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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源杀虫剂研究进展

花匠小妙招
2024-11-12 22:56

0 引言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国民的生活质量稳步提高,人民“生态、绿色、环保”的意识不断增强,由有机化学农药防治有害生物引起的3R（抗性resistance、再增猖獗resurgence和残留residue）问题越来越受到民众的关注[1],因此,迫切需要一种“环境和谐农药”(Environment acceptable/friendly pesticides)或“生物合理性农药”(Biorational pesticides)来防控有害生物[2]。所以,从天然植物产物中寻找有效的活性杀虫成分,研制新型的植物源杀虫剂成为了目前亟待探究的热点科学问题。植物源杀虫活性物质是植物与有害生物在长期斗争过程中形成的一些防御或抵制有害生物而产生的次生代谢物质[3]。目前记载统计的次生代谢物有40万余种[4],部分次生代谢物已经被研制开发为高效、环保、残留量低的杀虫植物源农药而广泛应用在农林业生产中[5],本研究就当前植物源杀虫剂的研究现状和发展前景进行论述。

1 植物源杀虫剂简史及研究现状

据不完全统计,全世界已有2400多种植物具有防治有害生物的活性,其中1005种高等植物具有杀虫活性,具有杀螨活性的植物有39种,杀线虫活性的植物有108种,杀鼠活性的植物有109种[6];使昆虫产生拒食活性的植物有384种,忌避活性的植物有279种,引诱活性的植物为28种,抑制或阻碍产卵的植物有4种,影响生长发育的植物有31种[6]。截至2020年,全球累计公开的农药品种：杀虫剂、杀菌剂、除草剂、植物生长调节剂分别有4139、4979、1924、2318件,除草剂总量最少[7]。

1.1 国内植物源杀虫剂发展简史

战国时期的《周礼》一书中记载,植物源杀虫剂起源于人类开始使用“嘉草,莽草,牡菊”分别驱除寄生虫、白蚁类害虫、水中的蛙类等;秦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植物源杀虫剂的使用进入了缓慢发展时期,出现了《神农本草经》,此书收集的药品有350种,其中植物源杀虫剂有30种;隋唐时期出版的《新修本草》中具有杀虫活性的植物有蒺藜子、蛇床子、藜芦、茜根、营实、飞廉等;明清时期出版的《本草纲目》一书中记载的杀虫植物有石蒜、牡丹、薄荷、大蓟、鼠尾草、蓖麻、酸模等;1959年,中国农业部等部门出版了《中国农药志》,其中列出了522个品种,已鉴定具有杀虫活性的植物有220种[8]。1987年,国内出版的《中国有毒植物》中有毒的植物有1300种,其中一部分植物已被应用于防治害虫[9]。

从历史记录文献可知,自古就有利用植物防治害虫的历史,而真正开始研究植物有效灭虫成分,是始于20世纪30年代,但进展比较缓慢。现在越来越多的植物源杀虫剂被发现和研究,如刘珍秀[10]等对蝶形花科的黄檀属(Dalbergia)、紫穗槐属(Amorpha)、黄芪属(Astragalus)等9个属的杀虫、抑菌的活性以及有效成分进行论述,指出鱼藤可防治螨和蚜虫;非洲山毛豆能防治菜粉蝶、斜纹夜蛾、小菜蛾、粘虫;苦参可防治储粮害虫;苦豆子可防治小菜蛾幼虫、蚜虫。张洁[11]论述了马钱科醉鱼草属(Buddleja)的提取物成分及对蝗虫类、螟类、菜青虫、小菜蛾的杀虫活性;吴娇等[12]报道了芸香科中黄皮属(Clausena Burm.f.)、花椒属(Zanthoxylum L.)、芸香属(Ruta L.)等11个属的杀虫抑菌活性,指出了芸香科的植物中主要是精油具有杀虫活性。另外,还对樟科[13]和豆科[14]的杀虫杀菌、茄科[15]的杀虫活性成分开展了实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植物源杀虫剂逐步广泛发展,一些植物源杀虫剂已在田间的害虫防治中开始应用,防治效果接近甚至达到国际水平[16]。

1.2 国外植物源杀虫剂发展简史

1763年法国使用烟草石灰水的强烈熏蒸和触杀作用来防治蚜虫;1800年美国人Jimtikoff发现高加索部族用除虫菊灭虱蚤,并于1828年使除虫菊粉商品化;1848年T∙Oxley研究了鱼藤根粉,并对其进行了推广[17]。美国还成功地研制出鉴定植物提取毒性物质的方法,也对739种高等植物进行鉴定,把鉴定结果输入计算机,为后期利用植物防控有害生物提供了技术支撑;20世纪80年代末,菲律宾已有200多种植物被登记或报道,其中34种已通过试验验证;德国研究人员发现漆树和崖柏的水提取液能使马铃薯甲虫幼虫停止生长发育;以色列研究长春花的叶提取物对埃及棉铃幼虫具有驱避和拒食的作用[18]。Nishida[19]发现唇形科植物毛罗勒叶子中的二萜类化合物具有防治库纹幼虫的作用。之后一些国家开发并注册了与印楝素、鱼藤酮、除虫菊酯、尼古丁相关的商业化植物源杀虫剂[20⇓⇓-23]。

