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们或许无用，却又如此美好
辛稼轩晚年有一阕《贺新郎》云：“惠子焉知濠梁乐，望桐江、千丈高台好。烟雨外，几鱼鸟。”人就是这般，老去方知万事空，富春江上，雨雾钓台，鱼鸟之恋是多么的美好啊。而春天，翻阅一些博物学的闲书，也是一件或许无用，却很美好的事。
《植物名释札记》
作者：夏纬瑛夏经林著
出版社：中华书局出版
《与花方作谱——
宋代植物谱录循迹》
作者：[日]久保辉幸著
出版社：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香港方物志》
作者：叶灵凤著余婉霖绘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出版
《游隼》
作者：[英]J.A.贝克著
译者：李斯本译
出版社：北京日报出版社
从无用的杂草里找出有用的性质来
近期出版的《野草：野性之美》是其中之一。50种世界各地的野草，风吹哪页读哪页，先捡那些熟悉的名字看：牛蒡、雏菊、大叶醉鱼草、苦苣菜、原拉拉藤、蓝铃花、野芝麻、虎杖、婆婆纳、野豌豆，手绘博物画插图有130余张之多，文字倒是简略，对需要了解更多野草知识的读者，略有不满足，不要紧，英国博物学家理查德·梅比有一本妙不可言的《杂草的故事》，前几年有了中文版，你可以找来读。
这两种关于杂草的书都来自英国，我们中国也有一本小书不可忽略，即周建人著《田野的杂草》，这是三联书店1949年6月出版的，为“新中国百科小丛书”之一种，小32开，只有70页。全书分为“引言”“春季常见的杂草”“野草的生命”“夏季常见的杂草”“花的构造及与外界的关系”“到了秋天”“在冬季里”“结束的几句话”八个部分。作者的用意，“是拿自生在田边、路旁、河畔等处，平时看作不大有用处的草类来讲，使读者对于那些草认识得更明白些……可能会从无用的杂草里找出有用的性质来呢”。
寒斋所藏为1950年4月第三版，已经印到一万册。这本小书后来似乎未再版，十年前偶然发现被收入《花鸟虫鱼及其他——周建人科学小品选读》一书，书中还有周氏其他40余篇文章，基本上反映了他在博物学方面的成就。
中国古代的博物学著作极为丰富，尽管与后来诞生于西方的博物学不完全一致，但自有其体系。大名鼎鼎的《本草纲目》，其内容涉及了文学、历史、天文、地理、地质、生物、化学等多学科知识，可谓是一部博物学著作。博物学（naturalhistory）是叙述自然即动物、植物和矿物的种类、分布、性质和生态等的最古学科之一，博物学家是“对博通动物学、植物学、矿物学、生理学等自然科学的专家的尊称”。在我看来，他们不仅博学，更是一些勇敢的人，他们生产出无数今天已成为常识、甚至妇孺皆知的知识，然而，这一行当在今天却似已步入黄昏。
既可格物致知，也可托物言志
无用的博物学，因了一些有眼光的出版家的推动，不时出现在新书讯息中，梭罗的《野果》、涩泽龙彦的《花逍遥》、卡拉纳皮的《本草：李时珍与近代早期中国博物学的转向》、范发迪的《知识帝国：清代在华的英国博物学家》诸书，令读者爱不释手。
去年读到两种新书《植物名释札记》《与花方作谱——宋代植物谱录循迹》，一本讨论中国植物通俗名称的来龙去脉，一本深入厘清有宋一代植物谱录的发展脉络，都是极具学术价值的著作。前者为已故的夏纬瑛先生耗尽毕生心血完成，在中国典籍中，植物的同物异名、同名异物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夏先生认为：“一个植物名称本身，就反映着在那个历史时期我们先人对这种植物的认识程度。”数十年中，他遍翻古籍，行万里路，直到晚年因双目失明，无法继续。比如“牡丹”，他注意到，历来医书均未释名，他通过辨析指出，“‘牡丹’者，以其根皮之赤丹而为名，‘牡’字无义。”值得一提的是，夏先生的植物名称辨析，不唯从语言学出发，是在大量的植物调查基础上进行的，所谓“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与《植物名释札记》笔记式行文风格不同，《与花方作谱——宋代植物谱录循迹》是一部厚重的专著，作者久保辉幸是在中国工作的一位日本学者，他注意到植物谱录这一类专著在宋代的大量出现，但已有的一些研究多停留于古代科技成就方面，他的研究更多关注这些谱录的作者的人生经历与时代背景，阐明这一类出版物的兴盛与当时社会的关系，读来饶有兴味。