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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费孝通先生诞辰一百周年

花匠小妙招
2025-12-01 02:02

费孝通对云南有着特殊的感情，甚至视云南为“第二故乡”，因为据其自叙，云南是其“学术生命、政治生命和家庭生活的新起点”。

1938年，费孝通完成学业后自英伦回国。当时，日寇气焰正炽，不少国土沦陷，他只得从越南的西贡登陆，复到昆明，任教于云南大学社会学系。不久，费孝通一干人等又去禄丰搞实地调查。

去禄丰调查，费孝通后来谈到，原因有二：一是实现导师、英国学者马林诺斯基之要求，在继其博士论文《江村经济》后更详尽地描绘这个“乡土中国”的长幅画卷；一是禄丰有熟人。一年的调查，费写成了《禄丰农田》。接着，费孝通与其合作者又写成了《易（门）村手工业》和《玉（溪）村农业与商业》两文。三篇文章最终以《云南三村》为题结集出版。

1935年夏，费孝通与燕京大学三年级的学生王同惠结婚。9月，新婚燕尔的夫妇两人同赴广西大瑶山作民族考察，然而在一次田野作业中王失足于滑冲而溺，费孝通失爱妻，“伤哉”。到云南的第二年——1939年，费又结了婚，且在昆明呈贡生下女公子，此即所谓“家庭生活的新起点”。费孝通由此摆脱了丧偶之痛。

20世纪40年代，国内政治局势错综复杂，费孝通在云南与同时流寓于此的潘光旦、闻一多、曾昭抡等朋友在一起，直言谠论、主张抗日、鼓吹民主、抨击时弊。1945年，费孝通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次年发生“李闻惨案”，费孝通也被列入黑名单。

人皆如此，大凡在某段时空中有一种特殊的经历，便形成挥之不去的“情结”。唯因云南在费孝通的生活中至关重要，这就结凝为费孝通的“云南情结”。费孝通的“云南情结”使他以后又数度重返云南，故地重游。

第一次是1956年，费孝通来云南参加民族历史调查研究，曾到德宏并沿着洱海跑了一圈。跑的结果，费孝通说：“是写了不少有关少数民族的文章，说了一些比较符合实际情况的话。因此有人说我是个‘比少数民族还少数民族’的人。”

第二次是70年代末，费孝通重获学术生命，于是，再访云南。

费孝通重返云南最近的一次是2000年。这是应云南为建设“民族文化大省”研讨会之邀而来的。会前，行行重行行，费孝通乘车到了大理和丽江。这番故地重游，盖因处于世纪之交，云南又有极快的发展，使费孝通尤多感慨。一方面，费孝通写道：“一路的‘乘车看花’，还是浮想联翩，我觉得云南的人文资源太富饶了，建设民族文化大省，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是别的省份不能比的。”他还夸奖了大理、丽江古城的保护。然而，另一方面，当费孝通听到有纳西象形文字老专家谈到学校欲推行“三语” (汉语、外语、纳西语及文字)的建议时，马上感到“纳西族象形文字是一种比汉族甲骨文还古老的文字，其使用范围已经极狭窄了，现在要学生除了学汉语、外语，再去学它，有什么实际用处？学生的负担是不是太沉重了？当然，我们要培养一批专家来研究东巴文化，包括它的文字，但是普遍推广就不现实了”。还有，当费在观看了纳西族的“祭天”仪式表演后，也敏锐地提醒“作为一个人类学、社会学者，我看了觉得很有意思。因为这种古老的仪式，表现了古人对自然的崇拜，体现了‘天人合一’的意识，这是我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思想的一大特征；讲平衡和谐，承认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不与自然对立。这与西方那种以我为中心，掠夺自然为我所用的观念截然不同……但是，在观看仪式的整个过程中，我总感到树底下弥漫着一股迷信的气氛。当我在丽江东巴文博物馆，看到表现东巴祭礼真实场景，原封不动地摆在那里时，不由得又产生了这种感觉”。鉴于此，费提出“保护不是无选择的、原封不动的保存，要有鉴别、有取舍”，从而显示出一个学者的良知。

佛经寓言中有一则鹦鹉之故事，谓“一鹦鹉居山，后离去，不久山失火，鹦鹉以羽翅取水救火”，天神道：“汝何痴，千里之火，岂为汝翅取水灭乎？”鹦鹉答：“我曾客居山中，百鸟畜兽皆仁慈，邀为兄弟，我不忍见之耳！”费孝通的“云南情结”，或可作如是观吧！

责任编辑：冯鹏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