近10年来,研究植物源杀虫剂的报道日益增多。Karkanis等[24]报道了地中海本地物种莎草(Cyperus rotundus)、喷瓜(Ecballium elaterium)、刺槐(Robinia pseudoacacia)等提取物对蔬菜害虫如棉蚜、烟粉虱、马铃薯叶甲、棉蓟马表现出较好的杀虫活性;Giovanni Benelli等[25]报道了松科欧洲黑松(Pinus nigra J.F. Arnold var.italica)、唇形科神香草(Hyssopus ofﬁcinalis subsp. aristatus (Godr.) Nyman)、唇形科冬香薄荷(Satureja montana L.subsp. montana)、马鞭草科柠檬马鞭草(Aloysia citriodora Palau)、牻牛儿苗科香叶天竺葵(Pelargonium graveolens L'Hér)5种提取物的精油成分对致倦库蚊幼虫(Culex quinquefasciatus)具有杀虫活性;Isabelle Boulogne等[26]报道了110科的656种植物被鉴定有显著的杀虫活性,其中唇形科最多为181种,而常被引用的9个属是：山薄荷属(Pycnanthemum)、香科科属(Teucrium)、百里香属(Thymus)、塔花属(Satureja)、姜味草属(Micromeria)、牛至属(Origanum)、薄荷属(Mentha)、美国薄荷属(Monarda)、罗勒属(Ocimum)。到目前为止,国外对某些植物源杀虫剂的活性成分的提取、分离技术已越来越成熟,为开发其他环境友好、无残留、成本低的生态农药奠定了稳定的基础。

1.3 国内外杀虫活性植物研究现状

目前国内外研究具有杀虫活性的植物主要有楝科、豆科、大戟科、卫矛科、瑞香科、柏科、菊科等30多个科[27]。其中较成熟的植物源杀虫剂见

表1

。王静等[28]研究发现樟科植物对菜青虫、蚜虫、螨、小菜蛾、粘虫、玉米象具有拒食、忌避、毒杀、抑制生长的作用;Hamidi等[29]根据研究得出结论：百里香、欧芹、薰衣草水苏对四纹豆象具有杀虫、杀卵、产卵抑制的作用。卢小鹏等[30]从126种植物精油中筛选出冬青油、牛至油、黄樟油,发现其对玉米黄呆蓟马有较好的熏蒸作用。

表1 已经研发为植物源杀虫剂的植物 科种化学成分主要防治害虫主要作用方式卫矛科[31-32] 雷公藤雷公藤碱、雷公藤精碱蚜虫、菜青虫、粘虫、舞毒蛾、甲虫、大菜粉蝶拒食、胃毒、杀卵、抑制生长卫矛科[31,33] 苦皮藤苦皮藤素猿叶甲、玉米象、稻苞虫、菜青虫毒杀、麻醉与拒食豆科[34] 鱼藤鱼藤酮叶菜类蚜虫、小菜蛾、棉铃虫、柑橘矢尖蚧触杀和胃毒豆科[35] 苦参苦参碱黏虫、菜青虫、蚜虫、红蜘蛛触杀、胃毒楝科[31-32,36] 川楝、苦楝、印楝印楝素蔬菜小菜蛾、蝗虫抑制生长、拒食、胃毒、产卵驱避菊科[31] 除虫菊除虫菊酯蔬菜蚜虫、家蝇等毒杀、驱避

中国的地形复杂,高原、山地、丘陵占有很大比重,植物资源因地而异,种类丰富。现有文献显示,不同种类的植物,其代谢物质对不同种昆虫具有的活性作用不同,目前集中研发的一些植物见

表2

。

表2 已研究的植物源杀虫剂植物 科名种试虫科名种试虫五加科[37-38] 细柱五加小菜蛾、粘虫、叶螨、淡色库蚊伞形科[39] 沙茴香叶螨豆科[37] 甘草小菜蛾、粘虫漆树科[39] 盐肤木叶螨芍药科[37] 牡丹小菜蛾、粘虫漆树科[39] 黄连木叶螨菊科[37] 天名精小菜蛾、粘虫卫矛科[38] 栓翅卫矛玉米象三尖杉科[37-38] 中国粗榧螨、烟蚜、淡色库蚊、家蝇、
玉米象、粘虫和小菜蛾使君子科[38] 使君子玉米象瑞香科[38] 瑞香狼毒粘虫鸢尾科[38] 射干玉米象菊科[38] 火绒草粘虫唇形科[38] 黄岑玉米象豆科[38] 沙打旺粘虫毛茛科[38] 白头翁粘虫菊科[38] 沙蒿粘虫大戟科[38] 乳浆大戟粘虫菊科[38] 砂蓝刺头粘虫菊科[38] 黑沙蒿粘虫菊科[38] 大籽蒿粘虫伞形科[38] 短毛独活粘虫唇形科[38] 益母草粘虫八角枫科[40] 八角枫粘虫、玉米象伞形科[38] 蛇床子粘虫、小菜蛾唇形科[40] 木香薷玉米象樟科[38] 乌药粘虫菊科[40] 猪毛蒿玉米象冬青科[30] 冬青玉米黄呆蓟马樟科[40] 木姜子玉米象唇形科[30] 牛至玉米黄呆蓟马核桃科[40] 美国黑胡桃粘虫樟科[30] 黄樟玉米黄呆蓟马瑞香科[40] 芫花粘虫菊科[41] 蒲儿根粘虫、小菜蛾、
玉米黄呆蓟马、麦长管蚜虎耳草科[41] 苍耳七粘虫、小菜蛾、
玉米黄呆蓟马、麦长管蚜菊科[41] 草地风毛菊粘虫、小菜蛾菊科[41] 毛裂蜂斗菜粘虫、小菜蛾菊科[41] 蓼子朴粘虫、小菜蛾芸香科[41] 北芸香粘虫、小菜蛾萝藦科[41] 竹灵消粘虫、小菜蛾罂粟科[42] 白屈菜舞毒蛾梧桐科[43] 马松子绿豆象马兜铃科[44] 北兜铃埃及伊蚊菊科[43] 苣荬菜绿豆象大戟科[45] 泽漆棉铃虫、麦长管蚜和烟粉虱苋科[43] 土牛膝绿豆象百部科[46] 百部褐飞虱、灰飞虱菊科[46] 鹤虱褐飞虱、灰飞虱芸香科[46] 黄柏褐飞虱、灰飞虱菊科[46] 木香褐飞虱、灰飞虱茜草科[46] 生山栀褐飞虱、灰飞虱茄科[15] 烟草棉蚜、蓟马、地老虎等茄科[15] 曼陀罗蚜虫、斜纹夜蛾、菜青虫、
粘虫、稻纵卷叶螟、白粉虱等茄科[15] 辣椒菜青虫、菜蚜茄科[15] 龙葵马铃薯甲虫雌成虫杜鹃花科[47⇓-49] 黄杜鹃粘虫、马铃薯甲虫、
稻飞虱、小菜蛾唇形科[50] 紫背金盘菜青虫、小菜蛾、
斜纹夜蛾及家白蚁、蟠虫柏科[51] 砂地柏粘虫、菜青虫银杏科[52-53] 银杏蚜虫、蓟马、小菜蛾、菜青虫、柏科[54] 侧柏槐蚜胡桃科[55] 核桃楸白粉虱、小菜蛾、豌豆蚜豆科[56⇓-58] 紫穗槐麦二叉蚜、大皱鳃金龟甲、小菜蛾芸香科[59-60] 花椒玉米象、赤拟谷盗、桃蚜、小菜蛾