据作者的调查，宋代花谱中，有牡丹谱15部、芍药谱四部、菊花谱八部、梅花谱四部、兰花谱和海棠谱各二部、玉蕊花谱和琼花谱各一部，以及综合性花谱四部，此外尚有经济植物谱录26部，但动物谱录仅有区区四部。在对这些谱录进行文献学考察后，作者发现，北宋时期作者的思维明显带有“格物致知”的学术精神，而南宋时期作者则更倾向于以种植行为表现其隐遁的生活态度。这一点，美国汉学家艾朗诺《美的焦虑：北宋士大夫的审美思想与追求》一书中“牡丹的诱惑：有关植物的写作以及花卉的美”一章亦有相关论述，尽管二者的研究取向不同，但可以参照阅读。
博物学给予一个普通读者的帮助与欣喜
以上中日学者的两本著作，都是需要潜心多年，甚至需要一种不计实用的态度方可成就，其成果亦可资学术领域之外的普通植物爱好者阅读，但现实中，常有一种跨界的博物学写作者，他们的著作另有其有趣之处，比如叶灵凤。
叶灵凤的《香港方物志》1958年在香港中华书局初版，收入作者在1953年间陆续在香港《大公报》发表的112篇短文。叶氏在“前记”中说：
我将当地的鸟兽鱼虫和若干掌故风俗，运用自己的一点贫弱的自然科学知识和民俗学知识，将它们与祖国方面和这有关的种种配合起来。
翻看目录，“香港的香”“一月的野花”“新蝉第一声”“海参的故事”“香港的野鸟”“香港的蜘蛛”“水仙花的传奇”，看了这些标题就明了书的内容。查《叶灵凤日记》：
1952年12月25日约了高雄夫妇及《大公报》的刘芃如夫妇来吃晚饭……芃如约为《大公报》的副刊“大公园”写一关于香港草木虫鱼的连载。
1953年1月21日自元旦起，开始在《大公报》的“大公园”写《太平山方物志》，记本港的鸟兽虫鱼和人情风俗，每天约一千字。
1953年1月23日写《太平山方物志》，自今年元旦开始，每天写一篇，已写了二十多篇了。只是这题目是不能长期写下去的。
1953年2月3日写《太平山方物志》。就要过旧历年了，又要准备一些过年风俗的资料。
据《叶灵凤日记》可知，《香港方物志》中的短文，最初发表时总题为《太平山方物志》，署名“南村”。叶灵凤当时每日要写4000字，有时一天写了6000字，其中就包括了这《太平山方物志》，因此他曾担心不能持续，不仅是精力，更多的是博物学材料的储备。多年前读过香港南粤出版社所出叶灵凤《花木虫鱼丛谈》，惊讶于这位当年“创造社小伙计”的知识渊博，读了《香港方物志》则又对其背井离乡后的生活多了些了解。在日记中，他曾慨叹某一类文章“写得太多了，也觉得索然无趣”。但稿费一到，女儿已等着要上街买新大衣了。卖文为生之不易，于此可见矣。无用的博物学，却可为潦倒文人之生计。
“今年立春早，不仅红棉开了，就是杜鹃也开了。”叶灵凤在日记中写道。很快，几乎同样的句子出现在他的《英雄树木棉》一文中。每天不是爬格子就是匆匆往来于报馆与寓所，叶氏的生活远不如那些著名的博物学家轻松自在。
英国人约翰·亚历克·贝克，是我们不太熟悉的一位作家，他一生只写作了两本书，其中一本名为《游隼》，几年前介绍到中国，数次重印。据说作者一生都生活在英格兰东部一个乡下小镇，本书是他十年间追寻游隼的笔记，他的原则是：
我尝试将一切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保存下来：鸟、观测者，以及这片我们赖以生存的地方。我描述的每一件事都发生在观测当下，但我并不认为忠实的观察和记录就足够了。观测者的情感与行为也同样是重要的数据，我必如实记载。
作者的笔触精致而宁静、有诗意。
四野寂静无声，迷雾之中，万物朦胧而神秘。一阵冷风吹过，云层堆叠了整片天空。麻雀蹿过落叶的树篱，沙沙窸窣，如小雨纷纷。欧乌鸫叫嚷起来。寒鸦和乌鸦站在树枝上窥探下方。我知道，游隼就在这片田野中，但我就是找不到他。
他观察游隼的追逐、捕杀、进食、休憩，沉迷期间，物我两忘。研究者指出，上世纪60年代中期的英国，农药的大量使用使得游隼的数量急剧减少，某种意义上说，这本书是游隼乃至人类自身的挽歌。
