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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草木花卉里的中国家风文化

花匠小妙招
2024-11-13 18:29

中国传统文化里，梅、兰、竹、菊被列为四君子，松、竹、梅被称为岁寒三友。在中国人心目中，这五种植物已经超越了草木花卉的范畴，上升为中华民族精神的某种象征，比如高洁、坚贞、谦逊、善群、清正、朴实等等。因此，中国传统家风文化常常把这五种草木花卉作为训育后人的经典形象。在千家万户的中国传统建筑里更常见它们的身影，窗棂飞檐、屏风桌椅，处处可见梅兰竹菊松的图案装饰，它们就像中国人的家庭成员，与国人日常相伴，国人耳濡目染，与其亲如手足。千年来，中国人无论身在何处，只要看见梅兰竹菊松，心中自然会涌起熟悉的家国情怀。因为，在它们身上，凝聚着千年的家国记忆，浓缩着永恒的民族精神，荟萃着博大的家风文化……

梅

不是一番寒彻骨，争得梅花扑鼻香。——唐·黄蘖禅师

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唯有暗香来。——宋·王安石

冰雪林中著此身，不同桃李混芳尘。——元·王冕

梅开百花之先，“一树独先天下春”(元·杨维桢《道梅之气节》)，故有“百花魁”之称。在民间，梅有迎春报喜、吉祥喜庆之意，梅花五瓣象征着五福——康宁、长寿、富贵、好德、善终。

《四库全书》中，《御定佩文斋广群芳谱》卷二十二写道：“梅具四德，初生蕊为元，开花为亨，结子为利，成熟为贞。梅有四贵，贵稀不贵繁，贵老不贵嫩，贵瘦不贵肥，贵含不贵开。”

自古以来，早开、耐寒、幽香的梅，因其清雅俊逸的风姿、冰清玉洁的风骨、凌寒留香的气节，尤为历代文人士大夫所喜爱。人们或称之为“雪中高士”，或将其与兰、菊、竹并誉为“四君子”，或将其与松、竹并称为“岁寒三友”。种梅、赏梅、画梅、踏雪寻梅，皆为文人雅事。宋代诗人范成大在《范村梅谱》中言：“学圃之士，必先种梅，且不厌多。他花有无多少，皆不系重轻。”

由于爱梅，文人留下了数不尽的咏梅诗。宋代陈亮《梅花》诗有“欲传春消息，不怕雪埋藏”，写梅花不畏严寒、敢为天下先；元代王冕《墨梅》诗有“不要人夸好颜色，只流清气满乾坤”，夸梅花洁身自爱、束身自好；宋代卢梅坡《雪梅》诗有“梅须逊雪三分白，雪却输梅一段香”，赞梅花不追求外在的姿态颜色，不在意蜂蝶的围绕追逐，为寒冬默默地送上一缕幽香；宋代陆游也认为梅乃“花中气节最高坚”(《落梅》)。

梅的文化意象，折射着文人士大夫特有的审美情怀和人格理想，如清高脱俗、洁身自好、淡泊素真、不畏风寒、勇于抗争、敢为天下先等等。梅文化也为中国传统家风家教文化所推崇，尤其在文人士大夫的家训中，随处可见梅所象征的风度、风骨、气节、神韵。

明代唐寅《梅花图》59.9×36.1cm

宋代理学大家朱熹是唯一非孔子亲传弟子而享祀孔庙的大儒，在中国教育史上享有重要地位，他恢复了两大著名书院——白鹿洞书院和岳麓书院，在家风家教方面更留有家训。明代朱培辑《文公大全集补遗》卷八引《朱氏家谱》，其中录有朱熹家训云：“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肖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勿损人而利己，勿妒贤而嫉能。”“见不义之财勿取，遇合义之事则从。”……凡此种种，为后代子孙立德修身立下具体的操守规范。朱熹爱梅，有“玉梅疏半落，犹足慰幽寻”(《梅岭》)、“梦里清江醉墨香，蕊寒枝瘦凛冰霜”(《墨梅》)等咏梅诗句传世，寄寓诗人高洁的人格与情怀。