2 植物源杀虫剂的有效成分

由于环境的改变,昆虫在不断地进化,具有种类繁多、数量大、适应性强、遍及范围广等特点,而植物为了防御昆虫的为害也发展了不同的机制,如形态变化、自身补偿效应和产生抗虫物质等。其中植物自身所拥有的防御性成分在防御害虫为害时的作用甚高,主要包括次生代谢物质和蛋白质类化合物等[3]。这些代谢物质的化学成分复杂,性质各异,因此需选择不同极性且合适的溶剂才能提取[61]。目前植物产生的次生代谢物质主要有：生物碱、黄酮类、萜烯类、精油类、光活化毒、甾族类、香豆素类、酚类、木脂素类、糖苷类、羧酸脂类等[34,62];蛋白质类主要有：环肽、杀虫肽酶抑制剂、与几丁质结合的豌豆球蛋白（7S贮存蛋白）、与碳水化合物结合的植物凝集素等[63]。主要植物源杀虫剂的具体代表化合物和来源扼要介绍如下。

2.1 生物碱类

生物碱是一类毒性成分最强且具有环状结构的含氮天然有机化合物[64],如大家谂知的：茄科曼陀罗属曼陀罗主要含东菪莨碱[65];罂粟科博落回属博落回含苯并菲啶类生物碱[66];卫矛科雷公藤属雷公藤主要含倍半萜类生物碱[67];另外报道的其他生物碱物质：藜芦碱、苦参碱、百部碱、辣椒碱等[68],均对害虫具有明显的胃毒、触杀、拒食、忌避等杀虫活性。如陈伟等[69]研究发现不同浓度的马铃薯糖苷生物碱对枸杞镰孢菌果腐病的防御作用不同,当EC50浓度为0.15 g/mL时,抗病性比0.11 g/mL高;但超过0.15 g/mL时,抗病性反而下降。植物生物碱的提取,依生物碱的溶解度选择不同极性的溶剂,不同酸碱度的溶剂提取物对害虫存在不同的杀虫活性。

2.2 黄酮类

黄酮在植物细胞中以糖基化形式积累存在液泡中,当与各种酶作用时,产生多种杀虫活性,其中最有前途的化合物是果胶苷元(pectolinaringenin)[70]。具有杀虫活性的化合物质有鱼藤酮、毛鱼藤酮等[71],其作用方式为拒食和毒杀。尤其是鱼藤酮,BLOSZYK等[72]提出了用胃毒结合驱避的作用对外包装表面进行涂层,能起到重要的防虫作用。

2.3 萜烯类

萜烯类化合物在植物源杀虫剂中的比例最大、研究范围最广,主要以蒎烯、单萜、倍半萜（沉香呋喃醇酯研究最多）、二萜类（克罗烷二萜是研究热点）、三萜类（最重要拒食剂：印楝素）等化合物存在[73-74]。其中具有触杀、胃毒、拒食、抑制生长的代表性化合物有：闹羊花素-III、印楝素、川楝素、茶皂素、苦皮藤素等[34,75]。其中楝科被认定为世界上萜类中最成功的杀虫剂,而印楝素在昆虫拒食方面是最重要的杀虫剂[76-77]。

2.4 光活化毒素类

暴露在光照下的一种光活性毒素对害虫的杀伤力非常强[78],这些化合物主要有噻吩类、呋喃色酮、呋喃喹啉生物碱、多炔类等。该类物质遇光极易分解、氧化,分子不稳定,主要分布在芸香科、菊科、茄科、金丝桃科、豆科等植物[79]。王新国等[80]测定的菊科万寿菊(Tagetes erecta)、孔雀草(Tagetes patula)、鳢肠(Eclipta prostrata)、深裂刺头菊(Cousinia dissecta)中含有噻吩类的光活化毒素均对致倦库蚊幼虫有杀伤作用;目前噻吩类已成功防治蚊子的幼虫,多炔类的赤鲜红B已商业化,具有防治蚊、蝇的合成光敏毒剂农药有曙红(eosin)、玫瑰红(rose bengal)、藻红(erythrosin B)等[79]。

2.5 蛋白质化合物

蛋白质类化合物主要有：（1）源于植物的杀虫肽：环肽中的半胱氨酸结(CCK)、豌豆白蛋白1b中的半胱氨酸结(ICK)、防御素中的富半胱氨酸家族、刀豆毒素,它们主要存在堇菜科、茜草科、葫芦科、豆科等植物中;（2）源于块茎和豆科植物种子：植物肽酶抑制剂(PIs);（3）与几丁质结合的豌豆球蛋白;（4）与碳水化合物结合的植物凝集素,如相思子毒素、蓖麻毒素、巴豆香素等都具有杀虫毒性蛋白[3,63,81]。其作用机理是破坏上皮细胞、干扰生长发育、影响胃食膜的渗透与结构、抑制营养吸收等,最终饥饿死亡。陈志慧[82]报道蓖麻毒蛋白的毒性比马钱子碱、眼镜蛇毒汁强,是蓖麻毒性中最毒的一种,对昆虫具有毒杀作用。

