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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珍藏书画鉴赏|赵少昂《花卉》

何处消烝炎 独爱出田宫

民民盈耳蝉 冷冷出林风

——《七月十六日》良宽

《 花卉

赵少昂

赵少昂先生八十二岁时赠予羊城晚报的《花卉》,描画蝉卧杨柳的秋意之景:该画工写结合,蝉以神似为重,取其生意;用笔洒脱,浅设色植物与深墨蝉身对比明显;垂落杨枝贯通纸张,构图舒展,附在树枝端部的蝉静卧,重心下移,引向题诗:暮色連空一片秋,绿杨摇落傍画楼。有人移坐寻诗意。耳畔蝉声意更幽。其乃赵少昂先生擅长的行草书,硬毫折笔带方,收束有力,有独特风格。

草虫画是赵少昂先生最擅长的画科之一,作为岭南画派创始人高奇峰的弟子,他的草虫画受到岭南画派与日本画的影响,用笔细腻、工整,尤擅长蝉、螳螂、小雀等动物,其画蝉的得意之作被收录入《蝉嫣集》。

在《花卉》的画面右下方,有一朱文印:“造化入笔端笔端夺造化”,表赵少昂先生草虫画之体悟,也可视作对中国草虫画历史发展的重要总结。

造化入笔端 · 源出天然

草虫画属花鸟画科,泛指以草间小型昆虫为主要表现内容的绘画,根据表现手法不同,又分为写意草虫和工笔草虫[1]。学界普遍认为出现在商周时期青铜器上的蝉形几何图纹,是有证可考据距今最早的一批“草虫绘画”[2]。《论语》论诗之作用一句“诗……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保证了草虫画在正统绘画主题中的地位。

草虫画最早作为独立画种,见于北宋《宣和画谱》分类“药品草虫”一项。宋代郭若虚《图画见闻志》中,记载的五代南唐徐熙画为“园蔬药苗之类”,属最早的草虫画:“有《寒芦》《野鸭》《花竹》《杂禽》《鱼蟹》《草虫》《蔬苗》《果蓏》并《四时折枝》等图传于世。”徐熙喜爱在大自然中观察禽鸟鱼虫的真情实状,画中有一种自然的野趣,他所在的南唐故地,出现了草虫画地区画派“毗陵草虫画”,这一画派继承了南宋院体画风格,以精工写实的风格创作了大量的草虫画[3],

看现存五代黄筌《写生珍禽图》中的鸣蝉,翅膀的透明质感触手可及,逼真灵动。

五代 黄笙《写生珍禽图卷》 故宫博物院 藏

宋代绘画受到理学影响,画家要通过对外在自然的深入掌握,或理性思考,或神秘移情[4],简洁地“写真”,抓住自然影像。宫廷中的草虫绘画名家有徐崇嗣、崔白、赵昌等,存有《嘉禾草虫图》《豆荚蜻蜓图》《蔬菜草虫图》等经典之作,构图疏密有致,设色明润,笔迹柔美,生机盎然。徐熙之孙徐崇嗣创“没骨法”,以淡墨或彩色行笔直接点染作画,对后世花鸟画影响深远。

笔端夺造化 · 运腕生意

草虫画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其作画物象从直接描摹的对象本身逐渐变为富有文化涵义的艺术载体,一笔一墨,皆生趣意。

宋代的草虫画极尽逼真,但对文人画家而言,仅形似还不够,在他们眼中,更高阶段的艺术创作乃自我与对象的融合[5]。苏轼在为文同一幅画的题诗中,用“嗒然”和“凝神”形容画家竹我合一的境界——“其身与竹化”。在宋代文人群体将艺术与诗歌文学相比拟、强调艺术表现功能的大背景下,“写意”、“墨戏”这些评价标准也影响了草虫画的发展。书法用笔在文人画中的强化,令笔墨更为抽象。

北宋 文同《墨竹图》

诗书画一体的草虫画在元代出现。受政治文化环境影响,元代的大多数文人画家,过着隐居生活。他们承袭了宋代的水墨花卉,以简洁图式表达含义,不追求描摹自然,而愈加强调表达自我、内探灵韵。吴镇《梅道人遗墨》云:心中有个不平事,尽寄纵横竹几枝。在钱选传世作《草虫图》中,画面少勾勒,笔墨多一蹴而就,草虫画面旁也开始出现题诗,如坚白子的《草虫》。除了保留于宫廷绘画中的写实一派,草虫画逐渐不再以图像画面展示为目的,而更多表现文人阶层的审美趣味。常见有长卷形式,以用于文人雅集时的把玩观摩。

笔墨造型上,明代宫廷画院林良等人的写意花鸟、吴门画派的诗书画情趣、陈淳徐渭的笔墨纵放,都对草虫画影响深远。

明代 吕敬甫《瓜虫图》 日本东京根津美术馆 藏

另一方面,草虫画成为吉祥寓意的载体,被社会广为接纳。

元代的毗陵草虫画,逐渐演变为元青花图式和中轴对称式构图的室内装饰画,出现在中国传统抬梁式民居的客厅里。在明代,宫廷和民间的草虫图创作都迎来了新高峰。出身下层的统治阶级,在审美上带有较前朝更明显的庶民性,宫廷内也出现了对小幅草虫图的需求,爱自己动笔的明宣宗,还留下了不少描绘花朵、小动物的作品,这些画的主题很多都与民间吉祥图一样,非常直接地表达了吉祥的寓意[6]。明中叶以后,花鸟画市场空前繁盛,随之而来草虫画的市场也被大大拓展,画面内容注重寓意、雅俗兼重。如吕敬甫结合了元代文人花鸟画形式和纸本着色图卷形式。

明末以后,草虫画作为文人消遣的绘画主题,在大批女性画家和非职业画家中间十分流行。与这类画中的形象带有美好寓意,以及细腻的笔法不无关系[7]。清代《芥子园画传》等画谱的出版,使草虫画的绘制方法、造型图式得到进一步普及,草虫画的实用性装饰功能和吉祥寓意得到发展,许多固定搭配如猫、蝴蝶与牡丹组合意为“耄耋富贵”,出现在包括绘画、瓷器、木雕、服饰等生活用具和工艺品中[8]。

明代 柴贞仪、柴静仪《草虫图卷》(局部)

美国芝加哥艺术博物馆 藏

《花卉》中出现的蝉,自古为餐风饮露的高洁之士,亦是作为人臣明德修身的象征。在民间,又富吉祥寓意,如“腰缠(蝉)万贯、“金枝(“知了”的谐音)玉叶”等。这一雅俗共赏的题材选择,如赵少昂先生在文人气与市场喜好之间的调和,造化入笔端,显深厚功力,笔端夺造化,露画者心声。

在《花卉》题诗左下角,鸟篆章之意乃“参如心”。

吴镇的一段文字忽地浮现眼前:“写竹之真初以墨戏,然陶写性情终胜,别用心也。”

[1][2]贾国强.论中国草虫绘画的发展与成就[J].中国美术,2016(01):108-109.

[3][8]刘华杰著.西方博物学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494.

[4] [5](美)卜寿珊(Susan Bush)著;皮佳佳译.心画:中国文人画五百年[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11):73-76.

[6][7][日]宫崎法子著.中国绘画的深意.上海浦睿文化.2019:183-186.

编纂 高 妃

审核 张演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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