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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龙泉青瓷的生产和贸易

花匠小妙招
2024-11-12 19:57

处州史话

日期：2020-08-04 09:29 来源：丽水史志（2020年第2期）作者：叶金军刘勇浏览量：885

以龙泉为核心产区的处州府（丽水）地区，是古代中国自三国两晋及至明清时期一千多年特别是宋元时期青瓷生产和贸易的重要基地，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始点。龙泉青瓷初创期始于三国两晋。五代时期生产技术和生产规模都获得了长足的进步，青瓷作为重要贸易产品进入海上对外贸易领域。北宋以后，由于陆上“丝绸之路”受阻，政府重视海上贸易，龙泉青瓷生产和对外贸易均进一步发展。南宋时期龙泉青瓷生产和贸易进入鼎盛时期，制瓷技艺登峰造极，生产规模形成一个以龙泉为中心、四面八方辐射、窑场众多的体系，海上贸易繁荣昌盛，产品远销世界各地。元代龙泉窑盛烧依然，声誉不减。元代建立了一个世界性的大帝国，水陆交通和对外贸易进一步发展。宋元时期，生产推动了贸易，贸易又极大地拉动了生产，这个时期是古代“海上陶瓷之路”的黄金时期。明初郑和七下西洋，龙泉青瓷的生产和在对外贸易中的依然发挥重要作用。明中叶以后，由于长期战乱和政府海禁政策，龙泉青瓷的生产和对外贸易开始逐步走向衰落。解放以后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古老的技艺重新换发出璀璨的光芒，龙泉青瓷产业终于在21世纪初再度崛起，引领传统，走向未来！

　　一、青瓷产业发展

　　1.早期的青瓷生产

　　1976年龙泉查田下堡出土东晋永初元年墓葬品 “鸡首壶”“鸡冠壶”等8件青瓷，说明早在三国两晋时期龙泉地区就已经开始烧制青瓷。龙泉窑早期产品在器型、装饰、釉色等方面与越窑、瓯窑、婺州窑相似。隋唐时期龙泉青瓷出土较少，制作也较粗糙，可见五代以前龙泉青瓷还比较落后，烧制规模也小。唐代至五代时期，龙泉的金村、琉田(即大窑)、黄坛(当时属龙泉，今属庆元)等地制窑业已初具规模，但质量仍较低。这一时期的瓷器品种有五联罐、罐、壘、唾壶、耳杯盘、口壶、盏、钵、碗、粉盒、水孟、盘、盆等。胎以灰色为主，也有灰白色。唐末黄巢起义和五季之乱后，北方战乱不断，北方人民不断迁入包括丽水在内的南方各地，丽水经济得到一定开发。南迁人口带来先进的制瓷技术，以后数百年间以龙泉为核心地区的丽水的青瓷产业发展成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青瓷出口最重要的生产基地。

　　龙泉青瓷产业发展与北方移民迁入密切相关。龙泉唐代属中县（唐代2000至5000户为中县）；北宋初年已是望县。可见这期间有大量居民迁入。五代以来迁入龙泉的大部分都是自中原或自中原经浙北、浙东余姚一带迁入。如管氏唐末自金陵（南京）经江浙迁入龙泉石马岗、季氏受钱王命守栝苍始迁龙泉蜚溪、吴氏唐末自余姚始迁龙泉松源乡、鲍氏自余姚迁到黄南鲍家庄。这些家族对龙泉青瓷的发展影响很大。特别是余姚鲍氏，鲍氏是五代时期一个显赫家族，自黄巢起义以来，鲍氏一族跟随钱镠征战四方，在吴越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广明元年（880）处州遂昌人卢约聚众响应黄巢起义。吴越王钱镠攻占处州后，钱镠心腹干将鲍君福驻守衢州，其族人驻守浙闽要地。乾隆《龙泉县志》《鲍氏宗谱》均记载：在三都查田有鲍君祠，供奉鲍君福。同时鲍氏也是南乡的开拓者， “遂于所居之处南大梅等处开垦，广延百十余里，于今最蕃衍”，黄南、大梅、小梅、查田周边基本处于鲍氏一族控制当中。鲍氏祖籍所在的余姚是著名的越窑所在地，他们将青瓷器生产的技艺也带到了龙泉。这些越窑匠人的加入，使得龙泉青瓷相对之前有了很大的提升。品质的提升必然会带来需求的提升，随后匠人们在金村、杨岙头等有优质瓷土和丰富燃料的地方建起龙窑进行规模化生产。据乾隆《龙泉县志》记载：“五代贞明五年( 919年)龙泉金村、刘田等地制瓷作坊已具规模”，这是龙泉青瓷规模化生产的开始。

　　五代至北宋时期，龙泉制窑业受瓯窑和婺州窑影响益加明显，窑业已有很大发展，窑址主要分布于庆元、遂昌、云和、缙云、文成、泰顺、永嘉等地，仅龙泉琉田村就发现北宋中后期窑址10多处。从考古看，龙泉金村窑址最下层为北宋早期产品，皆淡青色釉青瓷，胎壁薄而坚硬，质地细腻，釉呈现淡淡的灰白色。五代至北宋以烧制民间用瓷为主，产品除日用碗、盘、壶、钵等外，尚有作为冥器用的多管瓶。瓷业发展为宋元时期龙泉成为世界最大出口基地奠定了基础。

　　五代时期也是龙泉青瓷作为贡品进贡皇室的开始。作为宰相家族成员，请最精良的匠人，烧制精品进贡吴越国钱氏是很自然的事。吴越国的统治者为了俯首称臣，还每年向中原君主供上不计其数的“秘色瓷”，以示修好。如此庞大的生产数量致使越窑场无力承担，于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龙泉窑便也担负起“贡器”的使命，促进了本身瓷业的发展。北宋时期龙泉瓷器继续被征为贡品，宋人庄绰的《鸡肋编》对此就有相关记载：“处州龙泉县……又出青瓷器，谓之秘色。钱氏所贡，盖取于此。宣和中，禁庭制样需索，龙泉青瓷益加工巧”。太平兴国七年(公元982年)宋太宗派殿前承旨赵仁济监理越州窑务兼任龙泉窑务，足见龙泉瓷业已引起朝廷的关注。近年出土的一件淡青釉罐，其外壁釉下写着：“天福元年（936），重修窑炉，试烧官物，大吉”字样，证明当时确实有烧制贡品。北宋时期，龙泉哥窑崛起为北宋五大名窑之一。