3 植物源杀虫剂的作用方式

由于植物次生代谢物质资源丰富以及昆虫种类和取食方式的多样化,植物源杀虫剂不同的成分对不同种昆虫表现出不同的作用方式,集中在胃毒、触杀、熏蒸、拒食与忌避、杀卵等方式[83]。

3.1 胃毒作用

胃毒作用是药剂从害虫口腔进入到消化道,随后被中肠吸收,但由于药剂的毒性破坏了害虫消化系统导致昆虫中肠破坏或神经系统传递中断,最后害虫死亡[83⇓-85]。如周琳等[86]报道的雷公藤生物碱破坏了昆虫的神经-肌肉接点谷氨酸和γ-氨基丁酸的传导导致粘虫死亡;张兴[87]研究了不同高、低2个剂量的川楝素对菜青虫的胃毒作用,发现高剂量使菜青虫麻痹、昏迷,低剂量使菜青虫幼虫缓慢发展为畸形虫体;作为胃毒剂的苦皮藤素V穿透昆虫中肠细胞质膜和内膜,导致肠壁穿孔、死亡[88]。

3.2 触杀作用

触杀作用是药剂直接接触昆虫表皮,通过气门渗入虫体内,经开放式的循坏系统把药剂输运到昆虫体内的作用部位,进而导致害虫死亡[85]。马亚玲[89]研究发现,相对于成熟期和枯黄期,苗期的醉马草水浸液作用于豌豆蚜后的死亡率高、繁殖力低且rm和R0均为最小值;李媛等[90]报道了菊科菊属的甘菊挥发油对烟甲和赤拟谷盗均具有触杀作用,但对烟甲的触杀活性较强为24.09 µg/头,反之赤拟谷盗的为49.95 µg/头;张等宏等[91]采用浸渍法测定昆虫的触杀活性,发现乙醇提取物对截形叶螨、二斑叶螨、豌豆蚜虫在12 h和24 h的死亡率均大于50%;而且4种萃取物中,石油醚萃取物的校正死亡率均超过80%,杀虫活性最高。

3.3 熏蒸作用

熏蒸作用指具有毒性的挥发物通过害虫的呼吸系统进入体内,从而导致害虫死亡。具有熏蒸活性的植物常为唇形科、芸香科、樟科、松科、菊科等,其活性物质多为挥发性的精油。据报道砂地柏精油、辣根素、土荆芥挥发油对玉米象表现出良好的熏蒸活性[92⇓-94];此外有研究学者报道八角茴香提取物、甘菊挥发油、艳山姜叶挥发油均对储粮害虫谷盗有较强的熏蒸作用[90,95-96]。

3.4 忌避与拒食作用

一部分植物的次生代谢物质对害虫的行为具有影响。拒食作用是当害虫的味觉感受器受到抑制时,会对食物产生讨厌而不再取食直至死亡;忌避作用是药剂挥发特殊气味进入害虫的嗅觉器官导致害虫离开栖息地或产卵地[1,84]。李喜旺等[97]研究发现：不同浓度的烟碱稀释液对叶蝉和茶尺蠖分别具有拒食、忌避作作用,60 min中内300倍烟碱稀释液影响假眼小绿叶蝉的引诱行为,600倍稀释液对其具有明显的驱避活性,反而800倍稀释液对叶蝉无选择和产卵行为的影响;300倍和600倍烟碱稀释液的浸渍叶碟降低了茶尺蠖的取食量。广藿香酮对桃蚜有潜在的拒食和忌避作用[98]。

3.5 生长发育抑制作用

植物在抵御恶劣的外界环境条件时,产生一系列的植物激素和生长调节剂,其对外界生物具有一定的生长抑制作用。当昆虫取食具有杀虫活性的植物后,昆虫的生长发育会受到影响：其生长发育迟缓,发育的历期变短或长;幼虫发育不完善,形态畸形;虫卵孵化失败等。李希媛等[99]利用不同浓度的宽叶曼乌头乙醇提取物处理黄褐天幕毛虫,处理3、5、7天对黄褐天幕毛虫的生长抑制率分别为60.98%、71.79%、71.78%。

4 问题及前景

综上所述,植物源杀虫剂已经取得非常可喜的研究成果,基本明确了其主要活性物质和生物活性的作用机制,这也是目前植物源杀虫剂研究的主要方向。但是,目前能够在蔬菜和水果作物上应用广泛的仅有4种：除虫菊酯、鱼藤酮、印楝素和植物精油（植物精油的研究特别广泛）;较常用却没实现大规模商业化生产的有3种：鱼尼丁、烟碱、沙巴达[23,100]。已工厂化生产的植物源杀虫剂的种类与自然界存在的植物源杀虫活性植物种类相差甚大,这是令人堪忧的问题,同时也是可喜的一面,留给科研工作者艰巨的工作任务和今后更大的发展空间。

当前植物源杀虫剂研究存在一定的问题,一是把研究的注意力集中在筛选更多的植物源,而未对植物源的有效成分深入研究[100];二是植物源杀虫剂防治害虫种类单一,多集中于鳞翅目、半翅目昆虫;三是像精油类的植物源较容易受环境和光照的影响且速效性慢,导致杀虫活性效果降低;四是推广范围窄,偏远的农村地区仍使用有机合成的杀虫剂多[101]。尽管植物源杀虫剂存在上述方面的问题,但由于其能与环境、人、天敌相容,因此仍是今后环境友好型农药开发的主体[102],所以本研究建议,今后植物源杀虫剂的研究与开发应用可从这几方面深入：（1）深入研究具有杀虫活性的化学物质,使其转化为有效的农药产品,加快投入市场[103]。（2）研发多种有效的植物源成分,开发具有价值的先导化合物,混配新杀虫剂,扩大害虫防治种类[32]。（3）研制高效简便的农药喷洒设备,提高易挥发性物质杀虫效率[34]。（4）推行环境友好型的植物源杀虫剂下乡活动,向农民推广使用植物源杀虫剂的利益。（5）提高植物源杀虫剂纳米方向工厂化的研发,以提高其杀虫效果,减少对环境的污染和对天敌的伤害[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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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class="main_content_center_left_zhengwen_bao_erji_title main_content_center_left_one_title" style="font-size: 16px;">{{custom_citationIndex}5}{{custom_citationIndex}4}[1]

韩俊艳, 张立竹, 纪明山. 植物源杀虫剂的研究进展[J]. 中国农学通报, 2011, 27(21):229-233.

