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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艺谋电影的符号化意义体现

花匠小妙招
2024-11-11 02:19

张艺谋作为中国著名的第五代导演，在他的电影作品中，从不同层面：人物、题材、画面、色彩、场景等角度将电影艺术渲染出一种特有的艺术韵味，从而将中国电影推向了世界影坛，在电影中，张艺谋将符号意义与电影艺术结合得最完美，从题材、人物、画面、场景、色彩、造型、道具、音乐等各方面给予充分展现，而正是这些符号因素的存在，造就了张艺谋影片独特的艺术风格。

（一）色彩符号化

在张艺谋导演的作品中，最为突出的一大特点为：借助画面绚烂的色彩来彰显影片的内涵与张力。在后影像时代下，由于人们对于影像视觉化的追求愈来愈高，因此，满足大众的视觉审美需求成为第五代导演在创作影片时所必需。譬如在色调方面，张艺谋最突出的是采用红色来表达影片的风格从而突出影片的主题。从《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菊豆》、《满城尽带黄金甲》再到 2010 年上映的《山楂树之恋》，在这些影片中，所出现的灯笼、八仙轿、盖头、脸盆、酒、高粱等诸多影像元素，在红色符号的渲染下，一方面渲染出人物的个性，另一方面也渗透出导演本身所具有的文化情结和时代情操。在红色符号的映衬下，它以一种艺术的色彩姿态传达出深厚的中华民族文化和特定年代下人物的精神状态。譬如《红高粱》中，从红裤、红鞋、红盖头到影片结尾时画面中所渲染出的“血红的高粱、天空和太阳”，唯美的红色世界中尽洒出一种强烈而奔放的生命意志，《菊豆》与《大红灯笼高高挂》中，从红染池、红染坊、到红灯笼，这里的红色隐喻着旧社会对人的摧残与吞噬。在压抑的人性下，导演运用红灯笼来传达出希望与抗争的力量。而在《山楂树之恋》中，红色图案的山楂树脸盆作为特殊环境中爱情的寄托，隐含着文化大革命年代下人物之间完美而又真挚的情感，也是对当时文化的一种隐喻。

（二）道具符号化

张艺谋导演的作品中的很多道具被赋予出一种特殊的意蕴：从《红高粱》中颠轿场面上的八仙轿、红盖头；《大红灯笼高高挂》中阴森灰暗四合院内悬挂的灯笼，《十面埋伏》中郁葱苍翠的竹林、连绵不绝的花海；《英雄》中渺茫无烟的沙漠、满天飞舞的黄叶到《山楂树之恋》中那颗坚忍不屈的山楂树等等，导演将每样事物赋予与众不同的涵韵：有民俗象征、历史再现；也有浪漫唯美与残阳似血，不同风格的影片渲染出异样的情调与文化。譬如在影片《山楂树之恋》中，这棵特殊年代下的山楂树在影片中具有双重象征涵义：一方面在影片中被老师所解读，是革命烈士为祖国为人民英勇献身，用鲜血所浇灌出的红色花朵，另一方面，它也是静秋与老三爱情矢志不渝的象征，更是特殊年代下特殊环境中所具有的一种不可磨灭的力量。总而言之，在这些符号化的事物中，渗透的不仅仅是事物本身所代表的涵义，最为重要的是，它寄予了创作者本身的理想与情感，当这种情感升华为一种民族大义时，便开始进行寻根，即寻求民族文化与民族文明创新与前进的力量。

（三）人物形象理念化

张艺谋所拍摄的影片有一个很大的特征：影片中的人物塑造性愈来愈理念化。所谓的理念化，是指导演在通过镜头表现这个人物时，不仅表现出人物本身在剧情推动下的行为特征，而是要通过这些人物的行为特征：身体的或心理的一种内在的反应，来表达出某种文本之外的一种情绪或思想。譬如，《红高粱》中的“我爷爷”余占鳌是一个具有匪气与英雄气的双重角色，在他的身上不仅体现出土匪的无赖、粗野、强悍；同时也尽显出中华民族特有的民族正义感与爱国主义精神。因此，作为一个双重含义的角色，导演在塑造“我爷爷”这个人物时，不仅将他本身的性格刻画得淋漓尽致，更为有意义的是：在他的身上集聚着民族文化情感中根深蒂固的思想与道德传统。有原始的一面：杀人抢亲，与“我奶奶” 畅快的野合；也有彻底的一面：不畏生死，与日本人抗争。在原始与彻底之间，将“我爷爷”与“我奶奶” 之间的故事体现得颇为丰富，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身上那种执着坚固与朴实无畏的精神在他的身上得到了完美的体现，突破了封建道德的禁忌，也展现出人性最为原生态的自由，较深层次的展现出中华子孙身上特有的民族道德、民族情感、民族大义与民族刚健之魂。

综合而言，在当下影视界，对影像的符号意义研究颇多，张艺谋作为第五代导演的领军人，在他的电影作品中，符号性意义阐释已经跨越了人物形象、道具、色彩等多种影像元素，把人们带入了一个新的审美领域，它“不是活生生的事物的领域”，借助鲜明的人物个性、独特的道具、强烈的色彩来引导人们进入文化精神的媒介圈，在这个圈子内，大众通过对影片的欣赏与解读，在感官娱乐的同时，接受到的更多的是文化符号的象征性 : 领悟出不同时代、不同阶段、不同阶层下社会、民族、文化三者之间连续性的关系与内涵，在这个过程中，更多的是一种对民族文化和民族文明特有的反思，从而给力于当下时代所缺乏的精神与动力，这也是张艺谋电影的符号化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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