明代叶盛撰《水东日记》卷一五载有《陆放翁家训》二十六则，皆系诗人陆游发自肺腑之言。如寡过，“汝辈但能寡过，勿露所长，勿与贵达亲厚，则人之害己者自少”；如去贪，“但念此物若我有之，竟亦何用？使人歆艳，于我何补？如是思之，贪求自息”；如为善，“使世世有善士，过于富贵多矣，此吾所望于天者也”；如诗书传家，“子孙才分有限，无如之何，然不可不使读书”……语重心长，寄意遥深，道出一位忠厚长者对于自家子弟的由衷之论。所有这些正与他在《卜算子·咏梅》中赞梅洁身自好的诗句相投：“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

清代名臣曾国藩非常重视家教。为正家风，他留下大量家书、家训，以传授其一生治政、治家、治学之道。在这些看似平淡朴实的家长里短中，蕴含着真知良言，具有极强的训育作用。曾国藩强调“三有”：“盖士人读书，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有志则断不甘为下流，有识则知学问无尽，不敢以一得自足……有恒则断无不成之事。此三者缺一不可”。他还说：“天下古今之庸人，皆以一惰字致败，天下古今之才人，皆以一傲字致败。”有志而不傲，正好比梅花无意艳压群芳，在暗香浮动中完成自己的使命。

兰

芝兰生于深林，不以无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谓穷困而改节。——先秦·《孔子家语》

兰之猗猗，扬扬其香。不采而佩，于兰何伤。——唐·韩愈

兰草已成行，山中意味长。坚贞还自抱，何事斗群芳。——清·郑板桥

兰花是中国十大传统名花之一。我国的兰花通常指的是“中国兰”，这一类兰花与花朵大、色彩艳的热带兰花大不相同，没有夺目的娇艳，没有硕大的花朵，但是具有淡雅质朴、幽静高洁的气质，符合东方人的审美标准，深受国人喜爱。

中国人历来把兰花看作品行高洁、举止典雅的君子的象征。文人墨客常以“兰章”喻诗文之美，以“兰交”喻友谊之纯，以“兰品”喻人品之洁，以“兰骨”喻风骨之清，而“空谷幽兰，无人自芳”更是一幅遗世独立、身心芳洁、意境深远的人格画面。谚语说“人为万物之灵，兰为百花之英”，可见在中国人心目中，兰有很高的地位。

元代郑思肖《墨兰图》 (局部) 25.7×42.4cm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藏

中国传统家风家教文化非常推崇兰的君子品性。诸葛亮《诫子书》中说：

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慆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冶性。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穷庐，将复何及！

由这段话引申的“澹泊明志，宁静致远”与“芝兰生于深林，不以无人而不芳”，同为古来君子修道立德的自勉名言。不为名利所动，不被喧嚣所扰，静默涵雅，静静盛开。兰的这种风姿操守，兰的这份心灵自足，既为文人墨客所欣赏，也与默默耕耘、无私奉献、甘于寂寞、精益求精、专注于涵养和绽放内在馨香的古代匠人精神有异曲同工之妙。

中国古代技术文明非常发达，散见于《考工记》《氾胜之书》《齐民要术》《天工开物》等典籍。早在西周时期，中国就已设立“百工”制度，春秋时期改为“勒名制”，工匠们必须在其作品上刻写自己的名字，作为对自己作品质量的担保。因此，中国工匠们自古以来就以作品质量为安身立命之本，将所有心血倾注于技艺，吃苦耐劳，兢兢业业，默默在作品上下功夫，形成了勤奋专注、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人们常借用《诗经·卫风·淇奥》中的“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描绘精工细作、一丝不苟的工匠精神，用“如金如锡，如圭如璧”比喻经过切磋琢磨后的作品和人品。无论是技艺还是修养，都需经过专注锤炼、不断打磨，方可为有用，正所谓“玉不琢不成器”。宋代理学大家朱熹注《论语》时，便借工匠精神比喻君子的自我修养，对“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做出“言治骨角者，既切之而复磋之；治玉石者，既琢之而复磨之；治之已精，而益求其精也”的解读。成语“精益求精”便出自“治之已精，而益求其精也”。