我注意到近年国内也有作者将注意力集中到类似的领域，尽管在当下大学的学科分类中，没有博物学的位置，但“博物”一词却日渐传播开来。我本人的专业离博物学很远，关于这个话题，理应由更有资格的专家来讨论，我只是从博物学的边上，分享一些它给予我这样的一个普通读者的欣喜与惬意。
来源：文汇报
作者：蔡适任著
出版社：广西师大出版社
1973年，三毛前往不毛之地西撒哈拉，在炙热荒凉黄沙弥漫之地，与为爱奔赴远方的荷西共写爱情传奇。在那些充满异域风情的文字里，有三毛的自由和洒脱，有撒哈拉的辽阔与厚重。一边是物质世界的简陋和拮据，一边是精神世界的富有与深邃。特立独行、率性浪漫以及那些充满性灵的文字在上世纪80年代的华语世界中如飓风过境，横扫过无数对远方怀揣憧憬的青年男女的心。
2010年，同样崇尚自由但被现实所困的传奇女子蔡适任，远赴摩洛哥并与有当地游牧民族家族背景的贝桑相恋结婚。撒哈拉亘古不变的天空、血色的斜阳、红沙丘上的满月乍现繁星灿烂，皆成为作者笔下灵魂安放的诗意之境。沙漠是三毛“前世的乡愁”，而推促蔡适任走入这块荒漠的，是“我自身的生命困顿，即便身边人群围绕，依然活在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孤苦伶仃感里”。一个在流浪中寻觅，一个在受挫后疗愈，两个相隔37年对生命对文字异常敏感的女人，在撒哈拉纯净原始的土地上收获爱情，丰盈内心，安放灵魂。
三毛说：“沙漠之所以迷人，正因为不知道她在何处藏着我们看不到的水井。”而《沙漠化为一口井》的浪漫，在于其对沙漠的深度探索、对西撒民俗风情的生动介绍、对漫漫历史的寻觅与求索。这本书围绕三毛与撒哈拉的故事展开，却又不仅仅局限于此。作者以客观的笔法、缜密的考察与记录，为我们展现了一个独特而神秘的撒哈拉。在这片荒野上，孕育了《古兰经》中的沙漠精灵，人的肉眼根本无法看见他们，但生长于这片大漠荒野上的人民却能够感知精灵的存在。幼小的孩童之间流传着“精灵马车”的传说，偏僻的黑石地里偶尔会有点点亮光忽远忽近的闪烁。星空之下，荒土之上，精灵在游走，在眺望，但当地的人们并不害怕，因为他们知道，荒野是精灵的故乡……
读整本书像是在读一篇篇社科类的文章，每个章节并不长，但却将各个传统小物、民俗风情的来龙去脉叙述得清清楚楚。蔡适任既聊了自己的亲身经历，同时也追溯了三毛在此的生活痕迹，以独特的视角揭示了撒哈拉人民的生存之道。沙漠的孩子不明白占有和私域，在物资匮乏的年代，共享才是生活的哲理。
沙漠，似乎成了两个女人的精神原乡。她们有类似的气质，都有不安分喜欢天马行空的灵魂，都有堂吉诃德似的勇气和探索世界的好奇心，都有化腐朽为传奇的动手改造能力，都有感同身受的善良和悲悯心……蔡适任拥有三毛般的感性和随意，也拥有独属于自己的理性和辞章。作为文化人类学与民族学博士，她的文字除了展示沙漠风俗民情、地域文化差异，也将政治军事、宗教信仰、种族冲突、阶层等级等诸多历史社会问题一一呈现。文中还穿插了对三毛文字的推敲和考证，辨别其真伪，还原其真相，对三毛的生活场景、爱恨情仇融入自己的思考，思辨且独特。
书中，历史的血腥和人类的温情同步，宏大的背景和细致的凡人生活兼具。沙漠世界，物质匮乏、气候恶劣，既要忍受异乡的孤独，也要面对传统习俗的条条框框。远方和爱情，既有现实的面包问题，也有精神世界中的水仙能否盛放的考量。“闲时与你立黄昏，灶前笑问粥可温。”三毛有荷西，蔡适任有贝桑，爱情如沙漠中的水源，抚慰着两颗荒凉无依的心。
文字和爱情是两条汩汩的河流，河流边上，两个来自异乡的女子如沙漠中的无叶柽柳般倔强而野性地生长。
来源：文汇报
作者：刘文飞著
出版社：浙江文艺出版社
在刘文飞看来，“读与被读”是一件与生俱来的事情，是一桩相伴终生的事业。他的新著《读与被读》打破语言牢笼，在汲取与表达中寻找完美的平衡，在对话与交流中觅得生活的美好，在限制与突破中实现心灵的富有。
众所周知，作者完成一部书并不意味着创作过程的结束，而只有当该作品被读者阅读之后，其方才完成一个完整的生命历程。如此一来，“读与被读”也可以被视作一次作者与读者共同参与的旅行。《读与被读》一书就以《荷马史诗》为起点，以《洛丽塔》为终点，全程访问荷马、但丁、莎士比亚、塞万提斯、歌德、雨果、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乔伊斯、川端康成、纳博科夫等11位世界文学大师，期间或钻研人物形象，或探讨文学属性，或谈论思想、生存等严肃话题，或从建筑、颜色等细节解构经典，最终奉上一场世界经典文学的思想盛宴。