{{custom_citationIndex}3}https://doi.org/{{custom_citationIndex}1}https://www.ncbi.nlm.nih.gov/pubmed/{{custom_ref.citationList}9}{{custom_ref.citationList}7}本文引用 [{{custom_ref.citationList}2}]摘要{{custom_ref.citationList}1}[2]

罗都强, 张兴. 植物源杀虫剂研究进展[J].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01(Z1):94-99.

{{custom_ref.citationList}0}https://doi.org/{{custom_ref.id}8}https://www.ncbi.nlm.nih.gov/pubmed/{{custom_ref.id}6}{{custom_ref.id}4}本文引用 [{{custom_ref.citedCount}9}]摘要{{custom_ref.citedCount}8}[3]VELASQUES J

CARDOSO M H

ABRANTES G

, et al. The rescue of botanical insecticides: a bioinspiration for new niches and needs[J]. Pesticide biochemistry and physiology, 2017, 143:1-31.

{{custom_ref.citedCount}7}https://doi.org/{{custom_ref.citedCount}5}https://www.ncbi.nlm.nih.gov/pubmed/{{custom_ref.citedCount}3}{{custom_ref.citedCount}1}本文引用 [{{custom_citation.annotation}6}]摘要{{custom_citation.annotation}5}[5]

杨凯凯, 高德良, 刘峰. 植物源杀虫剂的研究现状与展望[J]. 农药科学与管理, 2011, 32(7):19-23.

{{custom_citation.annotation}4}https://doi.org/{{custom_citation.annotation}2}https://www.ncbi.nlm.nih.gov/pubmed/{{custom_citation.annotation}0}{{custom_citation.content}8}本文引用 [{{custom_citation.content}3}]摘要{{custom_citation.content}2}[6]

单承莺, 马世宏, 张卫明. 我国植物源农药研究进展[J]. 中国野生植物资源, 2011, 30(6):14-18,23.

{{custom_citation.content}1}https://doi.org/{{custom_citation.doi}9}https://www.ncbi.nlm.nih.gov/pubmed/{{custom_citation.doi}7}{{custom_citation.doi}5}本文引用 [{{custom_citation.doi}0}]摘要{{custom_citation.doi}9}[7]

蔡志勇. 2020年农药专利分析:杀菌剂公开的专利数量最多[EB/OL]. http://www.haonongzi.com/news/20210107/102318.html. 2021-01-07.

{{custom_citation.doi}8}https://doi.org/{{custom_citation.doi}6}https://www.ncbi.nlm.nih.gov/pubmed/{{custom_citation.doi}4}{{custom_citation.doi}2}本文引用 [{{custom_citation.pmid}7}]摘要{{custom_citation.pmid}6}[8]

张洁. 中国植物源杀虫剂发展历程研究[D]. 杨凌: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18.

{{custom_citation.pmid}5}https://doi.org/{{custom_citation.pmid}3}https://www.ncbi.nlm.nih.gov/pubmed/{{custom_citation.pmid}1}{{custom_citation.pmid}9}本文引用 [{{custom_citation.pmid}4}]摘要{{custom_citation.pmid}3}[9]

陈冀胜, 郑硕. 中国有毒植物[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87.

{{custom_citation.pmid}2}https://doi.org/{{custom_citation.pmid}0}https://www.ncbi.nlm.nih.gov/pubmed/{{custom_citation.url}8}{{custom_citation.url}6}本文引用 [{{custom_citation.url}1}]摘要{{custom_citation.url}0}[10]

刘珍秀, 黄继光. 蝶形花亚科植物的杀虫、抑菌活性及其活性成分研究进展[J]. 农药, 2019, 58(6):391-397.

{{custom_citation.url}9}https://doi.org/{{custom_citation.url}7}https://www.ncbi.nlm.nih.gov/pubmed/{{custom_citation.url}5}{{custom_citation.url}3}本文引用 [{{custom_ref.citedCount>0}8}]摘要{{custom_ref.citedCount>0}7}[11]

张洁. 醉鱼草属植物有效生物活性成分及农用杀虫活性研究进展[J]. 现代农业科技, 2019, 757(23):119,121.

{{custom_ref.citedCount>0}6}https://doi.org/{{custom_ref.citedCount>0}4}https://www.ncbi.nlm.nih.gov/pubmed/{{custom_ref.citedCount>0}2}{{custom_ref.citedCount>0}0}本文引用 [{{custom_citationIndex}5}]摘要{{custom_citationIndex}4}[12]

吴娇, 苗辉, 邝芷琪, 等. 芸香科植物杀虫及抑菌活性研究进展[J]. 中国植保导刊, 2015, 35(10):18-26.

陈守旗, 吴娇, 周利娟. 樟科杀虫抑菌活性及其活性成分研究进展[J]. 中国植保导刊, 2016, 36(3):19-27,35.

苏生, 黄瑞, 张莉, 等. 豆科植物杀虫杀菌资源及其活性成分研究进展[J]. 现代农业科技, 2016, 668(6):112-116.

吴琼. 茄科植物杀虫活性成分研究进展[J]. 植物医生, 2012, 25(6):4-5.

周静. 一种蓼属植物杀虫活性及其作用方式的研究[D]. 兰州: 甘肃农业大学, 2007.

张斌. 植物源杀虫剂研究动态综述[J]. 江西农业科技, 2002(6):29-31.

李强, 李淼. 防治害虫的植物[J]. 植物医生, 1993(4):19-20.

BOWERS W S

EVANS P H

. Synthesis of highly active juvenile hormone analogs, juvocimene I and II, from the oil of sweet basil, Ocimum basilicum L[J]. Journal of chemical ecology, 1984, 10(10):1435-1451.

