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爱读的书，藏着创作者的用心和秘密
潮新闻客户端 记者 孙雯 通讯员 俞姝辰
年出书1万种以上，其中近百种获得各大出版奖项。对于出版浙军的主力——浙江出版联合集团来说，这是一个稳定的数据。
创造这个数据的重要力量，当然是优秀的创作者。
金秋时节，首届浙版集团杰出作者大会召开，易中天、徐锦庚、沈石溪等70余位作家、学者来到杭州。这是今年浙江书展的重要活动之一。
为了致敬杰出作者，浙版集团推出首届“文澜奖”。同时，“名家写浙江”项目启动，与之相关的近30种选题将逐步呈现于阅读者的面前。
站在浙江大地上的创作者，其目光还投向更远处。
这场大会上，浙版集团成立了“敦煌学出版中心”。
浙江与敦煌，相距六千余里，却缘系千年。自1900年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开启后，浙江人对敦煌文献的保护与研究，未曾中断过。从常书鸿到樊锦诗，浙江人为敦煌研究院的成立与发展、敦煌学的研究与传播作出了卓越贡献。浙江与敦煌，两地之间的人与事，必然呈现于出版。近年，《藏经洞敦煌艺术精品（大英博物馆）》（浙江古籍出版社）、《此生只为守敦煌：常书鸿传》（浙江人民出版社）等20多部敦煌文化精品力作陆续在浙江推出。
此外，浙版集团旗下各出版单位共11个重点出版项目也举行了签约仪式。
作者们在大会上集结，与编者交流；随后，又走向浙江大地，与读者互动。
阅读的美好，始于一本书。它的写作者如何思考，如何行动？今天来听听三位写书人怎么说——
易中天（著名作家、学者、厦门大学教授）
一副对联，值得一读再读
易中天收藏了一批人们在地铁上读书的照片，它们来自一位深圳自媒体人。
这些照片中，有男性，有女性，还有孩子。他们的阅读可以组成一张长长的书单，有诺奖作家的代表作，有西方经典文史哲作品，还有科幻小说、人类学著作、专业书籍……也有人在读易中天的长篇历史小说《曹操》。
短视频时代，还有人看书吗？
易中天用这组视频给出肯定回答。虽然，他也坦白交代，自己也发短视频。
正因如此，他认为出版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不要认为进入了互联网时代、短视频时代，就没有人读纸质书了，还是有很多人在读纸质书，而且我认为纸质书的需求是永远存在的。”
为了说明出版与阅读沿循传统而来，易中天从古老的文字开始，讲起了中国的出版史。
“最早的文字，一种是甲骨文，刻在龟甲和兽骨上；还有一种是经文，著在青铜器上，这个时候还没有书籍，它们只能作为档案或者文献而存在。到后来，书写在简牍和缣帛上进行，这就是简牍和帛书，这时候就可以反复抄写了，也就有了严格意义上的书籍。但是这个书不是批量生产的，因为它需要抄写，抄在简上或者帛书上会有问题，一个是抄错，再有一个是会乱简，因为简要用绳子编起来，可能会编错。”
易中天说，真正意义上的出版产生于雕版印刷技术的发明：“雕版印刷是可以批量生产的，一块版可以印很多书，再加上我们发明了造纸术，有了造纸术和雕版印刷就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出版。”
中国是最早有出版业的国家，“没有之一，就是最早。”易中天说，出版的“版”，很可能就是雕版的“版”，有了雕版可以批量生产，就有了出版业，他觉得现代人有责任继承传统，把中国的出版业做大做强。
易中天与浙江出版界合作已久，浙江文艺出版社40周年社庆的时候，他曾经送了一副对联——“钱塘潮涌金轮跃，艺海云怀朗玉归”，他说，上联表达浙江文艺出版社诞生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之中，下联说它出了很多的精品著作，获得了很多奖项。今天再读，这副对联不但讲了一个社的成就，概括了整个集团的成就。
徐剑（国家一级作家、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长）
放慢节奏，是为了写得更好
