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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州博物馆藏铜镜

花匠小妙招
2026-01-20 08:34

美是人不懈的追求，对自身仪容仪表的关注贯穿着人类发展史。最初古人利用水中倒影整容理妆，经过了漫长的时间，人们发明了称心的工具—铜镜。中国最早的铜镜实物发现于大约4000 年前的齐家文化遗址中，此后铜镜偶有出土，但数量较少，使用也不广泛。即便到了春秋时期，仍是以水鉴容为主，孔子曾说“人莫鉴于流水，而鉴于止水，唯止能止众止”（《庄子·德充符》），水是盛在专门的容器里的。战国时期，铜镜迎来了快速增长期，从汉唐以迄明清铜镜一直是重要的生活用具。镜有两面，正面用以照影，是其功用所在，背面多有图案、文字，这些装饰体现了不同时代的文化面貌、思想观念和审美取向，是当时主流价值观的反映。数千年沧桑，绝大多数的铜镜已斑驳陆离，而透过镜背，我们仍能看到历史、文化的脉络，感受不同的人文和社会情怀。

徐州古称彭城，历史文化遗存丰厚，铜镜在各历史时期的墓葬、遗址中多有出土。徐州博物馆收藏自战国至明清各历史时期的铜镜1000 余面，形成以考古发掘品为主体，旧藏和征集为补充，较为完整的铜镜谱系。

徐州地区出土铜镜较早的见于战国墓葬中，以素面、卷云纹、云雷纹镜为主，数量相对较少。

汉代是铜镜发展的高峰期。以彭城为都城的楚国、彭城国是两汉时期的重要封国，在徐州周围分布着包括诸侯王、列侯、宗室在内的大量汉代墓葬。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徐州地区已发现、发掘汉代墓葬3000 余座，出土的铜镜数量较多，品类较为丰富。

西汉早期，徐州地区深受楚文化影响，铜镜以沿袭战国楚风为主，纹饰多为动物纹，有龙、凤、走兽、飞鸟、蟠螭等，体态张扬或盘曲缠绕，动感强烈、神秘感十足。地纹叠压在主纹之下，细密而有规则，多以云雷纹、菱形纹、碎点纹等构成，云雷纹是使用最多的地纹。徐州狮子山西汉楚王墓出土的四叶龙凤禽鸟镜、子房山汉墓M3 出土的双凤双兽镜等是较为典型的楚镜样式。

蟠螭纹是西汉早期铜镜的主流纹饰，包括缠绕式、间隔式、圈带叠压式等多种不同的布局方式。间隔式蟠螭纹镜用花叶等将铜镜图案分为若干等分，有三叶三蟠螭镜、四叶四蟠螭镜。圈带叠压蟠螭镜是在环形的画面中部增加一周圈带，圈带叠压在连贯的蟠螭纹图案上。狮子山楚王墓出土一面四菱四蟠螭镜，蟠螭体躯细长、盘曲，头部刻画十分细致，巨口大张，吐出长舌，獠牙明显。蟠虺纹镜是西汉早期新出现的品种，以较为粗疏的涡纹为地，蟠虺纹的兽首、尾、四肢的特征不够明显，是蟠螭纹的一个变种。这一时期的铜镜出现了铭文，如慼（戚）思悲四叶蟠螭镜、大乐贵富博局蟠螭镜、常贵富方格蟠虺镜等。

花叶纹镜和草叶纹镜流行于西汉早、中期。草叶纹镜较多，一般为圆钮，也有弦钮、连峰钮的，钮座外是较大的方格，方格内多有铭文，方格外置四乳钉，对称布置草叶纹，草叶纹有单层、双层、三层之分。