　　2.13至15世纪初世界最大的出口基地

　　龙泉窑青瓷经过五代和北宋的草创时期，到了南宋早期由于全国政治、经济中心南移，北方一些名窑遭战争破坏或为金统治者所占，越窑、婺窑、瓯窑又相继衰落，加上外来窑工的加入，龙泉青瓷烧制技艺的快速提升，自身特色越发明显，并发展出了以黑胎、紫口铁足为特色的哥窑和以梅子青为代表的弟窑两大窑系。龙泉青瓷深受市场欢迎，生产和贸易进入鼎盛阶段。

　　沿龙泉溪两岸新的制瓷制坊大量涌现，瓷品质量有了突破性的提高，窑场达260多处，遍布龙泉县境南区和东区沿溪一带。窑场最多最密，产品质量最优为大窑、金村与查田溪口一带，仅大窑村周围已发现南宋窑场28处，大窑村后至今有土名“官厂”地，民间传当时有“京官”驻此监造宫廷用瓷。但种种迹象表明，当时的宫延应该派遣了技术人员和官僚在龙泉等地监制“贡器”。金村有窑址16处，溪口村有13处，县城东自梧桐口村沿大溪至武溪村40余公里，几乎有村落处皆有窑址。龙泉青瓷产品远销东亚及东非、阿拉伯诸国，并为宫廷烧制专用瓷。龙泉青瓷到南宋中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面貌。梅子青、粉青釉达到了青瓷釉色的最高境界，为世人所喜好，粉青、梅子青也是人们公认的青瓷釉色的巅峰。南宋龙泉青瓷纹饰主要是刻、划纹等手法装饰，但是装饰纹样逐渐减少。庆元时期以后釉加厚，色泽最为精美，有粉青、梅子青、豆青及米黄、乌金色等。南宋龙泉窑很多器皿的新造型都是传承古代青铜器造型，如尊式瓶、鼎式炉等。后来这种青瓷传入朝鲜，影响到高丽青瓷；日本人称之为砧青瓷，并大量仿造。1972年在西安东门外虹光巷发现一窖藏瓷器，其中龙泉窑瓷器多达20余件，占窖藏瓷器30%多。1984年拓宽南大街时发现大量的龙泉窑瓶、碗、盘等残片。另外西安市二十六中、盐店街、和平路、尚俭路、新城广场、钟楼北地下通道、西一路、南郊曲江池等地基建时均发现大量龙泉窑残瓷器。

　　南宋龙泉窑器型有碗、盘、盆、碟、盏、壶、罐、渣斗、水注、水盂、笔筒、炉、投壶、瓶等应有尽有。

　　元代，蒙古贵族夺取政权，国内的经济文化和贸易继续发展，由于政府重视海外贸易，龙泉青瓷也被列为外贸重要商品，通过温州、宁波、泉州等市舶司，大量销往欧亚各国；这也促使龙泉青瓷生产规模继续扩大，产量和质量不断提高。从韩国新安沉船及非洲埃及等地考古发掘证明，此时龙泉青瓷外销量比宋时大幅度增加。元代龙泉大窑村仍为龙泉窑系中工艺水平最高的瓷窑，是龙泉窑的支柱和骨干。在东区上严儿等村的元代窑址，还发现仿“哥窑”产品。从元大都遗址发现元代龙泉青瓷和琉田（大窑村)、源口、安仁口等窑址的元代残器釉下刻划纹饰中，有元代官办或半官办窑场，烧制供奉朝廷器皿。

　　元代的龙泉青瓷依然为宫廷和贵族烧制瓷器，龙泉青瓷出现了八思巴文的瓷器。与宋代相比，元代的龙泉窑瓷器在风格上更是焕然一新。元代的蒙古统治者在文化上，不是单方面地被汉文化所同化，他们带来了草原民族的粗矿与大气。加上元代统治者继续奉行对外贸易政策，使龙泉青瓷生产规模继续扩大，窑址和产品的数量都空前发展。1973至1987年在钻国西南部的新安海底发现一艘元代沉船，打捞出1万多件瓷器，其中龙泉青瓷占了绝太多数，龙泉青瓷在元代对外贸易中有重要地位。此时青瓷器的胎骨逐渐转厚，且较粗糙，多数瓷窑在坯体成型以后未经很好修整，釉层减薄，器皿轴色青中泛黄，造型也不及以前优美。元代龙泉窑比宋时扩大了好几倍。瓯江两岸的窑址已发现有200多处。元代后期，随着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加剧，严重影响了青瓷的生产。

　　明初朝廷实行海禁政策，只通过朝贡体制与琉球、占城等进行朝贡互市，很多东南亚国家通过琉球中转进行青瓷贸易，但近乎配额制的朝贡贸易根本满足不了需求，琉球使者来华期间甚至还私自到龙泉购买青瓷，永乐二年（1404）就有使者“私赍白金诣处州磁器”。

　　可以这么说，龙泉在南宋晚期至明中期近200年中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生产和出口基地——世界工厂，是世界海上丝绸之路最重要的起始地。

　　二、龙泉青瓷贸易

　　1、航运业发展

　　龙泉牛门岗、兰巨、查田等地出土的新石器证明，瓯江沿线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是浙闽间的重要通道。瓯江作为温处母亲河，历来都是连接两地最主要通道。汉时，处州、温州两地同属东瓯，古代温州地区造船业发达，三国时期的“横屿船屯”是当时的江南三大造船基地之一，有“万船”之称。唐代温州成为全国重要造船基地之一，《资治通鉴》称：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年）八月，太宗敕令“杭、越、台、婺、栝等江南十二州造大船数百以征高丽”。栝州的造船基地在旧永嘉县城北沿江一带。五代时期处州龙泉地处吴越国与闽国交界处，是双方对峙的焦点。这一时期吴越国开通了一条龙泉经小梅、新窑到松溪（当时属龙泉县松源乡，后被王审知夺走）前线的陆路通道。这一条通道的建立，为这一带的开发和人口增加提供了条件，为后来的浙闽间贸易起到连接作用，也客观上促进了瓯江航运的发展。随着人口的增加贸易量也相应增加，逐渐发展出造船业。《浙江通史·隋唐五代史》也称：吴越国在湖州、越州、婺州、栝州等地设有造船基地。栝州就是处州，说明早在五代时期，为了应对瓯江航运的发展，处州地区就有相当规模的造船业。栝州作为山区，与湖州、越州等航运发达地区并列为造船基地，必然有巨大需求才可能有这样的规模，这与五代时期龙泉青瓷进贡和贸易产生的航运需求有很大关系。