先秦典籍《左传》记载有“六府三事”，“水、火、金、木、土、谷，谓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谓之三事”。清初哲学家李塨在《瘳忘编》中提出，“六府”囊括了古代技术领域，“三事”阐述了中国工匠精神的至善境界在于德才兼备、利国惠民。

中国人对技艺和心性的修养，往往都以“近乎道”为最高境界，追求“止于至善”。古代工匠们将技艺和心性修炼到极致时，其境界可与圣贤比肩。《庄子·养生主》记载的庖丁解牛的故事，说的便是这个道理。庖丁为梁惠王宰牛，不但游刃有余，连宰牛的声音都符合音律，他以纯粹、专注、持守、精进，将技艺修为锤炼到极致，从而达到了“技近乎道”的境界。

正是铸剑师欧冶子、木匠鼻祖鲁班、桥梁工匠李春、建筑匠师蒯祥、制玉大师陆子冈等一代代匠师对“技近乎道”的追求，创造出中国古代科技文明的辉煌，打造出“中国制造”的永世范本。他们如兰一般的默默坚守、精益求精、止于至善的精神，贯穿于历代工匠的家风家训里。这一代代纯粹匠心，如空谷幽兰，无人自芳；这一代代至善精神，如薪火相传，灼照中华。

竹

未出土时先有节，到凌云处总虚心。——宋·徐庭筠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清·郑板桥

竹叶青青不肯黄，枝条楚楚耐严霜。昭苏万物春风里，更有笋尖出土忙。——董必武

竹是国人熟悉的一种植物，不惧严寒酷暑，四季长青。

古人总结竹有“十德”：竹身形挺直，宁折不弯，曰正直；竹虽有竹节，却不止步，曰奋进；竹外直中通，襟怀若谷，曰虚怀；竹有花深埋，素面朝天，曰质朴；竹一生一花，死亦无悔，曰奉献；竹玉竹临风，顶天立地，曰卓尔；竹虽曰卓尔，却不似松，曰善群；竹质地犹石，方可成器，曰性坚；竹化作符节，苏武秉持，曰操守；竹载文传世，任劳任怨，曰担当。这“十德”几乎把人的所有良好品行都赋予了竹，可见古人对竹的喜爱。

古人认为竹本是草的一种，也许是因为它的中直、虚怀、有节，才使它超然挺拔于草类之间，而且凌冬不凋，叫作冬生草。宋代司马光《种竹斋》诗中有“雪霜徒自白，柯叶不改绿”，赞竹子顽强的生命力；清代郑板桥《新竹》写竹的团结帮扶，推陈出新：“新竹高于旧竹枝，全凭老干为扶持。明年再有新生者，十丈龙孙绕凤池。”

清代诸畀《墨竹图》 (局部) 195×69.7cm

中国传统家风家教文化非常推崇竹的品德，把竹的虚怀若谷、合众利群、志向坚韧的精神融入对子孙后代的教育中，尤其经商家族，非常重视竹的文化训诫意义：诚实守信，品行端正而不孤僻，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善群合利，同舟共济。

中国古代家训不仅规范为人处事，对于各行各业的行为准则也有训诫，经商方面，以陶朱公范蠡的“富好行其德”最知名。《史记·货殖列传》记载，范蠡辅佐越王勾践兴越灭吴，功成名就后急流勇退，“乃乘扁舟浮于江湖，变名易姓，适齐为鸱夷子皮，之陶为朱公”。范蠡在陶经商，“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此所谓富好行其德者也。后年衰老而听子孙，子孙修业而息之，遂至巨万。故言富者皆称陶朱公”。范蠡因而被后人尊为儒商鼻祖。

据说，作为度量衡工作的秤，也是范蠡所制。古代的秤一斤为十六两，秤星由北斗七星和南斗六星以及福禄寿三星组成，为十六两，短一两无福，少二两少禄，缺三两折寿。可见，诚信经营的理念从商业萌芽期始就植入了古代商人心中，使商人心有敬畏，不敢唯利是图。

