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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爱读的书,藏着创作者的用心和秘密

潮新闻客户端 记者 孙雯 通讯员 俞姝辰

年出书1万种以上,其中近百种获得各大出版奖项。对于出版浙军的主力——浙江出版联合集团来说,这是一个稳定的数据。

创造这个数据的重要力量,当然是优秀的创作者。

金秋时节,首届浙版集团杰出作者大会召开,易中天、徐锦庚、沈石溪等70余位作家、学者来到杭州。这是今年浙江书展的重要活动之一。

为了致敬杰出作者,浙版集团推出首届“文澜奖”。同时,“名家写浙江”项目启动,与之相关的近30种选题将逐步呈现于阅读者的面前。

站在浙江大地上的创作者,其目光还投向更远处。

这场大会上,浙版集团成立了“敦煌学出版中心”。

浙江与敦煌,相距六千余里,却缘系千年。自1900年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开启后,浙江人对敦煌文献的保护与研究,未曾中断过。从常书鸿到樊锦诗,浙江人为敦煌研究院的成立与发展、敦煌学的研究与传播作出了卓越贡献。浙江与敦煌,两地之间的人与事,必然呈现于出版。近年,《藏经洞敦煌艺术精品(大英博物馆)》(浙江古籍出版社)、《此生只为守敦煌:常书鸿传》(浙江人民出版社)等20多部敦煌文化精品力作陆续在浙江推出。

此外,浙版集团旗下各出版单位共11个重点出版项目也举行了签约仪式。

作者们在大会上集结,与编者交流;随后,又走向浙江大地,与读者互动。

阅读的美好,始于一本书。它的写作者如何思考,如何行动?今天来听听三位写书人怎么说—— 

易中天(著名作家、学者、厦门大学教授)

一副对联,值得一读再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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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天收藏了一批人们在地铁上读书的照片,它们来自一位深圳自媒体人。

这些照片中,有男性,有女性,还有孩子。他们的阅读可以组成一张长长的书单,有诺奖作家的代表作,有西方经典文史哲作品,还有科幻小说、人类学著作、专业书籍……也有人在读易中天的长篇历史小说《曹操》。

短视频时代,还有人看书吗?

易中天用这组视频给出肯定回答。虽然,他也坦白交代,自己也发短视频。

正因如此,他认为出版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不要认为进入了互联网时代、短视频时代,就没有人读纸质书了,还是有很多人在读纸质书,而且我认为纸质书的需求是永远存在的。”

为了说明出版与阅读沿循传统而来,易中天从古老的文字开始,讲起了中国的出版史。

“最早的文字,一种是甲骨文,刻在龟甲和兽骨上;还有一种是经文,著在青铜器上,这个时候还没有书籍,它们只能作为档案或者文献而存在。到后来,书写在简牍和缣帛上进行,这就是简牍和帛书,这时候就可以反复抄写了,也就有了严格意义上的书籍。但是这个书不是批量生产的,因为它需要抄写,抄在简上或者帛书上会有问题,一个是抄错,再有一个是会乱简,因为简要用绳子编起来,可能会编错。”

易中天说,真正意义上的出版产生于雕版印刷技术的发明:“雕版印刷是可以批量生产的,一块版可以印很多书,再加上我们发明了造纸术,有了造纸术和雕版印刷就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出版。”

中国是最早有出版业的国家,“没有之一,就是最早。”易中天说,出版的“版”,很可能就是雕版的“版”,有了雕版可以批量生产,就有了出版业,他觉得现代人有责任继承传统,把中国的出版业做大做强。

易中天与浙江出版界合作已久,浙江文艺出版社40周年社庆的时候,他曾经送了一副对联——“钱塘潮涌金轮跃,艺海云怀朗玉归”,他说,上联表达浙江文艺出版社诞生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之中,下联说它出了很多的精品著作,获得了很多奖项。今天再读,这副对联不但讲了一个社的成就,概括了整个集团的成就。 

徐剑(国家一级作家、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长)