　　瓯江属山区小流域河道，水流湍急，溪中礁石林立。大诗人李白曾发出 “咆哮七十滩，水石相喷薄”的感慨。北宋元祐年间，处州知州关景晖号令大溪沿途各县民众治理河道。元祐七年（公元1092年7月至12月），龙泉至青田的大溪开始大规模疏浚整治险淮。宋代遂昌人龚原在《治滩记》中称瓯江：“暗崖积石相蹙成滩，舟行崎岖动辄破碎，盖尝变色而惴栗失声而叫号”。为改变这一船运弊端，龙泉县令主持疏浚龙泉溪，历时6个月，治滩八十余，终使河道畅通，“尽成安流，舟昼夜行，无复激射覆溺之虞”，至此，瓯江通航能力极大提高。水上交通的开发，使龙泉青瓷沿大溪由南区向东区扩展延伸，为龙泉青瓷业发展莫定了基础。由于龙泉青瓷外贸销售量不断增加，瓷业迅速发展，新的瓷窑也不断出现，规模不断扩大。当时在龙泉窑的著名窑场大窑，有50多处瓷窑在生产，白天烟雾弥漫，夜间炉火辉映，盛况空前。在龙泉的溪口、庆元竹口和两地相交的金村、上垟之间都形成了大的瓷业区，各有10多个瓷窑在生产。尤其是在水上运输方便的龙泉至丽水的瓯江两岸，新建了很多瓷窑。此外在遂昌、景宁、武义、缙云、水嘉等县也有部分瓷窑，窑址总数多达300余处。其瓷窑数量之多，分布范围之广，在全国瓷密中是军见的。以后，历代地方政府都相当重视航运管理，为青瓷航运提供服务。如，洪武年间政府深度介入青瓷航运，《处州府志》载：“韩时中，洪武末同知，廉洁公平。督运海舟青器，措置得宜，民心悦服”。这说明当时的青瓷航运不是由龙泉管理，而是直接由处州府的副手同知管辖，管理级别之高说明当时地方政府对青瓷贸易的重视。

　　造船业的进步、历代瓯江航道的数次整治，推进了航运业的发展，不断推进了青瓷生产和贸易的发展。

　　2、青瓷贸易概况

　　一个产业的规模化需要贸易的支撑，随着龙泉青瓷烧制技艺的变革和作为贡品进贡朝廷带来的影响力带来了贸易量的增加。这一时期龙泉人口大量增加，给两宋龙泉文化带来繁荣的士大夫阶层也处于形成初期，富有文化底蕴的仕宦家族对产品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可能也是龙泉青瓷快速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著名窑系的重要原因。随着这批士大夫阶层的发展，以龙泉为基地，外出仕宦的过程通过其影响力和家族实力也增加了青瓷的影响力，快速扩大了青瓷贸易的范围。比如鲍氏一族不仅在生产基地有巨大影响力，还从当时就是重要出口基地的余姚带来了海上贸易资源，其长房琯公一支是当时重要的贸易中转港口永嘉当地的显赫家族；鲍君福之子鲍修让是福州节度使，可见其家族当时对东南沿海有着巨大的影响力。近代以来，在非洲、中东等地相继出土了大量五代时期青瓷的碎片，现有研究一般都将其归为越窑，这当中可能就有部分与越窑高度相似的龙泉青瓷。到了北宋时期，龙泉青瓷贸易已经遍布国内，如江苏溧阳李彬夫妇墓（元祐六年）、四川阆中陈安祖夫人墓（崇宁四年）、温州白洋塔（政和五年）等地都有出土龙泉青瓷，处于西南的桂林在旧城改造时也出土了不少北宋时期青瓷残片，证明龙泉青瓷贸易在当时已经扩散到全国各地。同时龙泉青瓷海外贸易也已经遍布东南亚和非洲地区，如菲律宾出土的北宋多管瓶、东非福斯塔特遗址出土的少量北宋刻划花碗、荷花碗等证明这一时期龙泉青瓷已经出口到东南亚和非洲北部地区。

　　2003年2月在印度尼西亚的井里汶（Cirebon）附近海底发现了一条中国沉船，清理发现舱内遗存有瓷器、陶器、玻璃器及金属器、钱币等各类物品近30万件，越窑青瓷竟达20多万件。充分记明作为中国瓷器的发祥地和青瓷主要产地的浙江，早在晚唐至北宋时期，就有大量越窑青瓷经海路销往东南亚及东欧等国家和地区。北宋中期以后，越窑的制瓷业迅速衰歇，在此之际浙江西南部山区的龙泉窑则获得大发展。明代陆容的《菽园杂记》记载：“青瓷初出于刘田，去县六十里。次则有金村窑，与刘田相去五里余。外则白雁、梧桐、安仁、安福、绿绕等处皆有之。然泥油精细，模范端巧，俱不若刘田。”“刘田”即“琉田”，就是今日之龙泉大窑地区，遂成龙泉窑的中心产区。北宋末年，龙泉窑青瓷生产则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在越窑青瓷外销枯竭之后，海外各地对青瓷的珍爱却没有减退，使得南宋早期龙泉窑的施透明玻璃釉的刻划花青瓷开始大量外销，恢复中国外销青瓷的供应。

　　南宋时期，全国政治、经济中心南移，南宋统治者为解决财政困难，鼓励外贸。宋高宗曾对大臣说：“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动以万计，岂不胜取之于民？朕以留意于此，庶几可以少宽民力耳。”由于政府重视，对外贸易非常活跃。青瓷为外贸重点物品，青瓷生产和贸易由此进入鼎盛阶段。