西汉中期以后，铜镜摆脱了战国的影响，由轻薄向厚重发展，镜钮由拱形钮变为圆钮或连峰钮，地纹趋于消失，主要有星云纹镜、连弧铭带镜、四乳禽兽镜等。

星云纹镜出现于汉武帝时期，流行于昭宣时期，多为连峰钮，一般有四枚乳钉将图案分为四区，每区内有多枚小乳钉，小乳钉间用曲线连接，外缘为内向的连弧纹。

连弧铭带镜流行于西汉中晚期，多为圆钮，钮外一周连弧纹，其外为铭文带，文字之间有的以特殊的符号加以间隔。日光连弧铭带镜以“见日之光，天下大明”铭文最为常见，昭明连弧铭带镜的铭文以“内清质以昭明，光辉象夫日月，心忽穆而愿忠，然雍（壅）塞而不泄”为多，这两种镜型在全国分布最为广泛，出土数量大，尺寸大小不一，质量也有优劣之分。东洞山汉墓为西汉楚国第八代楚王刘延寿及其王后的墓葬，M3 出土的日光连弧铭带镜器型厚重、铸造精良、文字优美，是连弧铭带镜中较好的作品。此外有以“日有熹”“湅治铜华清而明”等为句首的连弧铭带镜。重圈铭文镜是连弧铭带镜的衍生物，以铭文替代了铜镜内侧的一周连弧，形成内外两圈铭文。

四乳禽兽镜为圆钮，缘多较宽，镜背有四乳钉，乳钉间有动物纹饰，常见的有四乳四虺镜、四乳禽鸟镜、四乳龙虎镜等。

西汉晚期至东汉时期，铜镜出现了新的品类，主要有博局镜、多乳禽兽镜、连弧镜、画像镜、神兽镜等。

博局镜的主区为博局图案，博局间以动物纹或以几何纹填充，包括四神博局镜、禽兽博局镜、几何纹博局镜、简化博局镜等。博局纹源自当时流行的六博棋局，浓缩了当时人们的宇宙观。博局纹铜镜在西汉早期即已出现，西汉晚期至东汉早期最为流行，以四神博局镜最具代表性。馆藏的尚方四神博局镜主要纹饰区域分为四个部分，连同中心位置的镜钮，形成东、西、南、北、中五个方位，钮座外有十二地支，十二地支与其外的四神相对应，子在北对应玄武，午在南对应朱雀，辰在东对应青龙，酉在西对应白虎。四神博局镜融合了天干、地支、四神、五行诸多因素，是当时阴阳五行学说、谶纬思想盛行的直观反映。“仙人揽六箸，对博太山隅，湘娥拊琴瑟，素女吹笙竽”（曹植《仙人篇》），六博不仅是民间的一项活动，也是神仙的喜爱游戏。

多乳禽兽镜是东汉时期常见的品类。这类铜镜在纹饰的主区平均布置一周乳钉，乳钉的数量通常四至七枚不等，间以四神、羽人、瑞兽、禽鸟等。该类铜镜的乳钉之间多仅装饰一个物象，晓山汉墓M1 出土的四乳四神镜有所不同，乳钉间为两个动物，青龙配羽人，白虎配仙兽，朱雀配禽鸟，玄武则被拆分成龟蛇分体的样子。

画像镜包括神人车马、神人瑞兽、神人禽兽、羽人瑞兽等类型，以升仙思想为表现主题。馆藏的吾作神人龙虎画像镜中，有二组神人画像，均为一主一侍，一组神人为头戴高冠的男性，另一组神人为女性，其旁有羽人捣药。所谓神人，多指东王公、西王母。上海博物馆藏一面“龙氏神人画像镜”，画面与此镜相似，镜铭中有：“东王公，西王母，青龙在左，白虎在右”。浙江绍兴等地出土的画像镜中，神人有榜题“东王公”“西王母”字样，其形象与馆藏的这面铜镜中的神人基本一致。西王母居于昆仑山上，掌不死之药，得之则长生。传说后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姮娥窃以奔月，化作蟾蜍。姮娥即是嫦娥，为后羿之妻，《汉书·天文志》有：“嫦娥窃羿不死药，奔月，及之为蟾蜍”。西汉晚期成仙思想泛滥民间，汉哀帝建平四年（公元前3 年）“京师郡国民聚会里巷仟佰，设祭张博具，歌舞祠西王母”（《汉书·五行志》）。西王母也是汉画像石上十分常见的表现图像，是西极昆仑神仙群体的主神，多与玉女、羽人、蟾蜍、玉兔等构成相对固定的组合。

汉画像石中的西王母

神兽镜出现于东汉中期。馆藏的一面神兽镜有“元兴元年十二月廿六日”铭文，使用“元兴”年号的有东汉和帝刘肇、东吴末帝孙皓及东晋安帝司马德宗，以往的著述中，将此铜镜的年代确定为东汉，即公元105 年，如此说不误，则该铜镜是目前所知较早的神兽镜之一。环状乳神兽镜图案的细致堪称汉镜之最，这类铜镜多小于15 厘米，尺寸不大，纹饰却十分繁密，有的在极小的方枚上亦铸出四字铭文。

