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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认识国家干预和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变化

花匠小妙招
2024-11-12 05:19

对国家干预和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变化，历来是一个存在着巨大思想分歧的领域：资本主义制度的代言人总是企图用国家干预和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变化，去论证资本主义制度已经发生了根本质变，论证资本主义制度可以永世长存；而资本主义制度的一些批评者则往往忽视这些新变化的广度和深度，片面强调资本主义的腐朽性和垂死性。这种思想分歧，不仅直接影响着人们的思想活动，而且还直接影响到社会主义国家发展战略的思考和制定。因此，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大胆探索、勇于创新，正确认识国家干预和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变化，就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

在二战以后的半个多世纪以来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发生的变化，无论是在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各领域的具体制度方面，还是在经济社会的运行机制方面，都是极其广泛而深刻的，真可以说已经变得面目全非了。而在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众多变化中，又有一种在相当程度上推动并决定着其他变化的性质的变化，这就是国家对于经济生活的干预和调节。

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国家在社会中扮演的是“守夜人”的角色，因为在当时占统治地位的自由放任主义思潮认为，有了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完善调节，供给就会自动创造需求，资本主义就能实现均衡发展，既不会产生普遍的生产过剩危机，也不会存在失业，因此，国家干预是不必要的。在19世纪70年代，一些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也曾采取过一些干预经济生活的措施，但那大多是统治阶级为保证国内垄断组织攫取额外利润而采取的保护关税措施，或者是为了保证本国在战争中取胜而实施的普遍劳动义务制等等“统制经济”的措施。这种“干预”，在时间上带有临时性，在广度上又不涉及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而我们现在所说的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和调节，指的则是1929-1933年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以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采取的一系列干预和调节经济生活的方针政策和措施。以后，资本主义国家对经济生活的调节和干预一直延续了下来，甚至在1973-1975年的经济危机，暴露出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措施具有导致不断膨胀的政府开支、巨额的预算赤字和恶性的通货膨胀等严重后果，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和美国总统里根在80年代用货币学派和供应学派去取代凯恩斯主义的时候，也并没有完全抛弃国家的调节和干预、回到自由放任主义，而只是在国家干预的范围、程度和形式方面做了适应于形势变化所要求的改变罢了；在90年代，布莱尔等欧美的“第三条道路”的鼓吹者，更提出要把国家干预主义模式和自由市场模式的积极方面结合起来。所有这些，都清楚地说明了，对于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生存和发展来说，国家的宏观调节和干预已经不可逆转地成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正常运行所不可或缺的内在机制之一了。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经济生活的调节和干预，就是对国民经济实行总体管理，动用财政调节、货币调节、宏观收入调节、计划管理和调节等各种杠杆，广泛介入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所有环节和阶段，以构造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在总量上和结构上的基本均衡，为微观经济的运行创造宏观环境，达到资源的合理配置，实现国民经济的稳定和增长。与此同时，这种调节和干预的范围遍及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各个领域。

首先，二战以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出现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新变化，便是新科技革命的兴起和发展。新科技革命的兴起，无疑是在生产力日积月累发展的基础上产生的，但同时，它的形成和发展在相当程度上又是同国家的干预和调节分不开的。这种干预和调节主要表现为：国家提供大量的科研经费，直接出面主持庞大的科研项目，把军事上的科研成果及时转为民用，根据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制定相应的科技政策，对内改建相应的生产部门、对外协调经济关系，以及加强科技人才的培养等等。

其次，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国家通过实行所有权与经营管理权的分离，通过税收优惠去推行雇员持股计划等措施，逐步调整私有制的实现形式，使资本主义企业由以股东为中心转变为兼顾利害相关者（经理、雇员、债权人、供应商、股东）。

再次，在企业的组织结构和治理结构方面，实行多层次、多形式的雇员参与决策和管理制度。

又次，在产品的分配方面，“把蛋糕做大”，实行高工资、高消费政策，在产品的再分配方面，则实行名目繁多的社会保障制度和社会福利制度。

又再次，在政治上层建筑领域，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或者如美国，让工人组织工会、选派代表同雇主谈判和签订集体合同，建构劳资之间争执、协商和妥协的结构，极力把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纳入到改良主义的轨道中去；或者如欧洲，把搞“中左政治”作为一种统治和管理方法，允许工人运动中的改良派组织内阁去管理资本主义社会。

最后，在经济社会的运行机制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把推行经济计划化作为国家对经济进行宏观综合调节的手段，以减轻生产无政府状态所导致的严重后果。

二

从根本上讲，资本主义的国家干预是由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决定的。换句话说，其根本原因在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矛盾的发展。具体到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就是生产社会性和私人占有性之间的尖锐矛盾，在客观上要求国家对经济生活进行干预和调节，以便在资本关系内部的可能限度内，把生产力当作社会生产力来对待；同时，工人阶级的强烈反抗及其力量的日益壮大，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和吸引力的显示，也要求资本主义国家作出这样的干预和调节，以确保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定和生产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