　　南宋中晚期，龙泉大窑等地的窑场开始利用新工艺大量生产乳浊釉青瓷。这种青瓷对胎釉配方及对制坯、施釉、烧成温度、焙烧气氛等工艺均有严格的要求，故在成本上远高于透明玻璃釉青瓷，这也是它们一般都被运销到经济发达地区的主要原因。在1192年至1333年日本的政治中心镰仓出土的数以万计的中国瓷器残片中，南宋至元代的龙泉窑乳浊釉青瓷占有相当大的比例。

　　“南海一号”是著名的中国古代沉船，它是南宋初期一艘在“海上丝绸之路”向外运送瓷器时失事沉没的木质航海帆船，沉没地点位于中国广东省台山市海域，距今800多年。它的发现，将为复原“海上丝绸之路”的航路、中国陶瓷史研究提供极为珍贵的实物资料，船上载有文物6万至8万件，且有不少是国内罕见的国宝。经过7年的保护性发掘，船舱内发现了超过6万件层层叠叠、密密麻麻的南宋瓷器。经初步整理研究，发现这些南宋外销瓷可以分为江西景德镇窑系、浙江龙泉窑系、福建德化窑系、福建闽清义窑系和福建磁灶窑系等五大民窑瓷。

　　南宋时龙泉窑迅速发展。在南宋前期，龙泉窑青瓷的生产就已经从龙泉向周也扩展到庆元、云和、丽水、遂昌、缙云、永嘉、泰顺、文成等县市的广大地区，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窑系。多数窑场分布在瓯江及其支流两侧的山玻上，少数窑场建在飞云江上游文成、泰顺县境内。

　　到了南宋中期，随着乳浊釉精美青瓷的烧成，龙泉青瓷更是深受人们的喜爱，外销量也得到进一步增加。明代陆容在《菽园杂记》中记载：“然上等价高，皆转货他处，县官未尝见也。”在“海上丝绸之路”上，当时有的中国船队从广东、广西、越南等地的港口出海，沿中南半岛东岸航行，最后到达东南亚各国。南宋之后，随着航海技术和造船技术的不断进步，“海上丝绸之路”航线不断延伸，贸易往来也愈显繁荣，对于中国瓷器来说，由于水路运输在古代相对而言更加便捷和安全，这条航线也被有的学者称为“陶瓷之路”。这条航路超出东南亚的范围，它穿过南海，驶过印度洋，到达波斯湾各国，甚至非洲东海岸的许多港口也有中国瓷器出土。

　　元代是龙泉窑乳浊釉青瓷外销的鼎盛期。20世纪80年代中，韩国新安海底发现了一条中国沉船，清理发现船上装有各类物品22000余件，其中瓷器就有20691件，而一半以上龙泉窑青瓷。船舱里发现有墨书“至治三年”(1323年)字样的木质货签，从而可证明这些龙泉窑青瓷是元至治三年之前产品，有乳浊釉和半乳浊釉两个釉系，釉色则有粉青、梅子青，还有青黄、青绿、青灰等。装饰技法上有刻花、贴花、透雕、露胎贴花、印花等多种。器形有比较罕见的透雕莲花纹环耳瓶、方鼎形香炉、鼎形熏炉、长颈瓶、茶托等。

　　13世纪末，元代统治者通过征战获胜，随之建立了一个横跨亚洲、东欧的大元帝国。在这种大一统的大好局面，促进了国内各民族之间经济、文化的交流。为增强国力，元皇朝也重视对外贸易，龙泉窑青瓷作为重要外贸商品之一，就得以大量远销到亚洲、欧洲直至非洲许多国家和地区，外销的数量得以迅速增加。因此，直至今日在亚欧等国家都会发现有元代龙泉窑青瓷的大量收藏和出土。

　　元至明代，龙泉窑的优质青瓷在被东亚、东南亚和印度洋周边国家大量使用，还输送到了地中海沿岸各地以及更遥远的欧洲直至非洲。以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托普卡比皇宫博物馆所收藏的龙泉窑青瓷最为著名。在该馆内保存着的一万多件中国瓷器，其中有从南宋、元至明代的龙泉窑青瓷1350余件，它们都是当年通过海上贸易的途径输入的。明早中期龙泉窑青瓷的外销还有相当的规模，青瓷大盘是当时较常见的外销品种。到了明代中后期，龙泉窑青瓷生产渐渐式微。

　　古代世界各国人民对产自龙泉的青瓷产品赞不绝口。对龙泉窑青瓷釉色的欣赏，是因时因人因地而异。古代阿拉伯人称龙泉窑青瓷的釉色为“海洋绿”；法国人则以“雪拉同（Celadon）”来称呼龙泉窑青瓷；世人对龙泉窑青瓷的喜爱，是受人对自然审美意识所支配的，也就体现了人类对大自然的依恋之情。在全世界所有瓷器中，只有龙泉窑青瓷在釉色上创造出凝聚大自然宜人青色的卓越成就，让人使用青瓷时得到的是满目葱茏的春天的气息。

　　龙泉窑青瓷在中国瓷器的外销中所占比重极大。在南亚、东非、日本和伊朗等国均发现了大量的龙泉青瓷。近期在浙江宁波宋元市舶库附近的东门口海运码头遗址考古发掘中出土了大量的宋元时期的龙窑青瓷瓷片，显然是在运输、装卸过程中被损坏而丢弃在此。这次发现无论是数量的巨大还是品种的丰富均可弥补我们对于龙泉青瓷外销认识中的不足。这次发现的龙泉窑青瓷遗物与新安海底沉船打捞出水的器物中很多品种都是一致的，证明了龙泉窑系窑址和海运码头遗迹出土的宋元龙泉窑青瓷是作为外销瓷运到海外各国的。外销，是龙泉窑发展的原动力之一。（吴东海、王玉英、余秋午“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之——丽水瓯江）

　　3.古籍上关于青瓷贸易的记载

　　（1）北宋朱彧在《萍洲可谈》书中有陶瓷的海外贸易装运情况的记述：所用航海“舶船深阔各数十丈，商人分占贮货，人得数尺许。下以贮物，夜卧其上。货多陶器，大小相套，无少隙地。”

