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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朵的力量郁金香真的导致了经济危机吗？

花匠小妙招
2024-11-07 03:11

《世界博览》授权刊发，请勿转载

17世纪30年代荷兰的郁金香种茎投机狂潮，很久以来就是历史学家和历史爱好者们孜孜以求，力图破解的谜团。这样的故事已经流传了近400年：一种显然是古怪的冲动，使得那些本来头脑清醒的商人、贵族、工艺织布匠人，为郁金香种茎倾其所有甚至借贷；到头来，当1637年2月市场跌落到谷底时，只落得破产和毁灭。而真相到底如何呢？

1637年2月6日

门罗尼特酒店是阿姆斯特丹一个著名的酒馆和音乐中心，位于港口和货物集散地附近的小巷里。在17世纪早期，它由扬•特尤尼茨经营。作为一个酒店业主扬•特尤尼茨有点不同寻常：他是一个宗教自由主义者，一个出版商，一个拉丁语、希腊语、阿拉伯语和希伯来语学者。虽然特尤尼茨可能死于1635年到1640之间，但酒店一直是吸引游客来访的一个观光点。这归功于酒店内的一间古玩室。除了艺术品和古董，这家酒店还以它精美的喷泉而著名。据一位1641年的到访者约翰•伊夫林报道，喷泉“发出音乐、野兽的喧闹和鸟鸣的啁啁，还有枝形吊灯，喷出水流而不是光焰……”。

也许正是这一古董和酒店的结合，使门罗尼特酒店成了17世纪30年代的郁金香种茎买卖者的休闲地。酒馆通常是谈生意的地方，也是兴趣相同的人们汇聚的地方。很多对郁金香种茎感兴趣的人正是尤特尼茨熟悉的群体：戏剧和诗歌协会的成员，音乐、艺术界人士，自然物品和工艺品收藏者。在荷兰各地，好些酒馆，比如哈勒姆的托拉斯特酒馆，都以郁金香种茎交易中心而闻名，虽然很多交易也在私人住所中或在公证人面前完成，但是门罗尼特酒店是郁金香种茎交易最常见的舞台。

1637年2月6日，星期五夜里，据一位在场人说，当哈勒姆市酒商安德莱斯•德•布什策在门罗尼特酒店拍卖一磅施威策（红黄条纹）郁金香种茎时，酒馆里聚集了各色人等和郁金香种茎买卖者。德•布什策，31岁，来自一个艺术品收藏者家庭，本身是郁金香鉴赏家，至少有一种郁金香，紫红色带白条纹的品种，那时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德•布什策在酒店举行的拍卖非常成功，一个29岁的阿姆斯特丹人朱斯特•凡•楚克，以1100基尔特（相当于一座好房子的价钱）买下了施威策郁金香种茎，条件是德•布什策提供担保把种茎交付。这是因为当时还是2月，这时节，郁金香种茎还种植在地里，按照惯例，要到6月开过花才交货（或付款）。同时，德•布什策也要求凡•楚克保证，到时候他一定会交付1100基尔特。在此前的几个月，交易的风险更多的属于买家而不是卖家，因为随着市场价格的快速上涨，卖家发现能卖到更高的价时，他们经常会赖掉原来的买卖协议。证人们后来证实凡•楚克确实买下了种茎。证人之一，约翰尼斯•凡•威斯特伦，在11日告诉公证人，他那时候确实和凡•楚克握了手，祝贺他做了一桩好买卖。凡•楚克感谢了他，并出了买家喜钱：为酒馆里喝酒的人买了单，还给穷人捐了两先令。这些是买卖圆满达成的通常表证。

但是，这一圆满感只维持了很短的时间。第二天上午当安德莱斯•德•布什策要最后完成这一买卖时，朱斯特•凡•楚克显然已经对他刚答应付出的钱感觉到不安了。德•布什策请他的姐夫，凡•德•克鲁伊斯一起去露天商品交易场，做他会按时交付种茎的担保人。但他们和凡•楚克谈的时候出了问题。“我对担保人不满意” 凡•楚克说：“我要找一个我自己喜欢的担保人”。凡•德•克鲁伊斯甚至提出他拿1200基尔特担保，凡•楚克只说：“我需要考虑考虑”。随后几天，在阿姆斯特丹和哈勒姆的公证人面前的凡•德•克鲁伊斯、约翰尼斯•凡•威斯特伦和其他证人告诉我们，尽管凡•楚克答应并付了买家喜钱还施舍了，他还是赖掉了这桩买卖。

