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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衣魔笛手传说的真相，和掩盖其下的中世纪欧洲底层平民史

花匠小妙招
2024-11-01 09:12

“传说，在德国的哈默尔恩小镇，鼠患一度非常严重，镇民深受其害却又无可奈何。一天，一位身穿彩色补丁长袍的魔笛手现身小镇，自称能根治鼠患。小镇的镇长答应，只要他能解决鼠患，就给他丰厚的财宝作为答谢。魔笛手便吹起神奇的笛子，结果整个小镇的老鼠都在笛声的指引下成群结队地跑出来，最后跳进河里，淹死了。但是，鼠患解除后，镇长却没有兑现承诺，拒绝付给他酬劳。为了报复，花衣魔笛手就又吹起神奇的笛子，全镇的小孩都跟着他走了，从此消失得无影无踪。 ”

对于喜爱童话故事或儿童奇幻文学的读者来说，上述这则捕鼠魔笛手的故事必然是多有接触甚至是非常熟悉的。故事里，魔笛手一个人，仅用一支笛子，便消灭了全镇的老鼠，还带走了全镇130个孩子，惩罚了不讲信用的镇长和镇民。魔幻离奇中透露着对道德的规范。

虽常见于童话故事或儿童奇幻文学中，但严格意义上，花衣魔笛手的故事并不属于此类，而应该归于传说一类。因为最早记录花衣魔笛手故事的作品是格林兄弟（就是著有《格林童话》的格林兄弟）的《德国传说》，而该作是两兄弟对他们自1808年起便开始搜集的德国民间传说的汇编。为何要强调花衣魔笛手的故事是传说而非童话或儿童奇幻文学呢？这是因为“传说与神怪故事、童话不一样，它最初是以某个历史事实为核心而形成、变化的故事”，日本著名历史学家阿部谨也在其1974年完成的《花衣魔笛手：传说背后的欧洲中世纪》一书中如是说到。花衣魔笛手的故事既归类于传说，表明这则故事最初即是某个历史事实。那么花衣魔笛手的故事是整个儿都是事实，还是只有某一部分是？若只有某一部分是事实的话，哪一部分是呢？又是怎样的事实造就出这样的传说呢？想要搞清楚这些问题，我们不妨到《花衣魔笛手：传说背后的欧洲中世纪》一书中搜寻一番。

《花衣魔笛手：传说背后的欧洲中世纪》是被誉为“日本'西方社会史'研究第一人”的日本著名历史学家阿部谨也耗时三年（1971年5月～1974年9月）翻阅大量与花衣魔笛手传说相关的文献史料和研究文论而写就的一部探访花衣魔笛手传说的真相和后世流转及掩盖于传说之下的欧洲中世纪市镇底层民众史的作品。作者以严谨客观的考证，“层层推理，步步紧逼”，从格林兄弟的《德国传说》到韦耶、基歇尔的解读，再到沃尔夫冈•维恩的25种假说论断分类，直至记录13、14世纪哈默尔恩市的史料，带我们看到了事件可能的真相，“重现（了）中世纪庶民的狂欢与哀愁”。作品共两部分，分别对传说根源的真实事件，事件发生前后小镇及周边市镇的底层民众的生活状况等进行了探究和介绍；和对历史事件向传说的转变、传说流传中要素的变迁与融合，及启蒙思想、浪漫主义和现代思维对传说精神的影响和解读等进行了介绍。

对花衣魔笛手传说真实事件内核的探究，作者首先进行的工作是确定该事件是否真实发生过，事件发生的时间、人物、地点等。为此，作者在工作之余着手“收集与该传说相关的文献史料”。在作者查阅的所有与“花衣魔笛手”相关的文献史料中，有三份史料来自于15世纪之前的中世纪，其中最早的记录“是现在哈默尔恩集市教堂的玻璃彩绘”。“该教堂东边窗户在1300年左右改建时，安装绘有以'吹笛人和孩子失踪'为母题的花窗玻璃。彩绘也附有说明文字。”然而该彩绘于1660年“被另外的彩绘替换掉了”，虽有有心人记录下了彩绘的文字说明，但“其文字因为年月漫长，很多部分无法辨别”。“记录孩子失踪的第二份史料，是1384年左右在哈默尔恩的弥撒书《热情》的题名页上用红笔写的拉丁文韵脚诗。”但“这本弥撒书后来失传”了。“第三份中世纪史料”是“1430～1450年完成的”“《金锁》手稿的最后一页”的吕讷堡手抄本。这份手抄本原藏于“吕讷堡的档案馆”，“历经坎坷、在1936年再次被发现”。其余的文献史料则都是1500年以后的，“全部都是二手资料，受到文艺复兴、人文主义、宗教改革等时代状况的决定性影响”，对事件的真实性多有描画和掩盖。相比而言，三份中世纪史料“全都是毫无修饰味道的事实报告，没有包含某种超自然的要素”，“因此探索这个传说的原型就必须要直面上述三份史料”。

上述三份史料的内容都记载了在1284年“圣约翰和圣保罗日”这天（即6月26日），哈默尔恩市镇大概130个孩子在吹银笛男子的引领下离开市镇，进入卡尔瓦略山消失在人们的视野。无疑证实了传说内核的真实性，确定了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人物。接下来需要探讨的就是事件的内容，即孩子们为什么要跟着吹笛人走，他们是如何失踪的。