　　（2）《宋史》卷185志138食货下七：嘉定十二年（1219年），“臣僚言以金银博买，泄之远夷为可惜。乃命有司止以绢帛、锦绮、瓷、漆之属博易，听其来之多寡，若不至则任之，不必以为重也”。

　　（3）宋宝庆元年（1225）赵汝适《诸蕃志》记载番商兴贩青瓷器：“渤泥国（文莱一带的古国），渤泥在泉之东南……番商兴贩，用货金、货银、假锦、建阳绵、五色绢、五色茸、琉璃珠、琉璃瓶子、白锡、乌铅、网坠、牙臂环、胭脂漆、碗碟、青瓷器等博易。麻逸，麻逸国在渤泥之北……土产黄蜡、吉贝、真珠、玳瑁、药槟榔、于达布，商人用瓷器、货金、铁鼎、乌铅、五色琉璃珠、铁针等博易。”

　　（4）南宋熊克在《中兴小纪》记载，宋高宗曾对大臣说：“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动以万计，岂不胜取之于民？朕以留意于此，庶几可以少宽民力耳。”

　　（5）元至正九年（1349）汪大渊《岛夷志略》记载外销处州瓷：“琉球贸易之货用土珠、玛瑙、金珠、粗碗、处州瓷器之属，海外诸国盖由此始。无枝拔（古港名，故址或在今马来半岛的马六甲）贸易之货用西洋布、青白处州磁器、瓦坛、铁鼎之属。麻里噜（古地名，今吕宋岛马尼拉）贸易之货用牙锭、青布、磁器盘、处州瓷、水坛、大瓮、蜡鼎之属。”

　　（6）明代马欢《瀛涯胜览》记载：爪哇国“国人坐卧无床凳，吃食无匙箸。男妇以槟榔荖叶聚蜊灰不绝口，欲吃饭时，先将水嗽出口中槟榔渣，就洗两手干净，围坐，用盘（大青瓷盘）满盛其饭，浇酥油汤汁，以手撮入口中而食，若渴，则饮水。”

　　4.龙泉窑青瓷在海外主要收藏汇总

　　在世界各国公私收藏的历代龙泉窑青瓷，至今没有详细准确的调查记录，除上文土耳皇宫博物馆外，国内人士偶而在海外博物馆中发现龙泉窑青瓷的记录资料也少见，以下是部分记录：

　　英国伦敦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收藏了中国很多瓷器，北宋龙泉窑刻花花卉纹塔式罐、元末明初龙泉窑青瓷梅瓶；大英博物馆藏有南宋龙泉窑莲瓣纹碗、南宋龙泉窑菱花口盘，南宋堆塑蟠魑瓶、两件鬲式炉、宋龙泉窑琮式瓶、南宋龙泉窑洗；器形在大英、大都会和爱丁堡博物馆都有见到。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有南宋龙泉窑魑龙瓶、类似的南宋双鱼耳瓶；爱丁堡博物馆藏有南宋龙泉窑魑龙瓶。大英博物馆大维德瓷器馆陈列的是一对；大维德中国瓷器馆藏仿青铜器奁式炉、南宋龙泉窑竹节瓶、南宋龙泉窑菱花口盘等。

　　龙泉窑根据伊斯兰地区的生活习惯生产的青瓷，是龙泉窑青瓷“外销瓷”的大量品种，也曾作为郑和下西洋的“国礼”，赠送途经各国。明朝永乐皇帝非常重视伊斯兰市场，因为伊斯兰的很多物资为中国大陆所没有的，必须通过贸易手段才能互惠。大明“处州官窑”暨“龙泉官窑”器的年代也与郑和下西洋的时间差不多。加上郑和本人就是一个伊斯兰教徒，是中华文化、伊斯兰文化的传播者。如今在伊朗（古波斯）、土耳其两国的博物馆里就可以看到这些明初“处州官窑”暨“龙泉官窑”器龙泉窑青瓷藏品。

　　据初步统计，明初“处州官窑”暨“龙泉官窑”传世完整器的存世量并不多，大部分在国外，除了伊朗、土耳其两地的博物馆，日本也有很多。反映出当时青瓷器在瓷器外销格局中的重要地位。当然目前发现的“龙泉官窑”瓷器、瓷片数量还非常有限，只是冰山一角，有待于系统科学调查记录、科学发掘以后可能会有新的重大发现，但仅依靠考古发掘能否揭开明初龙泉官窑的全部谜底还是个未知数。

　　5.“海上陶瓷之路”

　　“海上丝绸之路”最早由法国汉学家沙畹在1913年提出。海上丝绸之路肇端于秦汉时期，分为南海与东海航线。据载，汉武帝时期，汉朝平定吕嘉叛乱之后（公元前111年）即派遣译使出使东南亚诸国，“有译长，属黄门……赍黄金、杂缯而往”（东汉班固《汉书·地理志》），从“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日有都元国……有邑如设国……有谌离国，夫甘都卢国”，直至斯里兰卡的已不程国才返，往返耗时近两年。（东汉班固《汉书·地理志》）唐以前的海外贸易都是以规模较小的民间自由贸易为主。最早关于独立设置的海外贸易管理机构的记载是《旧唐书》中的“开元二年……右威卫中郎将周庆立为安南市舶使”。（后晋）刘昫：《旧唐书》卷八《玄宗纪上》可见唐代在不晚于开元二年时已设立了市舶使之职，这标志着官方正式参与管理海上贸易，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贸易开始走向制度化、常态化，并由此拉开海上丝绸之路繁荣时代的序幕。

　　古处州府凭籍青瓷生产基地的重要地位密切融入了这一条“海上丝绸之路”。自龙泉窑于五代兴起于金村、大窑，通过瓯江航运向下游扩展，相继在道太、安仁、丽水、青田等地建立窑厂并扩及整个处州府及周边地方，继而经过长期发展，扩散到永嘉、泉州、广东大埔甚至北起朝鲜半岛、日本到东南亚的越南、泰国，中亚的伊朗，非洲的埃及都有仿制龙泉青瓷，形成世界世界著名的“海上丝绸之路”。陶瓷是“海上丝绸之路”最重要的贸易产品，“海上丝绸之路”即是“海上陶瓷之路”