为什么会这样？交易的日期可以给我们提供线索。这次拍卖在阿姆斯特丹的门罗尼特酒店举行的时候，对郁金香种茎买卖的疑虑在哈勒姆已经浮出表面。位于荷兰西部北荷兰省的哈勒姆，如今也以花卉特别是郁金香的种植和出口而闻名。又过了一些时间，这种疑虑才传到其他城镇。2月3日在哈勒姆要进行的郁金香种茎拍卖并没有如期举行。但是在2月5日阿尔卡马城孤儿院举行了一次郁金香种茎拍卖会。这次拍卖以其拍得的高价而闻名。如果这些郁金香种茎的拍卖款能交付的话将为孤儿院的孩子们筹集到9万基尔特。来自哈勒姆的购买者参与了这次拍卖会，所以很显然他们和那些在2月6日参与门罗尼特酒店拍卖的人一样，不知道哈勒姆当时的流言。但是，2月7日乌特莱希特的郁金香种茎买卖者开会推举了一个代表团去阿姆斯特丹参加一个会议，讨论市场崩溃的问题。在2月7日，朱斯特•凡•楚克显然听到了价格大跌的消息。在这种情况下，他不愿意为保持信用而花大价钱买不值什么钱的郁金香种茎了。

传说

原本在土耳其种植的郁金香，藏身在宫廷使者的行李中，于16世纪50年代传到欧洲。郁金香的新奇与异国情调对欧洲人具有强烈的吸引力。作为贸易和人文交流的结果，郁金香在16世纪70年代传到荷兰。在这里，有个兴奋的人文主义植物爱好者圈子，包括植物学家卡洛鲁斯•克卢瑟斯 (1526-1609) 和约俄希姆•卡梅拉里乌斯(1500-1570)，他们在信中谈论16世纪后期全欧洲的郁金香。17世纪初期，在荷兰北部，收藏越来越成为时尚，名贵珍稀的鲜花品种和艺术品和别的古董一起，成了高雅人士的收藏物。随着名花成为时尚，它们的价钱也一路上涨。

大多数历史著作，艺术史著作和通俗著作谈到郁金香种茎狂时都是语带不解和批判。第一，把区区一个郁金香种茎炒到这样的高价真是疯狂，第二，妄想不付出辛劳而成大款，是不得体不道德的。这类看法我们可以见之于荷兰经济史学家J.G.范•迪恩，他称那些人是“种茎疯子”；或见之萨姆•塞加尔，他称之“疯狂的骗人买卖”。安娜•帕沃尔称1636年为郁金香种茎所付的是“野蛮投机的蠢钱”。很显然，这些人的意思是，郁金香种茎狂热是一种丧失理性的风潮。这一狂潮还鼓励人们，特别是穷人，游手好闲。很多报道告诉我们，这种来得轻松的钱，导致了前所未有的，也许是短暂的，社会变动。“甚至穷人现在也有机会参与其事了”，荷兰经济暨社会史研究所在有关这一问题所作的一项学术研究中写道。保罗•泰勒在他的《荷兰花卉绘画》（1995）中写道：“1637年2月初，荷兰被那些欣喜若狂的纸面上的百万富翁们所淹没。他们作为织布工匠和织地毯工匠的生活已被他们抛在了身后。有些人订购了马车，另一些人在全国各地物色地产，还有一些人在协议购买运河边的豪华住宅。”

这种社会暴发户的飞扬跋扈，更别提那把一钱不值的东西炒得那么贵重的愚蠢，当然无法避免地招致了上天的惩罚。在市场崩溃之后，大多数报道告诉我们，成千上万的商人破产了，包括很多名人，如画家扬•凡•戈因。有些人甚至更严重地宣称郁金香种茎市场的崩溃在荷兰引发了一场全面的经济危机。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经济学家布顿•马尔基尔，在他的充满想象力的《漫步华尔街》（1973）中，他写道：“这个怪异的故事的最后一章是，由暴涨与暴跌引起的震动导致了荷兰持久的衰退。没有人躲过这一劫难。”