放慢节奏,是为了写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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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岁的徐剑最近一直在思考唐朝书法家孙过庭的一句话:“通会之际,人书俱老”。

孙过庭说的是书法,徐剑想的则是人到了一定的岁数,就应该把自己的脚步放慢,把自己的书写放慢,甚至把自己书写的节奏也要放慢。

最近,他已经开启了《大江南“风月谣”三部曲》的书写,这部作品将由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早在三年就列入了写作计划。“我现在才开始写,我说的慢一点,准备得充分一点,就是想写得好一点。”

充分采访,势必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写作的慢。徐剑讲了他在2023年6月的一段经历。

当时,为写《昆仑山传》,他去澜沧江源头海拔5000米的地方采访。“我和阿来、刘大先在采访的路上,遇到了大雨,道路被冲毁了,车子只能下到冰河里,还迷路了,天又黑,四周都是雪山。我们从晚上8点多下冰河,一直到凌晨1点多才走出去。”那个凌晨,他们睡在了一座经堂里,“我和阿来头对头,司机和大先被我赶到门那边,我说你们两个挡风去吧。”

其实,那个晚上,徐剑一夜未眠。过了两天,他们到了格拉丹东,在茫茫雪原上,突然有山羊、雪豹走过,“雪豹用它长长的尾巴和四个爪子,在雪山之下格拉丹东的冰峰之下,留下一朵朵‘雪山莲花’,因为它的尾巴一拖一拖以后,就有一个节点,四个爪子像雪莲般的盛开,让人非常感动。”

许多写作和出版创意,就在这些经历的积累中,迸发而出。 

这段时间,徐剑沿浙东运河到京杭大运河,采访了十多天。“我看到了烟火的运河,看到了众生的运河,看到了过去很清的一条运河如何变得污浊,又从污浊回归清澈。”这种变化,正是徐剑与浙江教育出版社合作大型文艺精品创作出版工程“新水经注”的原因。

回到孙过庭的那句话,徐剑觉得,一个好作家,不但要有天赋与学识,更重要的是阅历和经验:“要阅尽人间沧桑,阅尽众生四相,从他们当中发现自己,发现文学,发现精神,发现情感。” 

荣新江(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

浙江与敦煌,很远又很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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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版集团成立“敦煌学出版中心”,在荣新江看来,是这个时代必然的事。

今年4月,在浙江省博物馆,荣新江就专门讲过吴越国和敦煌的联系,“看着这么远,其实是有联系的。”

他说,1900年之后,浙江与敦煌的联系更加紧密,敦煌学里的一些重要学者如叶昌炽、罗振玉、王国维都是浙江人,浙江省图书馆、浙江省博物馆等也都是敦煌文献的收藏地。曾任敦煌研究院两任院长的常书鸿、樊锦诗都是杭州人。

“所以,浙江出版联合集团也把敦煌学的出版当作它的一个任务,过去出过姜亮夫的《瀛涯敦煌韵书卷子考释》等,近期出版的赵声良先生主编的《藏经洞敦煌艺术精品(大英博物馆)》也获得好好评。”

荣新江认为,如果把1900年当作敦煌学的起点,它已经走了124年的历程,今天迎来了新时代。

新时代需要做些什么?

荣新江总结了四个很重要的方面:推进“敦煌文献系统性保护整理出版工程”,编纂《中国敦煌学研究文库》,编纂《新时代敦煌学研究丛书》,进行敦煌学的国际交流。

这四个方面,无一不与出版息息相关。而从荣新江的讲述中,可一窥学界和出版界的状态——

《敦煌文献全集》首先上马;荣新江主持的《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文献》目前已经出版到第80册,总计出版160册;拟编纂的《中国敦煌学研究文库》,将为自1909年以来,每一位重要的敦煌学家出一本专著(或代表作),计划是150人;计划编纂《新时代敦煌学研究丛书》,并由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

这次杭州之行,荣新江既高兴又期待,“敦煌学出版中心”的成立,让他相信未来会有更多敦煌学优秀著作在浙江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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