　　（1）宋代、元代市舶司设立情况

　　继唐、五代设置海外贸易管理机构之后，北宋开宝四年（971年）太祖即下诏在广州设立市舶司，端拱二年（989年）两浙路市舶司始设于杭州，中间曾一度移至于明州定海县。真宗咸平二年（999年）杭州、明州（宁波）置市舶司。元丰三年（1080年）宋政府制定完成古代社会第一部比较完备的《市舶法》，市舶制度变得更加规范完善。宋哲宗元祐二年（1087年），设泉州市舶司。元世祖至元十四年（1277年）元王朝下令“立市舶司一于泉州，令忙古■领之。立市舶司三于庆元（今宁波）、上海、澉浦，令福建安抚使杨发督之”。（（明）宋濂：《元史》卷九十四食货二。）至元二十三年（1288年）设立广州市舶司，上海、澉浦市舶司则于大德二年（1298年）并入庆元市舶司。泉州、庆元、广州三处市舶司在大德七年（1305年）到至治二年（1322年）间三罢三复，停罢时间皆较短。杭州市舶司则设立于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温州市舶司设立时间无明文记载，但应于杭州设立时间较近，两地市舶司存在时间很短，九年之后，杭州市舶司并入税务，温州市舶司则并入庆元。（《元代市舶制度简述》，《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79年。）

　　（2）丽水地区至温州港及出口外销路线

　　温州港可由龙泉窑产区直接装船顺瓯江而下到达，是龙泉青瓷出口港的首选。但其在宋元之时设置市舶司（或市舶务）时间不长，宋政府规定海舶进出口要持有市舶司发的“官券”，并要检核宝货，所以温州港在更多的时间里是作为一个龙泉青瓷外销路线上中转站存在的。在温州港设立市舶司期间，从温州直接出口的龙泉青瓷相当一部分是走北路运往日本，亦有一部分走南路到东南亚等地。

　　（3）丽水地区至明州港及出口外销路线分析

　　明州港没市舶司时间较早，且基本持续，因此宋元时期龙泉青瓷源源不断的从明州港出口。这从宁波宋元市舶司库北边海运码头出土的大批宋元时期龙泉窑系青瓷等考古发掘中可以证实。尤其是在北宋，明州港是宋代龙泉青瓷出口的主要港口。青瓷从龙泉到宁波的运输线路有两条:一条是顺瓯江而下由温州港出海，北上至明州港，经明州市舶司检核再出海；另一条是先顺龙泉溪南下至丽水等地后改走陆路，经永安溪再走陆路，抑或直接走陆路到达明州港装船出海。这一路规模较前一路小。从明州港出海的船只基本走北路，具体路线是：从海运码头出发，经大浃江至定海县，出海口招宝山，到舟山的沈家门，后利用季风向北到达朝鲜半岛东海岸的开京等地，或穿过高丽南端的济州海峡，经对马到达日本的博多，再由博多分别向日本海方向和濑户内海方向向北，最远可达本州岛北端的普森。基本涵盖日本全境。（李军：《元代庆元港与龙泉窑青瓷外销》，中国古陶瓷研究辑丛《龙泉窑瓷器研究》，故宫出版社，2013年，102页。）另一部分则往南路，但这一路的具体去向在史籍中尚无明确记载。当大致与下文泉州港的外销路线方向相同。

　　（4）丽水地区至泉州港及其出口外销路线分析

　　丽水地区至泉州港也有两条运输路线，一条仍是先顺流而下自温洲出海再经平潭到泉州港；另一路则是走入闽最近的闽北商路，由陆路出浙江江山的仙霞关至浦城等地入南浦溪，后顺闽江而下由福州出海，仍经平潭到泉州港。（栗建安：《我国沉船遗址出水的龙泉窑瓷器》，中国古陶瓷研究辑丛《龙泉窑瓷器研究》，故宫出版社，2013年，420）泉州港在元代成为世界级的大港口。龙泉青瓷也一跃成为世界型商品。有元一代，随着泉州港的日益兴盛青瓷的主要出口也逐渐转向泉州。

　　由泉州港出口的船舶基本选择南路。往南先到漳州，入广东海境进入南海，再或驶向东南亚地区，或经北部湾南下至中南半岛，马来半岛等地，后穿过马六甲海峡一直向西。这条商路也是海上丝绸之路上规模最大的一条商路。笔者试图从宋人赵汝适的《诸蕃志》与元人汪大渊的《岛夷志略》中关于海外贸易的记载情况大致分析一下龙泉青瓷在以在泉州港为出口主体的海上丝绸之路南路运输路线。

　　《诸蕃志》中提及于我国进行瓷器交易的国家和地区有三十多个。多数为东南亚诸国，往东最远到达三佛齐(在今印尼苏门答腊岛)及其属国新拖(在今印尼爪哇岛)、坚篦(今苏门答腊岛)，还有渤泥、日丽、苏勿里等地(皆属加里曼丹岛)，在南亚地区则提到了细兰(今斯里兰卡)、南毗、故临(今印度南部海岸)三地。再一路往西甚至还到达了层拔(在今坦桑尼亚)。（叶文程：《宋元时期我国陶瓷器的对外贸易》，《中国古外销瓷研究论文集》，紫禁城出版社，1988年，33-44页。）《诸蕃志》中虽未专门提及龙泉青瓷，可推断文中的“瓷器”中龙泉青瓷也占有一定比重。在《岛夷志略》中明确提及陶瓷贸易的国家和地区有五十余个。规模较南宋有所扩大。其中提及处州瓷器(处瓷、处器等)共有六次。为其同类瓷窑中所不见，因此可以推断元代龙泉青瓷在出口瓷器中的比重大幅升高。就文中记载较之南宋，东南亚、南亚有更多的国家和地区融入的海上丝绸之路中来，今天西亚的沙特阿拉伯和非洲的埃及也赫然在列。因此可以推断泉州港出口的船舶在驶入印度洋后沿着印度半岛沿海多乘季风航行，一路向西可能曾进入波斯湾，最后到达东非甚至进入红海。

　　三个主要海港，一头连接着丽水，一头连接着世界，组成了一张交错纵横的陆上、海上龙泉青瓷外销路线之网。海上陶瓷之路由秦汉至明清，历经近两千年。龙泉，是海上陶瓷之路的重要起始地。