连弧镜包括连弧云雷纹镜和连弧凹面圈带镜，均有“长宜子孙”四字铭文。与画像镜、神兽镜的繁复不同，连弧镜布局疏朗，镜缘宽阔。连弧云雷纹镜较之连弧凹面圈带镜尺寸更大，除尺寸上的区别外，后者省略了云雷纹，在相应的位置以一周凹面圈带作为替代，可以认为是连弧云雷纹镜的亚型镜。

南北朝为铜镜的低潮期，铜镜多延续东汉时期的品类和风格，铸造工艺较为粗劣，品类上鲜有创新。经数百年的停滞后，至隋唐时期铜镜的发展进入了另一个高峰期。唐代铜镜题材广泛、构图新颖，造型上突破了以往圆形镜窠臼，出现了菱花形、葵花形等样式。唐代早中期铜镜铸造质量甚优，造型、纹饰具有极高的艺术性，不仅是日常生活用品，也成为馈赠的佳品，唐玄宗曾以镜赏赐百官，开元十八年“八月丁亥，上御花萼楼，以千秋节百官献贺，赐四品已上金镜、珠囊、缣彩”（《旧唐书·玄宗上》）。

隋朝和初唐时，瑞兽是使用较多的纹饰，云龙山工地出土的瑞兽镜虽有残缺，但铸造较为精美，灵动的瑞兽、秀丽的楷书铭文，展现出不同于以往的神韵。随着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日益频密，异域的作物和文化推动了大唐的繁荣，来自西域的葡萄（又称蒲桃）在中原地区广泛种植，成为重要的经济作物，瑞兽葡萄镜成为唐代常见的题材。花鸟纹镜、花卉镜占据唐代铜镜的较大比例。馆藏的飞鹊花卉镜、并蒂花卉镜以及淮海战役烈士纪念塔工地出土的双鸾衔绶双花镜等都是较好的作品。

隋唐时期宗教题材铜镜增多。古人除了将铜镜作为整理妆容的用具外，还认为铜镜有着特殊的神性，也是一种宗教物品，具有法力。道教在唐代被奉为国教，与道教相关的图案、符号成为铜镜装饰设计的内容。四神十二生肖八卦镜是道教题材的铜镜，有的学者将这类铜镜称为“上清长生宝鉴秘字镜”。洛阳市博物馆藏一面铜镜与这面铜镜布局一致，西安东郊唐墓中曾出土一件内容相同的方形镜。《太平广记》记载一则与此类铜镜有关的故事。隋朝大业年间，汾阳有位姓侯的高士送给王度一面古镜，高士告诉王度：“持此则百邪远人”，王度视之为珍宝。王度获赠之镜“鼻作麒麟蹲伏之象。绕鼻列四方，龟龙凤虎，依方陈布。四方外又设八卦，卦外置十二辰位而具畜焉。辰畜之外，又置二十四字，周绕轮廓。文体似隶，点画无缺，而非字书所有也”。图案描述与徐州博物馆馆藏的四神十二生肖八卦镜几无差别。后来，王度在返回长安的途中，降服了变化成婢女的千岁老狸，在盛大的宴会上，婢女奋衣起舞而歌曰：“宝镜宝镜，哀哉予命。自我离形，于今几姓。生虽可乐，死必不伤。何为眷恋，守此一方”。歌讫再拜，化为老狸而死，举座惊叹。随着佛教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与佛教相关的图案、纹饰大量流行起来，成为铜镜着力表现的内容之一，如莲花、狮子、宝相花等。摩竭纹也是重要的佛教图案。在古印度的神话传说中，身形巨大，常以兽首（鳄鱼、大象）、长鼻、大口、利齿、鱼身鱼尾的形象出现，被认为是河水之精、生命之本。摩竭鱼本无翅膀，传入中国后，经历了一个本土化的过程，中唐之后形成带角龙首、大嘴利齿、双翼鱼身的形象。以摩竭为主题的器物在宋辽时期发现较多。