66岁的徐剑最近一直在思考唐朝书法家孙过庭的一句话：“通会之际，人书俱老”。
孙过庭说的是书法，徐剑想的则是人到了一定的岁数，就应该把自己的脚步放慢，把自己的书写放慢，甚至把自己书写的节奏也要放慢。
最近，他已经开启了《大江南“风月谣”三部曲》的书写，这部作品将由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早在三年就列入了写作计划。“我现在才开始写，我说的慢一点，准备得充分一点，就是想写得好一点。”
充分采访，势必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写作的慢。徐剑讲了他在2023年6月的一段经历。
当时，为写《昆仑山传》，他去澜沧江源头海拔5000米的地方采访。“我和阿来、刘大先在采访的路上，遇到了大雨，道路被冲毁了，车子只能下到冰河里，还迷路了，天又黑，四周都是雪山。我们从晚上8点多下冰河，一直到凌晨1点多才走出去。”那个凌晨，他们睡在了一座经堂里，“我和阿来头对头，司机和大先被我赶到门那边，我说你们两个挡风去吧。”
其实，那个晚上，徐剑一夜未眠。过了两天，他们到了格拉丹东，在茫茫雪原上，突然有山羊、雪豹走过，“雪豹用它长长的尾巴和四个爪子，在雪山之下格拉丹东的冰峰之下，留下一朵朵‘雪山莲花’，因为它的尾巴一拖一拖以后，就有一个节点，四个爪子像雪莲般的盛开，让人非常感动。”
许多写作和出版创意，就在这些经历的积累中，迸发而出。
这段时间，徐剑沿浙东运河到京杭大运河，采访了十多天。“我看到了烟火的运河，看到了众生的运河，看到了过去很清的一条运河如何变得污浊，又从污浊回归清澈。”这种变化，正是徐剑与浙江教育出版社合作大型文艺精品创作出版工程“新水经注”的原因。
回到孙过庭的那句话，徐剑觉得，一个好作家，不但要有天赋与学识，更重要的是阅历和经验：“要阅尽人间沧桑，阅尽众生四相，从他们当中发现自己，发现文学，发现精神，发现情感。”
荣新江（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
浙江与敦煌，很远又很近
浙版集团成立“敦煌学出版中心”，在荣新江看来，是这个时代必然的事。
今年4月，在浙江省博物馆，荣新江就专门讲过吴越国和敦煌的联系，“看着这么远，其实是有联系的。”
他说，1900年之后，浙江与敦煌的联系更加紧密，敦煌学里的一些重要学者如叶昌炽、罗振玉、王国维都是浙江人，浙江省图书馆、浙江省博物馆等也都是敦煌文献的收藏地。曾任敦煌研究院两任院长的常书鸿、樊锦诗都是杭州人。
“所以，浙江出版联合集团也把敦煌学的出版当作它的一个任务，过去出过姜亮夫的《瀛涯敦煌韵书卷子考释》等，近期出版的赵声良先生主编的《藏经洞敦煌艺术精品（大英博物馆）》也获得好好评。”
荣新江认为，如果把1900年当作敦煌学的起点，它已经走了124年的历程，今天迎来了新时代。
新时代需要做些什么？
荣新江总结了四个很重要的方面：推进“敦煌文献系统性保护整理出版工程”，编纂《中国敦煌学研究文库》，编纂《新时代敦煌学研究丛书》，进行敦煌学的国际交流。
这四个方面，无一不与出版息息相关。而从荣新江的讲述中，可一窥学界和出版界的状态——
《敦煌文献全集》首先上马；荣新江主持的《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文献》目前已经出版到第80册，总计出版160册；拟编纂的《中国敦煌学研究文库》，将为自1909年以来，每一位重要的敦煌学家出一本专著（或代表作），计划是150人；计划编纂《新时代敦煌学研究丛书》，并由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
这次杭州之行，荣新江既高兴又期待，“敦煌学出版中心”的成立，让他相信未来会有更多敦煌学优秀著作在浙江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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