　　三、青瓷贸易促进社会经济全面发展

　　青瓷贸易促进了古代丽水经济、社会的高度发展和文化的全面繁荣。这些现象在青瓷生产和贸易核心地带的龙泉县尤为显著。

　　1.贸易带来经济社会发展的繁华景象

　　海量的贸易也给当地创造了巨额的财富，龙泉县金村、大窑、小梅、大梅、黄南一带人口稠密，文化昌盛。大梅等地一直流传着十里长街的传说：“宋代官桥至大梅、大窑一带人口非常多，从官桥码头一直到大窑一路进去都是房子，街道足有十多里，家家户户都在门前挂着灯笼，异常壮观。当时大窑出了一个娘娘，乘船回娘家，舟行至官桥码头已是夜晚，娘娘与随行人员正是就着灯笼灯光走到大窑的。随行的惊异于如此偏远的山区怎么还会有如此繁华的城市，纷纷赞叹不已”。有文史工作者近年来对大窑至官桥一带古村落遗址细致的田野调查证明，在宋明期间这一带确实异常的繁华。从目前对各个古村落遗址中各个时期的青瓷碎片分析，这一带五代至北宋时期古村落遗址有官桥、大梅古村、杨家碓、杨家湾、金钟垄、木竹湾、大坑、大栋垟、牛肚湾、等处，规模都不大，瓷片数量虽然不少但不占主流。到了南宋晚期特别是元明之际，从官桥码头到瑞相寺再到杨家碓、杨家湾、金钟垄、牛肚湾、燕窝地、大梅古村、金墙外、金墙内、屋后山、木竹湾、下坞、下坞对面、梅岭岭头、高际头、新亭、叶坞底到大窑都发现了这一时期的古村落遗址，而且遗址相较之前无论数量还是规模都大幅扩大，几乎每一处古村落都有大量元明时期青瓷器堆积，特别是大梅古村瓷片堆积甚多，似乎超出了生活所需的数量。这些古村落几乎首尾相连，从官桥一直绵延到大窑。大梅一带不仅古村落密集，豪门大家也集中，附近古寺林立，数量甚至超过了龙泉县城。作为大窑至官桥码头之间，又处于龙泉至庆元福建间邮路的重要节点，自宋以来一直在这里设有邮铺，说明是当时信息和物流的枢纽。大窑地域十分狭窄，又这么多窑厂，烧窑必然产生环境污染，因此不大可能有集市，而在大窑与码头之间的大梅很可能就是当时青瓷贸易主要的集散地。

　　不仅仅是大梅溪一带古村落密集，在小梅古村（圣安寺附近）、小梅后山绵延数公里都可以发现宋至明中期大量的古村落遗迹；骆庄、黄南至鲍家庄一带同样如此。从现有野外调查的古村落遗址数量和规模看，在南宋至明代中期，这一带的人口数量可能超过现在的数量。光黄南村就传说是一个三千人口的大村，在黄南周边发现的大量古村落遗迹也证明了这一传说的真实性，而现在黄南村只有人口一千多人，还有一些是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新安江移民。

　　2.文化的繁荣

　　海量的青瓷贸易带来了巨额财富，这也给当地文化发展带来了坚实基础。这一时期龙泉小梅人文鼎盛，仅仅黄南鲍氏就有进士63人，特奏名进士30人，乡进士14人，荐辟5人，进士人数冠绝处州，入仕者多达200多人。这一时期也是龙泉科举最为昌盛的时代，据县志记载，仅两宋期间，龙泉就有进士248人，可谓是科甲蝉联，代有人出。有宋一代也是龙泉文化最为兴盛的时代，涌现出了很多注重实学、讲求实际的史学家、科学家。如对杜诗有深入研究并为其注释的鲍由和鲍彪，鲍由还是当时的藏书大家，而鲍彪则是用更科学的方法重新收集编排了《战国策》，并做了注释使之更加完善，除此之外还对某些篇章做了评比，即所谓“论是非、辩得失，而考兴亡”，充分体现了他的实用主义。宰相何执中发明库架阁。南宋鲍瀚之刊刻算经，主持制定了《开禧历》，是南宋期间较有影响的数学家、天文学家。叶大庆的《考古质疑》至今还是考古专业重要的参考书籍。明初叶子奇的《草木子》等都散发着讲求实际，追求科学的实证作风，这与永嘉学派“经世致用，义利并举”十分契合。这可能就是当时龙泉作为海丝贸易重要的生产基地和起始地，讲求实际，追求效率所影响而产生的。这种“事功”思想或许已经融入当时龙泉人民的血液之中。而永嘉学派创始人之一、永嘉人王开祖在北宋皇祐六年出任处州丽水县主簿，想必他对来往于瓯江的商船是有所感悟的。处于瓯江下游，青瓷贸易最重要的中转港永嘉港也应当深受这种讲究实际，注重效率的商业氛围，才有可能孕育出王开祖等人开创的永嘉学派。而且永嘉学派之集大成者叶适祖籍正是黄南，其世代受青瓷贸易的影响，即使迁到永嘉，也深受这种商业氛围影响，这或许就是他的思想灵感来源之一。

　　3.盛世修庙宇

　　正所谓“战乱避饥饿，盛世修庙宇”，通过青瓷贸易富裕起来的人们，有了更高的精神追求。寺庙是人们心灵寄托之处，祖先灵魂安放之地（据各个宗谱记载，在当时大家族捐建寺庙一般要求将祖先牌位供奉在寺庙内，并雇请和尚管理寺庙，每年斋祭期间还要接待族人）。据史料记载，龙泉大梅周边早在唐大历二年（767年）就已经建成瑞相寺，后相继建成崇德寺（768年）、圣安寺（863年）、慧福寺（885年）、觉林寺（976年）、明慧寺（978年、金绳寺（982年），但初期规模都不大。真正的大建设在五代末至北宋期间开始，如金氏一个叫金禅的人皈依佛门，号椿叟和尚，舍十保大梅、查洋等处田二百八十石，于天禧年间建瑞相寺。这里的建应该是扩建，因为之前就已经有观音堂。另据《姚氏宗谱》记载，姚氏于宋孝宗年间（1162——1189年）构造大厦于钵盂山下（杨岙头），被杨义钦告发私造皇殿，遂将家丁削发为僧，改作金绳寺供奉先祖牌位。现今从遗址看，金绳寺规模确实相当大。可见姚氏、金氏在当时一定是豪门之家，而他们的财富很可能就是通过制瓷和贸易获得。另崇德寺、圣安寺、慧福寺、明慧寺现已无从知晓是哪个豪门大族捐建，但从遗址规模来看，在当时都绝对不是小工程，需要大量的资金和精力去建设。光供养这些寺庙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这从金氏修瑞相寺所捐的田地规模就可以看出，况且明慧寺、慧福寺等寺庙从遗址规模看，更是数倍于瑞相寺。