经历了唐末五代的连年战乱，宋代的铜镜风格为之一变，由奢华厚重而朴拙纤巧。宋代的铜镜较为轻薄，纹饰也刻画较浅，少有盛唐时期的高浮雕。馆藏的三鹤花卉镜，亚字形的镜背上三只仙鹤或举足展翅，或迈步回首，或引颈远眺，线条细弱，质朴之中透着内敛，下部的一枝花卉只用简单几笔勾勒出一花二叶的形状，整幅画面留白较多，笔触似有稚嫩之感却不失意趣。宋与辽、金长期对峙，互有征伐，文化上则相互交融、互有影响，表现在铜镜上，三者既有自己的特色，又有交流和借鉴，在中国铜镜发展史中，表现出三种不同的时代特点。

一是具柄镜大量使用。古代铜镜大抵可分为东、西方两个系统（或传统），东方是以中国为代表的圆板具钮镜系统，西方是西亚、埃及、希腊、罗马等地流行的圆板具柄镜系统。圆板具柄镜在中国出现较晚，“只是到了公元前一千纪上半叶，随着游牧民族在欧亚草原地带的兴起和扩张，铜镜的使用变得普及，而带柄铜镜才在包括中国河西走廊和长城地带在内的欧亚草原东部零星出现，但没有进入到中国的中原地区”。宋金时期具柄镜在中国境内较多出现，这种铜镜改变了以往使用习惯，题材和纹饰多种多样。此后，具柄镜与中国传统的具钮镜一起走过了衰落直至消亡的阶段。馆藏的双鱼镜、仙鹤人物故事镜等都是具柄镜。

二是更加注重实用性。宋金时期禁铜甚严，铜镜不再如唐镜奢华厚重。宋代的铸镜产业主要集中在江南地区，以湖州镜最为知名。湖州镜商号多、产量大、销路广，多数铜镜背面光素无纹，仅铸出字号镜铭。这一时期铜镜在造型上有所变化，如唐代的菱花镜、葵花镜为八出，宋代出现六出，且镜缘（葵花、菱花瓣的边棱）弧度变得平缓，除以往的圆形、方形、亚字形、菱花、葵花等镜形外，出现了较多的异形镜，这些创新与当时商品经济发展、市场竞争的环境不无关系。

三是神仙人物故事镜增多。宋金时期的城市较之前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普通的市民阶层发展壮大，城市经济更趋活跃，出现用于休闲娱乐的“瓦舍”或“瓦子”，杂剧、诸宫调和“说话”等各种伎艺受到市民喜爱。大量的民间故事得到推广，又因为受市民喜爱而用作铜镜的题材，仙道故事成为铜镜表现的重要主题。王质观弈镜讲述了当时较为流行的两则神仙故事。一则是王质观弈，相传晋朝时“王质入山斫木，见二童围棋，坐观之。及起，斧柯已烂矣”。另一则是毛女的故事，画面中的女性居深山之中，以树叶为裙，《列仙传》载：“毛女者，字玉姜……形体生毛，自言秦始皇宫人也，秦坏，流亡入山避难，遇道士谷春，教食松叶，遂不饥寒，身轻如飞，百七十余年”。宋明时，毛女已不具体指代秦时的玉姜，是女性仙者的代称，如《金瓶梅》中描写李瓶儿死后，出殡队伍十分庞大，其中有“逍逍遥遥八洞仙，龟鹤绕定；窈窈窕窕四毛女，虎鹿相随”。犀（坤）牛望月是金代常见的铜镜题材，构图范式为：画面上方是星月祥云，下方为浩瀚之水，牛从水中探出，呈仰望或回望星月的姿态。以往该画面的铜镜之所以多称为“吴牛喘月镜”，源自《世说新语》中的一则典故，“满奋畏风，在晋武帝座，北窗作琉璃屏，实密似疏。奋有难色，帝笑之。奋答曰：‘臣犹吴牛，见月而喘’”。神仙故事镜表达的多是吉祥寓意，以“吴牛喘月”命名，似有不确。《周易·说卦》：“乾为马，坤为牛”。孔颖达疏：“坤为牛，坤象也。任重而顺，故为牛也”。唐代《玉尺经》中有：“是故乾马喧天，坤牛望月……天柱发四维之气，而功名垂手”，坤牛望月有功名唾手可得之意。这种题材与当时社会上流行的祈求福禄、科举高中的风气相关。

中国古代铜镜发展史在明清时期接近了尾声。明代铜镜造型较为单一，构图偏于简洁疏朗，以八宝纹和杂宝人物纹最具代表性。素面镜和铭文镜较多，铭文镜多为“为善最乐”“状元及第”“五子登科”“长命富贵”等吉语，表达了实用主义的社会心态。清代铜镜承袭明代，乏善可陈，民间也有部分精良之作，喜生贵子群仙纹镜体形硕大，物象丰富。

