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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雕塑头条』孙振华专栏丨什么是公共艺术

一、 如何定义公共艺术

 公共艺术的概念近年来在中国使用频率越来越高。人们究竟是在什么意义上使用这个概念?似乎还缺乏必要界定。人们对公共艺术概念的理解和使用常常是模糊的,甚至是随意的。公共艺术在中国不仅仅只是一个名词的借用,也不是环境艺术、景观艺术、城市雕塑的同义词,公共艺术应该有它自身的规定性。公共艺术的概念来自西方,它有其特定的社会、历史、文化的背景,这个概念在当代中国的出现和使用不是偶然的,它是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在公共事物中所呈现的开放性和民主化的进程在公共空间的反映。如何定义公共艺术呢?公共艺术的前提是公共性,是否具备公共性是衡量公共艺术的一个基本尺度。“公共性”这个概念在西方是社会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才出现的。根据德国著名社会学家哈贝马斯的研究,在英国,从17世纪中叶开始使用“公共性”这个词,在德国,直到18世纪才有这个词。公共性的前提是对公民参与公共事物权利的肯定。“在一个自由的国度里,每个人都认为他和一切公共事物有着利害关系;有权形成并表达自己的意见”。(伯克)这是近代以来,西方社会的一个最基本的价值观。公共领域范畴起源可以推溯到古希腊时期,在古希腊,自由民的公共生活是在广场里进行的,其主要的行为是进行语言的沟通,这就是汉娜.阿伦特所说的“阳光广场”——古希腊城邦式的公共性。但是,在古希腊不可能具有真正的公共性,阳光广场只是对贵族和自由民而言的,大量的奴隶阶层无法享有自由对话的权利。综合学术界的一些观点,公共性或者说公共领域具有如下基本特征:1、它是市民社会的产物,在封建的、专制的社会制度中,不存在公共性和公共领域;2、它是民主的、开放的、进入了公共领域的;它与私密性、封闭性是相对立的;3、它是公众广泛认可的、或者普遍关注的;4、它是公开参与的,以自由交流,相互讨论作为特征的。如果公共艺术的这种前提能够成立,那么,我们就不能把它看作是一种“古亦有之”的艺术,有论者显然忽视了公共艺术的特定的历史内涵,把它看作是一种超越时空的艺术形态,这就把公共艺术概念无限地泛化了。如有人认为原始时期的巨石文化就是最早的公共艺术,有人认为埃及的金字塔是古代的公共艺术,还有人认为中国的乾陵、昭陵的神道石刻也是公共艺术,这种说法本身是缺乏历史感的。在没有公共性的时代,这些艺术都只能是神权的艺术、王权的艺术,在空间形态上,只能算是户外的艺术,它们都不具备公共艺术的特质。关于公共艺术,目前虽然没有统一的表述,总的说来,有广义和狭义的区分。广义的公共艺术的概念,泛指公共空间和公共场所的艺术。例如,台湾地区目前比较流行的对于公共艺术的理解就是如此:“公共艺术是指设置于公共空间的艺术品”,包括绘画、书法、摄影、雕塑、工艺等各种手段和技法。还有一种更广义的公共艺术的广义,即只要在时间上和空间上能够和公众发生广泛关系的其它艺术样式,如表演、歌舞等都包括在公共艺术之内。严格地说,对于公共艺术这种宽泛的理解和使用并没有明确表达公共艺术所代表的特定的价值观,它还很难说是一个严格的学术界定,我个人主张在有明确限定的意义上使用公共艺术的概念,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对中国公共艺术的发展和推动起到更有针对性的作用。

我试图给公共艺术下这样的定义:

公共艺术是在公民社会的基础上,在公共空间体现了民主、开放、互动、共享的价值观,并有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程序保障,具有与之相适应的方法论,可利用建筑、雕塑、绘画、新媒体、景观、水体、表演等各种艺术方式进行呈现,具有特定地域、社区、和环境针对性的一门综合性的艺术。

现在许多高校成立了“公共艺术学院”、“公共艺术系”,有的思路和清晰,有的却把公共艺术“工具化”了,把它看成了一种技艺、一种形态、一种手段。公共艺术最核心恰好不是这些,而是它的观念和方法。也就是说,任何一个从事艺术工作的人,只要掌握了公共艺术的观念和方法,都可以从事公共艺术创作。

 二、 公共艺术的政治学 

公共艺术观念主要有哪些呢?首先是公共艺术的政治学。

公共艺术首先要解决的不是公共空间的审美问题,而是公共空间的权力问题。

公共性问题在中国的提出,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公共性的前提是对每一个社会个体独立的政治、经济、文化权利的肯定和尊重。公共性意味着交往,意味着沟通,它同时还强调共同的社会秩序和个人的社会责任。在中国,公共性的提出,意味着中国社会正在发生深刻的转型,中国民众开始从新的角度考虑自己在公共空间中的权利问题。 