　　除了规模较大的古寺，周边还有众多的道教庙宇。如纪念叶天师的黄弄天师庙，分布于黄南、大梅口、大梅、高际头等地的三王社殿，小梅始建于宋代纪念叶先锋的大王庙，始建于唐代的黄南植碧殿等等。

　　在远离县邑的一个山区村落间散布着这么多寺庙，甚至比县邑还多，充分说明这里在当时是何等的繁华兴盛。

　　四、青瓷贸易的衰落

　　青瓷作为一门手工业，既需要手艺又需要一定创造性，需要一个开放的，文化繁荣的社会基础。两宋时期，是龙泉历史上文化最繁荣、思想最开放活跃的时代，正是在这一背景下龙泉青瓷才孕育出一个个惊世之作。可惜，这样的局面在元代被终结，自蒙元入主中原后，龙泉士大夫阶层深受打击，不是身死战场就是远避他乡和深山，龙泉文脉至此式微。文化的衰微和蒙元的严厉控制禁锢了人们的思想。虽然在早期还处于巅峰，但很快就进入衰退通道。为了迎合统治者需要，这一时期器形粗壮高大，胎体变厚，釉色减薄，艺术价值降低。至明早中期，虽然经历了海禁、由私人贸易转入朝贡互市影响了龙泉青瓷贸易，但这一时期龙泉窑规模还十分大。明朝洪武年间的《格古要论)说:“古龙泉富，在今浙江处州府龙泉县，竖产处器、青器。”明人说的处器、青器是龙泉青瓷，当时供给皇帝、达官和贵人用的器皿，部分仍是“饶（景德镇）、处（丽水龙泉）等府烧造”。可以证明在明初，龙泉青瓷和最德镇瓷还属于平列地位，永乐至宜德年间（公元1403-1435年），郑和七下西洋，海外贸易进一步促进了龙泉青瓷的生产。正统年间（公元1436-1499年）以著名匠师顾仕成为代表的青瓷作品，不少大型器品乃为国内外艺术鉴赏家收藏。2006年枫洞岩窑址出土的官窑器物证明在永乐间龙泉窑还烧制官窑器物。

　　真正的转折发生在正统年间，龙泉除了是青瓷产地，自宋代以来也是金、银矿重要的产地。明代起，大量农民加入采矿行业，采矿规模快速扩大。朝廷看到了其中的利益，横征暴敛。最终在正统年间，迫于明廷的残酷压榨，庆元叶宗留率矿工起义，与明军在处州地区前后抗争近十年，很多村落化为灰烬，叶宗留的出生地更被称为草古地（“抄家地”方言谐音）。起义军被镇压后，明朝还对这一地区进一步加强了管控，为了有效控制分别设置了景宁、云和、宣平、泰顺四县。封控并未带来安宁，据顺治《龙泉县志》记载：正统十四年（1449年）秋七月流寇入龙泉；弘治三年（1490年）流贼攻龙泉被击退；嘉靖四十年（1561年）闽广流寇号三千突入县治，践蹂掳掠不可胜计，凡六日乃散；崇祯十四年（1641年）冬至日突有闽政和县贼千余至东南两路而入肆行劫掠一日夜。可见自叶宗留起义失败后，200多年来这一地区匪乱不断。动乱必然会造成人口损失，据《顺治龙泉县志》、成化《处州府志》记载：龙泉人口从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有口126433、景泰三年口52002、天顺六年口43602、成化八年口44614、成化十八年口44651、嘉靖元年（1522年）口44661，至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仅剩口15600。人口几乎损失88%，破坏程度可想而知。作为宋、元及明初以来最富裕的地区，大窑及周边必然经历了比其他地区更严重的洗劫。通过文史工作者这些年对龙泉古村落遗址的田野调查，发现了数十处废弃的古村落遗址。遗址大量遗存了北宋到明中期的青瓷碎片，之后却很少见，只有个别遗址可见明晚期到清代的瓷片，这也证明了明代中后期本地区受破坏的严重程度。很多当地的大家族也因此消失，如大梅金氏、大梅孔氏、大梅贾氏、大梅张氏、大窑姚氏、垟岙头杨氏、黄南鲍氏等等。关于龙泉官窑最晚的记录载于《明宪宗实录》卷一天顺八年（1464年）正月诏书记载：“江西饶州府、浙江处州府见差内官在彼烧造磁器，诏书到日除已烧完者照数起解，未完者悉停止，差委官员即便回京，违者罪之”。可能正是长期的社会动乱，大量的人口损失和流失，导致制瓷愈发粗劣，朝廷有意放弃在龙泉烧制瓷器，龙泉青瓷自此不可避免的走向衰落。

　　清道光年间（公元1821-1850年）瓷业曾有回升，福建德化县一位姓曾和一位姓赖的瓷工迁居龙泉八都木岱村，在木岱重新开始兴建瓷密，烧制白瓷土碗，以后扩展到附近的木岱口、上垟、人都、溪头等地。此举为龙泉瓷业的复苏提供了一定的条件。民国也曾一度进入复苏时期，有所短暂的回升，也因战争又迅速地衰落。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1957年开始，龙泉青瓷生产得以恢复发展，青瓷行业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恢复发展时期。社会的变革、资源的利用、生产的恢复，特别是经济文化的发展、科技的进步给龙泉青瓷生产带来了较大程度的发展机遇，为青瓷生产、发展、研究、开发和交流中心打下扎实的基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坚持科学发展观，不断创业创新，终于使龙泉青瓷产业在21世纪初再度崛起，引领风骚，驰名中外。

　　（叶金军系龙泉文史爱好者；刘勇单位：丽水市地方志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