清末红顶商人胡雪岩是中国商界风云人物。他生逢乱世，起于草莽，慧眼识人，借助权贵政要之势，获得了亿万家财，在左宗棠挥戈西征收复新疆时，他筹集粮械，组织军饷，功劳巨大。胡雪岩一生传奇，据说有“五字商训”传世：天、地、人、神、鬼。“天”为先天之智，经商之本；“地”为后天修为，诚信立身；“人”为仁义，懂取舍之道，讲究“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神”为勇强，遇事果敢，敢闯敢干；“鬼”为心机，手法活络，随机应变。这“五字商训”，言简意赅，字字珠玑，透露出一个大商的心路历程和经验之谈，把“商人”升华到了“商仁”。所以，胡雪岩后裔将祖上的“五字商训”录入族谱，视为家训，以此激励后人：先做人，后经商。

中国百年老字号同仁堂，秉持着“修合无人见，存心有天知”的理念，恪守着“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的古训，绵延三百多年而枝叶常青，用旺盛的生命力，诠释了把商业文明和道德文明融为一体的儒商精神。

菊

芳菊开林耀，青松冠岩列。怀此贞秀姿，卓为霜下杰。——晋·陶渊明

不是花中偏爱菊，此花开尽更无花。——唐·元稹

菊花如志士，过时有余香。眷言东篱下，数株弄秋光。粲粲滋夕露，英英傲晨霜。高人寄幽情，采以泛酒觞。——宋·陆游

菊花在百花落尽的深秋傲霜盛开，素雅清秀，坚贞高洁，“宁可抱香枝头老，不随黄叶舞秋风”(宋·朱淑真《菊花》)，自古以来是高风亮节、仁人志士的象征，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和欣赏。

中国古人素爱以菊明志。屈原在《离骚》中写下“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的名句，更在《九歌》中以“春兰兮秋菊，长无绝兮终古”表明洁身自好、不同流合污、不随波逐流的高雅节操。东晋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辞官回归故园，“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以菊为友，纵情山水，自得其乐。于是，菊花成了隐士的代名词，被称为“花中隐士”，寄寓文人安贫乐道、恬淡自居的隐逸理想。

菊花还有“延寿客”的雅称，自古被认为是长寿之花。战国以来，求仙问药的传说和道教长生理论赋予了菊花延寿成仙的神奇色彩，重阳节饮菊酒、簪菊、食菊糕等民俗逐渐沿袭下来。魏晋时期，受道家成仙思想影响，饮菊酒还被认为有延年益寿的作用。晋人傅玄《菊赋》云：“服之者长寿，食之者通神。”

宋代以后，梨园行也称“菊部”“菊坛”。传说宋高宗内宫有一位菊夫人，能歌善舞，精通音律，宫中称为“菊部头”。“菊部”之称源出于此，宫廷内歌舞伎的班首称作“菊部头”，此后学者和戏剧家们习惯把戏曲界雅称“菊坛”。

清代虚谷《还来旧菊花》145.1×80.9cm

中国传统家风家教文化也推崇菊的文化品格，希望后代子孙像菊一样独具风骨，志趣高雅，安贫乐道，不慕名利。东晋时“书圣”王羲之爱菊，留下行云流水般的《采菊帖》。王氏有家训，其中说道：

夫言行可覆，信之至也；推美引过，德之至也；扬名显亲，孝之至也；兄弟怡怡，宗族欣欣，悌之至也；临财莫过乎让。此五者，立身之本。

意思说，言行一致，是信的极点；把美名让给别人而自己承担过失，是德的极点；拥有美名使亲人显赫，是孝的极点；兄弟和睦而宗族相处欢欣，是悌的极点；在利益面前没有比谦让更好的了。这五条，是王氏族人的立身根本，也是王氏的立族之本。据传，琅琊王氏从西汉至隋唐，有六百余人名垂青史，其中正传六十二人，九十二人担任过相当于宰相的官职。除了政治上的成就，王氏家族在文化艺术上也是累世辉煌，人才辈出，在书法、音乐、绘画及文学上均取得了卓越成就，涌现出大批王羲之这样青史留名的人物，为一时之冠。