2001年2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了中国政府于1997年10月27日签署的《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这一举动意味着,中国将与国际社会一起通过对话、交流,在经济、社会、文化方面,更深入地进行改革开放,逐步完成整个社会的结构转型,建设一个权利的社会。就像联合国《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所明确规定的那样:“人人有权自由参加社会的文化生活,享受艺术,并分享科学进步及其产生的福利。”

公共艺术另一个重要的前提是它的制度背景,它通过公众对空间权利的诉求,将制度建设的问题推向了前台。就当前中国的公共艺术而言,最关键的问题就是制度建设,如何由人治转向法制;由拍脑袋走向程序化;由随意性的行政行为变成制度化的行为,这是当前中国公共艺术问题的关键。

中国是一个没有公共艺术传统的国家,因此,中国公共艺术有它的双向性,一方面它表现为对公众权利的尊重,表现为公众权力的实现,同时,它又是公众自身素质的提高,公众文化艺术水平普及的一个重要手段;公共艺术的在中国实现的过程也是对于中国公众启蒙的过程。

公共艺术的政治学落实在具体层面,就是它的制度保障和必要的程序。例如,公共艺术的资金的来源,国外有“艺术百分比计划”、“公共艺术基金”等等,它们使公共艺术的建设经费能有法律保障。另外,公共艺术的决策、听证、遴选、公示、监督都应该制度化、规范化,这就是需要成立由社会各方人士组成的“公共艺术委员会”,还有通过其它必要程序来规划、管理、监督公共艺术的建设、实施。所以,在制度的意义上,公共艺术和一般的艺术很不相同。

三、 公共艺术的社会学。 

强调社会学的立场和方法,表现出对现实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问题的全面介入,是国际当代艺术发展的重要特点。正如有理论家概括的那样,它的重要的特征是:“艺术的政治化、社会化、生活化”。

就公共艺术而言,它的重要的理论资源就是来自社会学。美国在1965年成立“国家艺术基金会”,它的宗旨之一就是“向美国民众普及艺术”;与此同时,美国当代艺术面向人民大众的另一个办法是“艺术百分比”计划,即通过立法,规定任何建筑项目的百分之一的投资必须用于雕塑或环境艺术。西方世界其它发达国家的情况也大致如此。

公共艺术的社会学特征明显地表现在,公共艺术必须向公众关心的社会问题靠拢;公共艺术只有体现了对社会的人文关怀,才是在当代社会中一种可能的、有效式的方式。我们有许多人总是抱怨公众的素质低,认为他们的文化修养差,不理解艺术,可以,我们有没有想过,当我们在城市的公共空间设置艺术品的时候有多少人想到普通公众的体验和感受呢?

公共艺术的社会学表现在艺术家和公众的关系方面时,则是告别精英主义,和社会公众一起推动公共艺术的发展。

过去,公众与艺术家总是处在一种教化和被教化的关系中,艺术家以为他们天然拥有对公众进行教化的权力,较少考虑如何为公众服务,主动为公众进行互动。

英国雕塑家安东尼·葛姆雷在中国成功的实施了“亚洲土地”雕塑巡展的计划,在2003年1月18日至22日,来自广州东北部花都地区的近400名不同年龄层的市民,在艺术家的指导下,花了5天的时间,用了120多吨黏土,最后制作了近20万个手掌大的小泥人;小泥人成形后,送到一个当地的砖厂烤干,于2003年3月22日正式展出。葛姆雷说:我并不认同某些人才是艺术家的观点。我认为每个人都能够成为艺术家。

公共艺术的社会学还表现在公共艺术组织实施的过程中,需要形成以社会学为基础的方法论。

多年来,我们在公共空间的艺术方面缺乏明确的方法论意识和手段,很多时候它是在自说自话,或者自娱自乐。很多时候,艺术家和批评家觉得自己是在为社会、为公众创造艺术精品,可是,他们的这种努力究竟收到了多大的社会效果,有多少人认同他们的想法?没人知道,也没有足够的方法让他们知道。不少自认为是立足于中国、立足于现实的公共艺术,实际与中国社会脱节,这是艺术和艺术家的悲哀。我们曾经做过一个调查,随机在街头调查100个行人,让他们举出他们所知道的外国雕塑家和中国雕塑家的名字,结果,只有一个人人知道米开朗基罗,一个人知道罗丹;而中国雕塑家竟无一人知道。这种严峻的事实并不妨碍我们的艺术家将自己的艺术自认为是成功的“公共艺术”。他们做“公共艺术”的基本方法就是个人埋头接受委托,或者参加投标,翻画册、找资料从中获取灵感。

公共艺术的社会学的方法贯穿在全部的创作过程中,所谓社会学方法就是实证的方法,数字管理的方法,我们的设计必须有依据,必须有统计学、社会调查的结果支撑;我们对作品社会效果的评定也不是拍脑袋,也需要有相应的数字的支持。这种看起来只是一种工作方法的问题,实际上,它改善了我们的观念,它将这些数字背后的一个个民众的声音和要求凸现出来。