“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每一位莎士比亚的读者都可以成为部分的莎士比亚，同时又可以超越莎士比亚。刘文飞是一位颇具洞察力的阅读者，他依靠对文本一遍遍的细读，发现了许多细节之趣。例如安娜发现了卡列宁的大耳朵，托尔斯泰发现了安娜的发现，纳博科夫又发现了托尔斯泰的发现。于是，读者跟着刘文飞发现并记住了小说《安娜·卡列尼娜》中的这个著名的细节。这种套娃式的阅读发现，不仅是字里行间的魅力，也是精读文字的奖赏。而这样的字斟句酌似乎也在提醒普通的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可以通过双眼，也可以手持放大镜，甚至还可以架起高倍显微镜。
除了精读，刘文飞也指明了又一条阅读的明路：写作者的高度，是由他的阅读量来决定的；同理可得，阅读者的深度，也是需要依靠他的阅读量来支撑。譬如在《尤利西斯》面世前后，欧美文学中也不约而同地出现了许多意识流文学作品，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地下室手记》中对于主人公“地下室人”的潜意识的传导，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中对于安娜卧轨之前心理活动的描写，又如别雷的《彼得堡》、伍尔夫的《墙上的斑点》、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和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等。作者与读者的交替努力，共同汇成一道波澜壮阔的意识流文学潮流。再如为了读懂《雪国》的死亡主题，读者需要了解川端康成其他小说《禽兽》《千只鹤》《名人》《睡美人》《山音》等作品中描述的死亡，需要了解川端康成在未成年时先后送别了父亲、母亲、奶奶、姐姐、爷爷以及他的几位老师、远亲和朋友这样的个人经历，需要了解川端康成的自杀，需要了解日本文化和文学中的“物哀”传统，甚至要了解女主人公驹子的名字与中国古代的蚕马神话之间的联系。
作为俄罗斯文学研究专家，刘文飞也时刻警醒自己——要提防那只读一本书的人。于是，他开始以俄罗斯文学名著为支点，去撬动世界文学名著的杠杆。譬如文学中所谓“双重人”的说法，最早源自陀思妥耶夫斯基发表于1846年的中篇小说《双重人》；而在《哈姆雷特》这出戏中，哈姆雷特这个形象身上最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的，就是他性格的双重性。再如，荷马在他的两部史诗中对战争和战争中的英雄所持的情感立场，构成了悲悯传统的源头，同时这种“悲悯”深远地影响着俄罗斯文学，普希金的《大尉的女儿》中主人公格里尼奥夫是一名忠于沙皇的官军军官，可他却因帮助过起义军首领普加乔夫而得到后者的宽恕；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描绘俄国军民战胜拿破仑的辉煌胜利，可他却要借助普拉东·卡拉塔耶夫的形象来表达他超越国家和民族的博爱思想；在《静静的顿河》中，肖洛霍夫对军官格里高利及其命运的同情也构成了这部史诗巨著的情感基础。
读是一种吸收，被读是一种释放。可是有的时候，读也是一种释放，因为读什么、如何读，已然构成一种生活方式，可以减缓甚至消弭生活的重担，可以获得前进的动力，可以实现人生的价值。有的时候，被读也是一种吸收，因为对用心的作者而言，他们十分在意读者的阅读感受，他们乐意倾听读者的阅读意见，他们迫切希望让自己的下一部作品再上一层楼。聪明的他们深知他们吸收的是弥足珍贵的阅读财富。
来源：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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