GRAILLOT B

LOPES C B

, et al. Resistance to bio-insecticides or how to enhance their sustainability: a review[J]. Frontiers in plant science, 2015, 6:1-19

. Commercial development of plant essential oils and their constituents as active ingredients in bioinsecticides[J]. Phytochemistry reviews, 2020, 19(2):235-241.

ISMAN M B

. Recent developments in the registration and usage of botanical pesticides in California[M]. In: M Zhang, S Jackson, MA Robertson, MR Zeiss. Managing and Analyzing Pesticide Use Data for Pest Management,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Public Health, and Public Policy. Washington, DC: 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 2018:149-169.

. History, presence and perspective of using plant extracts as commercial botanical insecticides and farm products for protection against insects -a review[J]. Plant protection science, 2016, 52(4):229-241.

ATHANASSIOU C G

. Natural insecticides from native plants of the mediterranean basin and their activity for the control of major insect pests in vegetable crops: shifting from the past to the future[J]. Journal of pest science, 2020:1-16.

PAVELA R

CANALE A

, et al. Acute larvicidal toxicity of five essential oils (Pinus nigra, Hyssopus officinalis, Satureja montana, Aloysia citrodora and Pelargonium graveolens) against the filariasis vector culex quinquefasciatus: synergistic and antagonistic effects[J]. Parasitology international, 2017, 66(2):166-171.

{{custom_citation.annotation}4}https://doi.org/{{custom_citation.annotation}2}https://www.ncbi.nlm.nih.gov/pubmed/{{custom_citation.annotation}0}{{custom_ref.label}8}本文引用 [{{custom_ref.label}3}]摘要{{custom_ref.label}2}[26]BOULOGNE I

PETIT P

HARRY O L

, et al. Insecticidal and antifungal chemicals produced by plants: a review[J]. Environmental chemistry letters, 2012, 10(4):325-347.

{{custom_ref.label}1}https://doi.org/{{custom_citation.content}9}https://www.ncbi.nlm.nih.gov/pubmed/{{custom_citation.content}7}{{custom_citation.content}5}本文引用 [{{custom_citation.content}0}]摘要{{custom_citation.doi}9}[27]

刘昕超. 臭常山和飞龙掌血的杀虫活性成分[D]. 北京: 中国农业大学, 2017.

王静, 冯恩友, 谢嘉辉, 等. 樟科植物提取物驱虫杀虫作用研究进展[J]. 热带林业, 2020, 48(3):17-21.

{{custom_citation.doi}5}https://doi.org/{{custom_citation.doi}3}https://www.ncbi.nlm.nih.gov/pubmed/{{custom_citation.doi}1}{{custom_citation.pmid}9}本文引用 [{{custom_citation.pmid}4}]摘要{{custom_citation.pmid}3}[29]HAMIDI F

MEHRVAR A

KARYN E

, et al. Biological activities of Thymus vulgaris, Petroselinum sativumand Stachys lavandulifolia extracts against adult Callosobruchus maculatus (Coleoptera: Bruchidae)[J]. 昆虫学报, 2018, 61(3):331-339.

{{custom_citation.pmid}2}https://doi.org/{{custom_citation.pmid}0}https://www.ncbi.nlm.nih.gov/pubmed/{{custom_citation.pmid}8}{{custom_citation.pmid}6}本文引用 [{{custom_citation.pmid}1}]摘要{{custom_citation.pmid}0}[30]

芦小鹏, 吴琼, 李毛龙, 等. 126种植物精油或精油主要成分对玉米黄呆蓟马的熏杀活性筛选[J]. 昆虫学报, 2018, 61(8):941-949.

陈耀明. 我国植物源农药的应用与研究[J]. 种子科技, 2019, 37(12):89,91.

{{custom_citation.url}6}https://doi.org/{{custom_citation.url}4}https://www.ncbi.nlm.nih.gov/pubmed/{{custom_citation.url}2}{{custom_citation.url}0}本文引用 [{{custom_ref.citedCount>0}5}]摘要{{custom_ref.citedCount>0}4}[32]

刘平. 植物源杀虫剂的主要种类及应用前景[J]. 青海农林科技, 2019, 116(4):57-60,68.

{{custom_ref.citedCount>0}3}https://doi.org/{{custom_ref.citedCount>0}1}https://www.ncbi.nlm.nih.gov/pubmed/{{custom_citationIndex}9}{{custom_citationIndex}7}本文引用 [{{custom_citationIndex}2}]摘要{{custom_citationIndex}1}[33]

刘慧雯. 植物源农药品种及药效介绍[J]. 农村新技术, 2018, 455(7):40-41.

{{custom_citationIndex}0}https://doi.org/{{custom_ref.citationList}8}https://www.ncbi.nlm.nih.gov/pubmed/{{custom_ref.citationList}6}{{custom_ref.citationList}4}本文引用 [{{custom_ref.id}9}]摘要{{custom_ref.id}8}[34]

刘双清, 张亚, 廖晓兰, 等. 我国植物源农药的研究现状与应用前景[J]. 湖南农业科学, 2016, 365(2):115-119.

{{custom_ref.id}7}https://doi.org/{{custom_ref.id}5}https://www.ncbi.nlm.nih.gov/pubmed/{{custom_ref.id}3}{{custom_ref.id}1}本文引用 [{{custom_ref.citedCount}6}]摘要{{custom_ref.citedCount}5}[35]

尤龙, 李曰鹏, 任士伟. 国内常见植物源农药的研究进展[J]. 广州化工, 2018, 46(13):12-13,19.

{{custom_ref.citedCount}4}https://doi.org/{{custom_ref.citedCount}2}https://www.ncbi.nlm.nih.gov/pubmed/{{custom_ref.citedCount}0}{{custom_citation.annotation}8}本文引用 [{{custom_citation.annotation}3}]摘要{{custom_citation.annotation}2}[36]

徐汉虹, 赖多, 张志祥. 植物源农药印楝素的研究与应用[J].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 2017, 38(4):1-11,133.