陶渊明爱菊之清高，“闲静少言，不慕荣利”(《五柳先生传》)，却并非不食人间烟火。《归去来辞》中有“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可见他还是一个重视亲情友爱之人。陶渊明51岁时，疟病一度加剧，以为大限将至，于是写了一封遗书《与子俨等疏》(《陶渊明集》卷七)，在总结自己出仕与归隐的纠结中，流露出自己作为父辈未能给后代创造更好生活的愧疚之情：“恨汝辈稚小家贫，每役柴水之劳，何时可免！念之在心，若何可言！”他不放心五个儿子以后的兄弟情谊，谆谆告诫他们“当思四海皆兄弟之义”，学习鲍叔、管仲“分财无猜”，归生、伍举“班荆道旧”，韩元长“兄弟同居，至于没齿”，氾稚春“七世同财，家人无怨色”，舐犊之情，溢于言表。

松

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先秦·孔子

岁不寒，无以知松柏；事不难，无以知君子。——先秦·荀子

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欲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陈毅

松在中国人心目中具有崇高地位，常与柏树并称。松不仅耐寒，而且能永葆苍翠不变色，故常喻长寿，有“寿比南山不老松”之说。又因为松树“古甲磨云拆，孤根捉地坚”(曹松《僧院松》)，意志坚强，立场坚定，也常用来指代栋梁之材。中国古代爵位分为五等——公侯伯子男，松字从公，在五种爵位中列首位，“百木之长”的地位独留松。古代帝王常以爵位来命名松树，比较有名的有秦始皇封的泰山“五大夫松”，汉光武帝刘秀钦赐的陕西蓝田“龙头松”，北京有乾隆皇帝钦赐的“遮荫侯”“探海侯”“白袍将军”。可见，在中国古人心目中，松几乎等同于国之股肱。

明代项圣谟《松涛散仙图》 (局部)

《庄子·内篇·德充符》中记载有孔子对松的赞赏：“人莫鉴于流水而鉴于止水，惟止能止众止。受命于地，惟松柏独也正，在冬夏青青；受命于天，惟尧舜独也正，在万物之首，幸能正生，以正众生。”孔子认为，生命力来自大地的，数松柏最有正气，所以能冬夏常青；生命力来自上天的，数尧舜最有正气，所以能处万人之首。可见，古代先哲已将松柏之正气与君王之正气相提并论了。

同样，中国的家风家训文化也非常推崇松的品性。无数家训典籍里，先贤都教导后人要有松一样的人格，德行深广，谦虚守正，意志坚定，面对磨难不低头，保持心中的正义和良知，行得正，立得端，才能永葆家风不变色。这样的观念已经渗透中华家风文化的血脉，尤其在治国理政、培养国家栋梁之才方面的家训里，松的人格理想尤为突出。

《韩诗外传》卷三第三十一章记载了西周政治家周公教诲长子伯禽的一段话：

吾闻德行宽裕，守之以恭者，荣。土地广大，守之以俭者，安。禄位尊盛，守之以卑者，贵。人众兵强，守之以畏者，胜。聪明睿智，守之以愚者，善。博闻强记，守之以浅者，智。夫此六者，皆谦德也。

据传这是较早的、有文字记录的家训。周公训子语重心长，教育伯禽要具备六种“谦德”，不以一国之君的尊崇地位而轻视天下贤才。

宋代吴曾撰《能改斋漫录》卷一四《记文》保存有《包孝肃公家训》，包孝肃公即被誉为包青天的包拯。家训云：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

原文只有三十七字，却说得斩钉截铁，掷地有声。清廉守正是历代官员的道德准则。包拯后代子孙无一例外，全部遵从祖训，维护了“青天”的美誉。

晋人陈寿撰《三国志》卷二七《王昶传》中，录有三国时曹丕文学侍从王昶的一封家书，又名《诫子侄书》，其中写道：夫物速成则疾亡，晚就则善终。朝华之草，夕而零落；松柏之茂，隆寒不衰。是以大雅君子恶速成也，戒阙党也。

王昶告诫子侄，真正的君子不追求速成，而是戒骄戒躁，像松柏一样，经冬不枯，依然茂盛。

可见，松的谦虚朴实、清廉守正、历久弥新，历来为中国人所赞赏。《礼记·大学》中说：“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中华家风从修身始，以人格彰显家风，以家风彰显国格。松的文化品性，既是中国人崇尚的君子人格，也代表着中国人理想的家国情怀。

来源：《文化月刊》2019年第0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