总之，现在能看到的关于郁金香种茎狂热的著作，它们传递的信息有着显著的一致。种茎狂热是一种短期的疯狂，把毫无价值的东西错误地当作贵重之物。种茎狂热吞噬了整个国家，无论穷人富人，男男女女，城镇乡村。种茎狂热是社会的一场噩梦，引起了可怕的社会动荡，驱使勤劳的织工离弃他们的织布机，清醒的商人丢弃他们的生意。种茎狂热给经济带来了一场灾难，成千上万人破产，整个荷兰的经济稳定受到了破坏。我们反复听到类似的故事。一个无知的来访者把一个郁金香种茎吃掉了，一大笔财富就此没了。一种被称之为“总督”品种之一的郁金香种茎，其价值相当于一份清单上列出的一长列物品，打头的是四头肥牛。据说，在疯狂的金钱投机中，一份郁金香种茎被换手上百次。当然，总会提到那些织布工匠，他们抛下织布机，不停地吃呀喝呀，坐着马车在全国转悠。他们对郁金花毫无兴趣，不像那些郁金香花鉴赏家，它们只是对赚钱感兴趣。

这一副愚蠢的灾难图矗立着，作为错误的价值观与繁华社会即将消失的象征。然而，种茎狂热携带的道德意味使我们对我们资料的来源产生了疑问。通过对档案材料的更严格的核查，——这些材料令人惊异地在这么多年来的论述中被忽略了，——发现事实与通常的传说完全不一样。事实上，在有关种茎狂热的传统故事中，没有一个是真的。

不存在的经济危机

有关17世纪30年代神话中有一个被经常讲述，那就是整个国家，无论贫富，都被对郁金香种茎的狂热吞噬。英国历史学家安妮•格尔格拉说，“虽然不可能确认我所研究的城市中的每一个参与过种茎买卖的人，但我确定了大约4万2千人口的哈勒姆有大约285人参与过买卖，哈勒姆在当时被认为是种茎交易中心。在阿姆斯特丹，当时有12万人口，我发现有60个买卖者。当然，如果当时的法律文件都能保留下来的话，这一数字无疑会更高。在港城恩克赫伊森（Enkhuizen），2万2千人口中，我发现有25人卷入其中。虽然这一数字低于实际参与的人数，我们相对来说还是能够肯定，卷入郁金香种茎交易的人只限于一个相对的人群之中。”

因此，可以说种茎买卖并没有把所有人都卷入其中。还不止如此，卷入种茎买卖的人，也并不是随意的。他们实际上是彼此有联系的一个群体，而不是一群彼此无关联的人。他们中的一些人彼此的关系还很紧密，彼此的生活也很亲近，从事同样的职业。如门罗尼特酒店这个特定的例子，出入这里的人属于一个过着朴素生活的清教徒团体，彼此有着宗教联系。这一事实更在于告诉我们，信息如何在这样的社群传递——通过家庭，邻居，教堂，行业（如面包房，酒馆和商店）而与公共社会保持重要关联，——而不是给我们提供一个整个社会陷入了疯狂的道德景观。

郁金香种茎交易只限于特定的圈子这一结论把我们引向一个相关的问题：在郁金香种茎投机故事中为什么总是有纺织工匠的身影？在写这一题材的大多数作家笔下被突出的，下层阶级在市场崩溃中赔得精光的蠢事，当然不适合用在上层阶级。当我们寻求这一问题的档案材料时，我们又有了惊人的发现。这些材料显示纺织工匠和别的下层工匠在郁金香种茎投机中几乎没什么分量。参与其事的绝大多数人都属中产阶级，是殷实的商人和作坊主。虽然在哈勒姆，纺织行业中很多人卷入了此事，但它只限于商人和承包人，在那些贫穷的纺织工匠中没发现有人参与这一投机事件。1637年出现了一系列激烈的反郁金香投机的宣传小册子，其中最有名的是由亚卓安‧罗曼出版的《对话录》，在两名织布工人 Waermondt（真心话）和 Gaergoedt（贪心货）的对话中，也只是提到有雇工和作坊的工艺师傅，而没有提到干零活的穷工匠。因此，大多数作家描绘的那种整个社会的动荡难得看到。也没有郁金香种茎市场崩溃而导致的突然的萧条。

