括新鲜蔬菜、日用品、饲料等各种货物。相比较而言，召村的不流动则与这个村所拥有的土地资源禀赋、文化传统上对土地的依恋和较强的民族身份认同有关。历史上，傣族一般占有水源充足的良田，加上文化价值中对土地的看重，他们很少离开家乡。在元江，一些关键人物在访谈中提到，由于傣族人对土地的依恋，他们也失去了流动和冒险所带来的机会和好处，逐渐地被原来不如傣族的其他族群甩在后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