{{custom_citation.annotation}1}https://doi.org/{{custom_fund}9}https://www.ncbi.nlm.nih.gov/pubmed/{{custom_fund}7}{{custom_fund}5}本文引用 [{{custom_fund}0}]摘要{{custom_citation.annotation}}[37]

李雪娇, 何军, 冯俊涛, 等. 西北地区106种植物杀虫活性的筛选[J].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2, 40(11):112-118.

李雪娇. 203种植物杀虫活性筛选及中国粗榧杀虫作用初步研究[D]. 杨凌: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12.

霍彦波. 西北地区117种植物的杀螨活性筛选[D]. 杨凌: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13.

吴礼鹏. 秦岭地区143种植物的农药活性筛选[D]. 杨凌: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14.

沈静, 周玉, 李琰, 等. 129种植物丙酮提取物杀虫活性筛选[J].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7, 45(10):101-110.

吕春鹤. 白屈菜提取物对舞毒蛾酶活性抑制作用及机制的研究[D]. 哈尔滨: 东北林业大学, 2017.

卢佳佳, 孙艺钦, 龙顺悦, 等. 4种中草药对绿豆象的生物活性[J]. 贵州农业科学, 2016, 44(3):141-144.

马浩伟. 马兜铃内酰胺衍生物的分离鉴定及杀虫活性研究[D]. 海口: 海南大学, 2017.

王丽莎. 泽漆提取物杀虫活性研究[D]. 郑州: 河南农业大学, 2014.

李秀梅. 18种中药提取物杀虫活性的筛选及生物活性初步研究[D]. 南京: 南京农业大学, 2013.

张爱民, 薛建平. 药用植物源杀虫剂的研究进展[A].安徽省科学技术协会、安徽省卫生厅、安徽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中医药理论与应用研究——安徽中医药继承与创新博士科技论坛论文集[C]. 合肥: 安徽大学出版社, 2008:6.

钟国华, 胡美英, 林进添, 等. 闹羊花素-Ⅲ对菜青虫海藻糖含量及海藻糖酶活性的影响[J].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 2000(2):119-123.

ZHONG G H

WU Q S

, et al. The biological activities of yellow azalea, rhododendron molle g.don against the vegetable leafminer, liriomyza sativae (diptera:agromyzidae)[J]. Insect science, 2000, 7(1):65-70

FANG J F

ZHANG S X

, et al. Effects of cyasterone on growth and development of diamondback moth, Plutella xylostella(L.) *[J]. Insect science, 2010, 8(3):233-239.

闫海燕, 冯瑞红, 陈利标, 等. 砂地柏中6种萜烯类化合物分离鉴定及其杀虫活性研究[J]. 西北植物学报, 2007(1):163-167.

石启田. 银杏外种皮中银杏酚酸类物质防治农业害虫试验初报[J]. 江苏林业科技, 2003(5):19-20,34.

郭春霞, 傅大煦, 周铜水, 等. 银杏外种皮中银杏酚酸对小菜蛾幼虫的拒食及毒杀作用[J]. 复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04(2):255-259,266.

王庆忠, 王东方. 侧柏叶总黄酮对槐蚜的杀虫活性研究[J]. 北方园艺, 2013, 281(2):101-103.

吕兵, 王卓, 臧连生, 等. 核桃楸叶乙醇提取物对三种常见害虫的杀虫活性[J]. 环境昆虫学报, 2014, 36(6):939-942.

曹艳萍, 卢翠英, 白根举. 紫穗槐叶杀虫化学成分的研究[J]. 中草药, 2005(10):32-33.

纪明山, 刘畅, 李修伟, 等. 紫穗槐种子杀蚜活性初探[J]. 江苏农业科学, 2011, 39(2):208-210.

车午男, 李修伟, 梁亚萍, 等. 紫穗槐种子萃取物对小菜蛾活性及毒理学初探[J]. 河北农业大学学报, 2018, 41(4):18-21,49.

赵媛. 青花椒提取物对桃蚜和小菜蛾的生物活性研究[D]. 保定: 河北农业大学, 2007.

郭红祥, 袁超, 郭爱芳, 等. 超临界CO2萃取花椒挥发油的杀虫活性研究[J]. 河南农业大学学报, 2005(1):79-81,92.

于忻滢, 张国良, 范松, 等. 植物源农药研究进展[J]. 黑龙江农业科学, 2021(7):123-129.

郝乃斌, 戈巧英. 植物源杀虫剂的研究与应用[J]. 植保技术与推广, 1998(1):35-37.

叶萱. 植物源杀虫剂发展新方向[J]. 世界农药, 2018, 40(1):1-10.

刘雨阳. 白屈菜碱杀虫增效作用及其代谢机制研究[D]. 沈阳: 沈阳农业大学, 2019.

崔正芳. 白花曼陀罗提取物杀虫活性研究[D]. 武汉: 华中农业大学, 2009.

张晓宁. 博落回生物碱对麦蚜杀虫活性研究[D]. 北京: 中国农业科学院, 2013.

陈列忠, 王开金, 陈建明, 等. 雷公藤生物碱及其杀虫作用研究进展[J]. 中国生物防治, 2007(2):174-179.

赵莉, 刘德立. 国外植物源杀虫剂研究进展[J]. 农药, 2008(2):82-86,99.

陈伟, 何静, 王斌, 等. 马铃薯糖苷生物碱对枸杞镰孢菌果腐病的诱导抗性及相关防御酶活性的影响[J]. 植物保护学报, 2018, 45(5):1129-1136.

MAGGI F

IANNARELLI R

, et al. Plant extracts for developing mosquito larvicides: from laboratory to the field, with insights on the modes of action[J]. Acta tropica, 2019:193.

高全. 韭菜提取物杀虫活性及化学成分研究[D]. 合肥: 安徽农业大学, 2018.

NAWROT J

HARMATHA J

, et al. Effectiveness of antifeedants of plant origin in protection of packaging materials against storage insects[J]. Jppla entomol, 1990, 110(1):96-100.