查尔斯•马凯在他1841年著名的《大众妄想和群体疯狂》中写道：“大商人们几乎沦为乞丐”。这本书是谈论郁金香投机的现代著作广泛引用的资料来源。但是，几乎没有原始材料证明有此类事情发生。虽然能拼凑出这一时期的破产记录，但是难以发现任何一起破产和郁金香投机有直接的关联。1646年，荷兰菲亚嫩(Vianen)市的弗朗西斯科•戈默斯•达•科斯塔陷入了严重的经济困境，但他在郁金香投机崩溃之前就已经破产了，因此逃到这座自由城市来寻求保护。有一些参与郁金香买卖的人在17世纪30年代后期破产了，但绝大多数破产案看来和郁金香毫无关系。我们在破产记录上看到那些参与郁金香投机的人，是因为他们参与了购买那些真正遇到金钱麻烦的人要卖的房子。很多郁金香投机商人参加了哈勒姆破产拍卖会的竞买，另一些人被发现在1637年之后买了房子和花园，成立了新公司，在阿姆斯特丹的艺术品拍卖会上买了绘画作品。总的印象是，他们的经济状况相当正常。画家扬•凡•戈因很多年后死于破产，他投机房地产的损失要远远大于投资郁金香的损失。当然很可能，如当时的歌词所唱的，工匠们的生活相当困难。但是档案中没有证据表明这段时期特别严重，无论是市政当局还是教会的档案，都没有对此表示出特别的关注。

我们也没发现马尔基尔提到的在郁金香投机破灭之后“持久的衰退”。虽然，经济史学家对这一时期的经济衰退始于何时有争论，但绝大多数人同意荷兰经济的繁荣一直持续到17世纪中期，各个方面都很兴盛：工业、海外贸易、人们的生活水平。郁金香投机即使对此有影响，它的影响也是极其轻微的。当我们考虑到那些卷入郁金香投机的人只限于一些小群体时，这一点也不奇怪，而被郁金香市场崩溃所伤害的人就更少了——因为在1月份买下的人要到5月或6月才付款——只有那些事实上拿着郁金香种茎的人才会有损失。而他们中的很多人是承受得起这一损失的。

还有，那神话传说中的高价毕竟还没有那么的疯狂。确实，一些种茎的价格在1636年秋天种植季节之后的短时间内迅速攀升，特别是在1637年1月。如果我们以荷兰普通人的生活消费价格来比的话，朱斯特•凡•楚克买施威策郁金香的价钱，相当于阿尔卡马一个熟练地毯织匠3年的工资。然而，花费大笔金钱在郁金香种茎的人，绝大多数并不是低等阶级的人。在那些花费超过400基尔特的人（总共有37人）中，几乎全都是富商，像哈勒姆的酒商亚伯拉罕•凡•麦克伦，大商人巴瑟罗姆•凡•根耐普。总的来说，模式相当一致：富有的郁金香狂人在郁金香狂中花钱最多。对很多国际贸易商来说，——阿姆斯特丹的郁金香狂人的主体就是这些人——虽然1100基尔特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但对他们也是无伤大体的。在阿姆斯特丹的兑换银行的帐目上，我们看到这样数目的钱款的流动非常常见，包括那些在郁金香买卖中很常见的人。这里仅举一例，出入门罗尼特酒馆的商人雅可布•亚伯拉罕•凡•哈尔梅尔，在进行郁金香买卖的同时，于1636年11月22日，也进了一大批别的货，价值1万2千基尔特，其中的一半他能预付货款。对于这样的人，花1100基尔特在郁金香上，能有什么大碍呢？

当然，即使这样，还是会有人说，这样把大笔的钱花在郁金香上，真是太荒谬了。这种看法，和很多其他的对郁金香的看法一样，从1637年的流行歌曲一直传递到现代的我们。这是对一个人应该怎么适当地花自己的钱所作的道德判断。在郁金香狂热中，我们唯一能确定的疯狂之处在于：没能预料到价格的崩溃。对一个看涨的市场来说，买一种以后可卖更高价钱的东西并非丧失理智。而一些商人买郁金香种，在于欣赏郁金香花的美，享受收藏的乐趣和它的文化意味。门罗尼特酒店的位置，它的文物收藏室和它渊博的店主，表明了美学和商业利益的融合。这种融合从16世纪郁金香传到欧洲来就一直伴随着它。在16世纪后期，我们可以看到对各类收藏品的兴趣，而花园就好像是一种室外收藏。在郁金香的收藏中，即使最初的时候人们主要是互惠交换，也无法排除商业因素。如果我们对比17世纪在拍卖会上买艺术品的人和买郁金香种的人，我们就会发现他们很多是相同的人。正如约翰•米歇尔•蒙蒂亚书中所说的，艺术鉴赏者的社交群体对郁金香鉴赏者群体有着重要影响。考虑到鉴赏者间交流的重要——我们看到探讨使得郁金香买卖者中产生了一群郁金香专家——酒馆的氛围，比如门罗尼特酒店那样的，有助于把那些对收藏和对利润同样感兴趣的人聚合在一起。即使在荷兰档案中发现的事实不能证实郁金香狂潮带来了经济危机这一传言，它仍有教于我们更好地理解知识传输的方式，知识群体形成的方式，新兴趣和新行业形成自身机制的方式和验证知识有效的方式——在这一事例之中，有郁金香专家的确认，专家团员的遴选，这一群专家裁定有关郁金香的争端，虽然他们并不具有权力。