回想我们做过那么多的“公共艺术”,我们对它们的实际效果做过多少社会学的量化统计和实证的研究呢?这些艺术有多少是真正对社会、对公众产生了广泛影响呢?如果我们一味的埋怨公众的艺术水平低,而不考虑我们的公共艺术在方式上,在手段上,如何最大限度地保持与社会、与公众的近距离,那么,我们的公共艺术是没有前途的。

 四、 公共艺术的美学

公共艺术的美学讨论的是公共艺术作为艺术的自身特点,讨论的是它和一般的“艺术”的主要区别。

首先,公共艺术强调地域、环境和场所的针对性。

公共艺术没有通用版,它不可能“放之四海而皆准”;公共艺术总是只针对具体的空间,具体的城市,特定的地域,特定的场所来进行创作。

公共艺术必须与这个特定的地域和场所相匹配,必须和整个城市整体水平协调生长。具体地说,公共艺术只有与这个城市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整体水平相协调一致的时候,它才是适宜的。

公共艺术要尊重所在地的文化、历史、传统,也就是说,公共艺术只有在充分关心地域性、社区的问题是,它才是真正有意义的。

第二、公共艺术高度重视公众的参与和互动

公共艺术与非公共艺术的最大的区别是它的参与性,它一定是开放的、民主性的,它一定十分尊重参与者的社会权利,并公正地对待每一个参与者的意见。

公众参与的方式是多样的,公共艺术的参与性不仅表现为公众对于作品结果的参与,还表现为公正对于过程的参与,共同推动作品的进展。

公共艺术的互动性表现为艺术、艺术家、公众之间良性的相互交流、沟通、选择、影响。这种互动的主体是平行的,公众的意志和看法甚至可以修改甚至推翻艺术家的设想,在这个过程中,实现作品的公共性。

互动是作品的延伸,也是作品的组成部分。例如观众对于作品的反馈意见,成为检验公共艺术成就的一个重要的指标。

互动性的另一个意义表现在,公共艺术的结果是开放的,它的检验方式是在互动中完成的,公共艺术不同于一般的物质产品,在进入消费以前就可以评定出好坏优劣;它与传统的某些精神产品的评判也有区别,如传统的绘画,画家过去的名气,作品的技术指标,批评家的介入会对作品评价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公共艺术则不同,它成功与否的结论是开放的,社会公众才是作品成功与否的最后的评判者,只有在互动中,在与观众的接触中,作品的意义和对作品的评价才能最后完成。

 第三、公共艺术强调问题意识,强调社会的功能。

公共艺术在实施的过程中,总是要针对各种社会问题,提出问题,认识问题,促进问题的解决。

哈贝马斯认为,有“批判的公共性”,也有“操纵的公共性”。有深度的公共艺术充分表明自己的价值立场,在人们习以为常的事物中发现问题,体现出社会的公正和道义。只有具有问题针对性的公共艺术才能具有公共价值,在会有助于人们警觉社会问题,帮助社会状态的改善。

公共艺术是一种思想的体现,它追求社会的意义,它希望在社会公众的参与中进入他们的生活、影响他们对某个问题的看法。

第四、公共艺术对过程的强调

公共艺术是过程的艺术,它是艺术家与公众互动过程的产物,它注重的是作品的过程而不仅仅是它的结果。公共艺术常常可能是一个社会的活动,是一个有时间过程的社会事件,它在时间的过程中会不断呈现出新的意义,如果仅仅只是一个静态的结果,对公共艺术来说意义不大。

一个公共艺术可能会持续很长的时间,在这个漫长的时间内,又可能生发出许多可能性;在这个过程中,将会越来越多地暴露出许多社会的问题,因为过程,使公共艺术变得更加丰富。

第五、公共艺术在呈现方式上不拘一格,具有多样性

公共艺术的呈现方式和表现手段是多种多样的,在这个意义上,它不是一种具体的艺术形态,而是在它的观念指导下,对各种艺术媒介和方式的综合运用。

就场所而言,公共艺术不能看作是户外的艺术,公共空间不能只是理解为室外空间,例如,在互联网时代,网络空间成为了新的公共空间的形态。

就作品的形态而言,公共艺术的多元性表现为可以使用以下各种艺术形态来完成:建筑艺术、雕塑艺术、绘画艺术、装置艺术、表演艺术、行为艺术、地景艺术、影像艺术、新媒体艺术等等。所以,对公共艺术而言,重要的不是媒介和手段而是观念和方法。在这个意义上,其它任何艺术都没法和它相比。

 

作者简介


孙振华

中国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四川美术学院特聘教授,中国雕塑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雕塑》主编,中国城市雕塑家协会副主席,深圳市文艺**家协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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