伊廷欣, 王宗德, 姜志宽. 萜类农药化合物的研究进展[J]. 中华卫生杀虫药械, 2010, 16(1):60-63.

徐士超, 董欢欢, 曾小静, 等. 萜类植物源农药的筛选及活性研究进展[J]. 林产化学与工业, 2019, 39(1):1-12.

张国洲, 徐汉虹. 有待进一步开发的植物性杀虫剂——萜类[J]. 湖北农学院学报, 2002(4):377-380.

Mtei K

Ndakidemi P A

. Impacts of synthetic and botanical pesticides on beneficial insects[J]. Agricultural sciences, 2016, 7(6):364-372.

谭卫红, 宋湛谦. 天然植物杀虫剂印楝素的研究进展[J]. 华南热带农业大学学报, 2004(1):23-28.

郝乃斌, 戈巧英. 中国植物源杀虫剂的研制与应用[J]. 植物学通报, 1999(5):495-503.

徐汉虹, 鞠荣. 植物源光活化毒素的研究与新农药开发[J].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 2003(4):100-105.

王新国, 徐汉虹, 刘新清, 等. 四种菊科植物α-三连噻吩的含量测定及杀虫活性研究[J].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 2001(3):26-28.

路静, 程文新, 徐海玲. 植物源杀虫剂特性研究进展[A].中国风景园林学会、乌鲁木齐风景园林学会,西部六省(区)中心城市园林科技信息网第26次会议论文集[C]. 2007:92-98.

陈志慧. 蓖麻毒蛋白的研究与应用进展[J]. 化学世界, 2005(5): 272,309-312.

何君, 谢令德, 贺艳萍. 植物源杀虫剂作用方式研究进展[J]. 粮油仓储科技通讯, 2010, 26(6):30-32.

蔡璞瑛, 毛绍名, 章怀云, 等. 植物源杀虫剂国内外研究进展[J]. 农药, 2014, 53(8):547-551,557.

孟祥杰. 紫花曼陀罗杀虫活性及其对粘虫的作用方式研究[D]. 兰州: 甘肃农业大学, 2011.

周琳, 李俊领, 刘向阳, 等. 雷公藤总生物碱对粘虫幼虫神经系统酶活性及神经递质含量的影响[J]. 昆虫学报, 2015, 58(8):856-863.

张兴. 川楝素引致菜青虫中毒症状研究[J].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1993(1):27-30.

刘惠霞, 董育新, 吴文君. 苦皮藤素V对东方粘虫中肠细胞及其消化酶活性的影响[J]. 昆虫学报, 1998(3):36-40.

马亚玲, 李春杰. 醉马草水浸液对豌豆蚜触杀活性及种群增长的影响[J]. 生态学报, 2021, 41(4):1492-1500.

李媛, 刘巧林, 陈哓宇, 等. 甘菊挥发油化学组成及其对烟草甲与赤拟谷盗的杀虫活性[J]. 植物保护, 2019, 45(5):202-206,225.

张等宏, 陈娥, 张小云, 等. 瑞香狼毒根乙醇提取物及4种溶剂萃取物对两种叶螨及豌豆蚜的触杀活性比较[J]. 植物保护, 2016, 42(6):229-234.

高聪芬, 张兴. 砂地柏精油的熏蒸杀虫活性初探[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 1997(3):53-56.

张超. 辣根素熏蒸对玉米象线粒体作用机理研究[D]. 杨凌: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16.

李敬丹, 杨悦玲, 李春燕, 等. 土荆芥挥发油对玉米象和赤拟谷盗的熏蒸、触杀与驱避活性[J]. 中国粮油学报, 2021:1-13.

何玉杰, 花日茂, 李世广, 等. 八角茴香提取物对长角扁谷盗成虫的熏蒸作用及其酶活性的影响[J]. 激光生物学报, 2013, 22(2):159-165.

朱向可, 郭姗姗, 张喆, 等. 艳山姜叶挥发油对赤拟谷盗的杀虫活性[J]. 植物保护, 2017, 43(6):147-151,158.

李喜旺, 张瑾, 辛肇军, 等. 烟碱对假眼小绿叶蝉和茶尺蠖的忌避(拒食)活性[J]. 应用昆虫学报, 2016, 53(3):528-535.

LI Y C

SU Z R

, et al. Insecticidal and repellent action of pogostone against Myzus persicae (Hemiptera)[J]. Florida entomologist, 2017, 100(2):346-349.

李希媛, 吴德东, 黄丽洁, 等. 宽叶蔓乌头乙醇提取物对昆虫的生长抑制作用[J]. 科技创新导报, 2018, 15(16):252-254.

. Botanical insecticides, deterrents, and repellents in modern agriculture and in increasingly regulated world[J]. Annual review of entomology, 2006, 51(1):45-66.

邬奇峰, 俞光荣. 植物源杀虫剂资源及活性成分研究进展[J]. 安徽农业科学, 2013, 41(19):8182-8184.

张兴, 马志卿, 冯俊涛, 等. 植物源农药研究进展[J]. 中国生物防治学报, 2015, 31(5):685-698.

邵仁志, 刘小安, 孙兰, 等. 中国植物源农药的研究进展[J]. 湖北农业科学, 2017, 56(8):1401-1405.

筱禾. 植物源农药纳米制剂的最新研究进展与挑战[J]. 世界农药, 2018, 40(5):21-31,50.

{{custom_citation.content}}https://doi.org/{{custom_citation.doi}}https://www.ncbi.nlm.nih.gov/pubmed/{{custom_citation.pmid}}{{custom_citation.url}}本文引用 [{{custom_ref.citedCount}}]摘要{{custom_citation.annotation}}{{custom_ref.label}}{{custom_citation.content}}https://doi.org/{{custom_citation.doi}}https://www.ncbi.nlm.nih.gov/pubmed/{{custom_citation.pmid}}{{custom_citation.url}}本文引用 [{{custom_ref.citedCount}}]摘要{{custom_citation.annot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