文化危机

还有一个问题需要回答，那就是郁金香狂潮怎么会被传为一场社会危机。现代叙述者的观点和故事很清楚地来源于当时的流行歌曲和宣传小册子。这些东西又主要是出于当时的戏剧诗歌协会，这样就带上了中下阶层对中产阶级的批评。这些材料通过一系列很容易辨别的途径进入到最近的关于这一问题的著作之中。因此，我们从大多数讨论郁金香狂潮的现代著作中读到的，实际上是17世纪的特定的观点——道德论的观点——奢侈的危害，过错的构成。如果，这些书中所描述的事情根本没有发生过，为什么所有人都谴责郁金香狂，即使是在17世纪？答案之一恰恰就在前面提到过的社会交往上。

1637年2月7日，安德莱斯•德•布什策和朱斯特•凡•楚克的冲突可以提供一些线索，揭示为什么虽然没有发生经济危机，郁金香狂热仍是一场危机。门罗尼特酒店是一个相当小的群体的人们的休闲场所，虽然这个群体中的人不限于同一座城市。恩克赫伊森的一个郁金香买家，埃勒-富科•范•瑞塞姆（Ellert Fockesz van Resum），事实上是阿姆斯特丹这家酒馆老板的岳父。如一位证人所说，郁金香迷们大多数都是相互认识的。安德莱斯•德•布什策让一位亲戚做交易的担保——这在当时是一种常规——以使买卖最后完成。凡•楚克通过一系列仪式——握手，给在场的人买酒喝——来表明他已买下他想买的郁金香。然而，虽然牵涉到一系列社会规范，凡•楚克还是赖掉了他的买卖。

在一个小小的、高度商业化的社会群体中，人们不仅共享兴趣和私人关系，同时还共有一个复杂的信用网络。凡•楚克这样的行为必定会带来麻烦。自然，并不是每一个17世纪的荷兰人都信守诺言，然而这次郁金香狂带来了买家和卖家的罕见的大范围的持久的冲突：卖家要求结算付款，而买家却一直拒绝。到了6月，郁金香种茎得挖出来了（买家需要到场，以保证郁金香种确实是当初所卖的品种），但买家拒绝接受。到了9月，郁金香种茎必须种入地里了，买家再一次拒绝苦恼的卖家通过公证人送来的接货要求。“我将按别人做的那样做”是这种场合千篇一律的答复。阿尔卡马的一位香料商人亚德里安•扬茨，提到1637年卖了很多郁金香种茎：“牵涉到数目很大的钱款，一旦郁金香种茎适合挖出土时就交货，付钱。这是每一个人都以良好的意愿对彼此作了承诺的，同时也写下了合同和契约以保证这么做，两方都签了字。尽管如此，这些签了合同协议的人中，没有一个人完成交易或收下郁金香种茎，没有人支付任何钱款或给予满意的答复”。

即使像安德莱斯•德•布什策或亚德里安•扬茨这样能承受得起金钱损失的人，也需要花很长的时间才能平复被损害的人与人之间的信任。这是一个建立在信用与信任基础上的社会。它建立在一个确切的社会等级机制上，事情的变化总是逐渐发生，但当时的人们不难想象将会出现一个急速变化的社会，在其中人们彼此不认识也不知道别人是否可信。如果真的这样，不仅买卖生意，社会的基础，而且所有的社会交往都会受到影响。这就是对社会变动，对大多数人并未卷入的社会变动的批判背后隐藏的原因。这就是郁金香狂潮的震撼背后的原因。虽然它并不是一场经济方面的危机，但它是一场比经济危机毫不逊色的文化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