关于事件的内容，因其发生时间过于久远，就连上述三份可靠性最高的中世纪史料也变得不再具有参考价值，因为它们连稍稍详细的描述都没有，其中记载内容最多的吕讷堡手抄本，也仅描述道，“孩子们去了哪里？有没有剩下的？谁都不知道。孩子们的父母在镇上跑来跑去（寻找孩子，但是）什么都没有找到。”根本毫无线索可言。也正是因此，后世对该事件假说的论断竟多至25种，莫衷一是。对此，作者是怎样做的呢？在第二章列举过这25种论断后，作者介绍到，要探究该事件内容的可能走向和各假说的取舍，“我们首先必须要具备足够有关该事件的舞台哈默尔恩市及其居民、当时的世界和社会的知识”，探究该事件发生的时代背景和城市状况，“将此事件放入与时间的推移、构成其时代背景的城市诸状况的关系中评价”，置身其中，才能得出趋近真相的结论。

于是，作者以中世纪时期哈默尔恩市的地图和自己周六日带着妻儿在哈默尔恩市“四处走走、看看”的实际见闻，以后世论断者对该事件的论断，结合13～15世纪哈默尔恩市镇底层民众的生活状况，还原了哈默尔恩市的布局，探讨了事件可能的内容走向。如哈伦堡（1734年）、雷格（1741年）提出的泽德门德之战假说。该假说“作为最有说服力的说法受到众人认可，而且也受到哈默尔恩市政府的支持”。但作者在对其进行介绍之后，紧接着就提出了质疑，“这场战争和'孩子们失踪'之间约二十年的时间差很难填补，更重要的是，这场战争在14、15世纪的编年史中被清楚地记载，并没有可以和'吹笛人'或'捕鼠人'传说结合的根据。”又如沃尔夫冈•维恩1948年提出的移民东德假说。同样的，作者在对其进行介绍后，指出了其疑点和漏洞，“比如，对从无声街出发这一点的解释就不合理”，“认为吕讷堡抄本的'原本'成书于14世纪70—90年代的论据本身也有问题。另外，加入东向移民运动，对当时的人来说并非不可思议之事。维恩对它转化成'传说'的过程的说明非常不充分”。主张东向移民假说的还有多伯廷。多伯廷基于“错综复杂的家谱学”对孩子失踪事件的内容进行论证，认为“他们在前往东方移民的途中一定遭遇了事故而遇难”，并借助纹章学推定“吹笛人”的身份是尼古拉•冯•斯皮格伯格伯爵。然而，其假说“连接各个事实的理论极其薄弱”，而且其“不想亲身走过传说形成和变化的过程，而是想要突然破解最初的事实”的态度，表现出来更多的是对客观事实的不屑，这样不但不会触摸事件的真相，还会“以'学问'的形式塑造新的传说类型”。其他如“儿童十字军”假说、沃勒的“遇难”假说，作者也都进行了介绍和漏洞疑点的指明与评价。

通过以上对各个论断的介绍、指明和评价，作者尽力地为我们展现了孩子失踪事件可能的走向。如今看来，事件的真相究竟为何，已不太可能探明，唯一能够确证的只有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人物，即1284年6月26日，哈默尔恩市镇130个孩子消失在卡尔瓦略山。

如此极具逻辑性和严谨的论证推理，可观作者的治学态度。或许对传说真相的探访只能到此为止了吧。难道这就是本书全部的内容吗？不，远远不止。无论是在前言，还是正文内容中，作者都多次介绍其撰写意旨：“它不只是用成人之眼破解留在少年时期记忆中的童话的乐趣，也不只是解密这个传说，发现孩子们究竟去了哪里的乐趣。是在此之上的东西，即130名孩子失踪这一异常事件背后当时欧洲社会中庶民的生活状态”。也就是说，对花衣魔笛手传说真相的探讨是一条贯穿全书的主线，对欧洲中世纪的哈默尔恩市镇的城市状况和活动于其中的底层民众的生活面貌的刻画，由该市镇传播开去，而至整个中世纪欧洲才是本书值得夸赞的重点。正是对这些内容的展示，我们得以通过作者的笔触“直接触摸到欧洲社会史的一角”，看到“中世纪政治史或文化史中如罗曼式、哥特式建筑所象征的华丽叙述背后也有大批沉默民众。他们骨瘦如柴，面容呆滞，抱着濒死幼儿，步履蹒跚”，与帝国、战争，帝王、贵族、诸侯一样，生活于城市底层的他们也是历史的组成，而非没有感情无机的数字和类群。

在此基础上，作者还对该传说的现代研究历程进行探究。“19世纪的德国仍然邦国林立，并未形成统一国家”，为“发现超越这些邦国现时差异的共通之物，创造出德国统一的基础”，知识分子阶层对民俗学进行汲取和采集。这一操作使得原本仅活动于极小范围的传说走向了更广阔的时空。失去了滋养它们的特定文化与民俗共情，传说成为一个无机客体被主观性极强的文化肆意解读传播变形，面目全非。传说是什么？传说是知识分子和官方不屑于记录的底层民众对生与活的感情，是对不公正的时事的情绪宣泄。对于制造并传递传说的人们来说，传说的真相并非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它传递的精神和内涵。理性地探究或许能触碰到其真相，却理解不了其文化与共情的基底，因此“启蒙思想家大多都不能理解”的是，“对于民众来说，仿佛是从长年累月的辛苦之中渗落而生的虚像，比枯燥无味的'史料'拥有更重要的意义”。基于这种意义，花衣魔笛手传说的真相或许永远也查明不了。所以，对待一则传说，我们应该持哪种态度？是启蒙思想家的理性，还是浪漫主义时期的肆意解读？

从花衣魔笛手传说的事件内核的探访到产生其的欧洲中世纪，再到塑造且改造其内容的14至19世纪，在作者的引领下，我们从当下回到了事件发生的中世纪，又从中世纪走到了启蒙运动、浪漫主义的近现代，而在来回跳转间，中世纪时期的欧洲底层民众的生活状况也一并探访，实在是探寻历史真相的应有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