在谈论明清时期的铜镜时，还有两个现象有必要提及。

其一，仿古铜镜的流行。

宋代以后，复古、尚古之风渐盛，这种风气也“传染”到铜镜的制作上。宋金时期已仿作前朝的铜镜，如馆藏的金仿唐瑞兽镜，较之唐代同类镜浮雕略浅，花纹细腻却相对模糊，不类以往纹饰清晰、线条流畅自然。明朝仿古之风气更加盛行。古代徐州饱受水患之苦，黄河数次决堤淹城，在现市中心区地下4 米左右为明代地层，多年城市考古工作中，明代地层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其中有仿汉镜，市区周边也有仿汉、仿唐铜镜出土。馆藏的仿汉镜有昭明镜、重圈铭文镜、四乳四虺镜、四乳禽鸟镜、四乳禽兽镜、四神博局镜等，仿唐的有瑞兽葡萄镜、月宫镜等。这些仿古镜多是利用古镜翻铸而成，工艺较为粗糙，纹饰较为呆板且模糊不清，有的在纹饰上加铸作坊名称、工匠姓氏等，说明这些铜镜并不是为了造假，而是单纯的崇古之情的表达。

其二，和式镜的传播。

所谓和式镜，包括日本铸造输入我国的铜镜以及在中国境内工匠仿照日本铜镜铸造的仿制品。作为文化交流的载体，铜镜一直担任着重要角色。汉魏时期铜镜传播到中亚、日本等地，明清时期中国的铜镜铸造业日渐没落，而日本铸造的铜镜要精美许多，较多地进入我国。日本铜镜又称作和镜，传入和镜的样式有圆板具钮镜也有圆板具柄镜。20 世纪90 年代后，湖南、江西、广西、四川、湖北等文物收藏、经营单位的和镜资料多有发表，不少博物馆举办的展览或出版的文物图录中有和镜的介绍。明清墓葬中也有和镜出土，如南京市东善桥明清墓地M3 为清代早期墓葬，出土1面铜镜具有明显的日本江户时期风格。从现有材料看，流入我国的和镜从桃山时期（1576—1614 年）后段开始增多，江户时期大量增加，国内较多的博物馆或机构有和镜收藏，存世数量较大。徐州博物馆亦有相关藏品，其中1 面为带柄花卉镜，有“天下一肥后守”铭文。“天下一”始于桃山时期，是幕府对铜镜业内技艺超群者授予的称号，江户时期冒用此称号成风，江户幕府在天和二年（1682 年）下达禁冒“天下一”令，工匠为避处罚，而借用地方官吏之名，“肥后”就是当时的地方行政机构之一。还有1面馆藏具柄镜的纹饰与湖南博物院所藏松竹长青镜类似，镜背下方饰流水、松竹、庙宇，上方层峦叠嶂。相较于湖南博物院的藏品，徐州的这面铜镜无论是近处的流水修竹、庙宇建筑，还是远方的群山均显得模糊不清，铜镜的边缘也参差不齐，与制作规整、一丝不苟的日本输入铜镜区别甚大。出现这种现象应是国内工匠翻铸的结果。在中国境内流传的具有日本风格的铜镜，除在日本生产并输入中国外，还有部分国内工匠制作的仿制镜。在东南沿海的制镜作坊，留下了一批具有中国铜镜形制兼备日本和镜纹样的特殊铜镜。除列举的松竹长青镜外，中国造的和式镜往往有工匠印记标志，如“裴明靖制”“许清达造”“隆盛铺造”“顺”“泉州纪再兴”“马开顺制”等。

松竹长青镜对比（左：徐州博物馆右：湖南博物院）

湖州镜的生产延续到明清时期，湖州薛家为制镜业的翘楚，薛家铜镜传世较多，做工也是当时的佼佼者。晚清时期，薛氏制镜陷入萧条，薛惠公（薛晋侯）是湖州镜最后的代表人物。光绪《乌程县志》卷二十九记载：“薛，名晋侯，字惠公，向时称薛惠公老店，在府治南宣化坊。近年玻璃镜盛行，薛镜久不复铸矣”。窥一斑而见全豹，数千年岁月，铜镜业经历了产生—发展—高峰—低谷—辉煌—衰落的过程，宛如日暮的最后一抹夕阳，消失在天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