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大伟,上海大学美术学院执行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上海创意设计工作者协会主席,上海美术家协会副主席,教育部高等院校艺术设计专业执导委员会委员,上海地铁建设环境艺术委员会委员,上海艺术博览会艺术委员会委员
在上海美术教育界,汪大伟是一位绕不过去的人物,他不但是一个优秀的艺术家,还是艺术领域新思路的引领者、拓荒者、实践者。
艺术“万里行”
汪大伟从小受到其父亲——著名画家汪观清的影响,喜爱绘画。然而中学毕业后命运却安排他奔赴北大荒军垦农场接受“再教育”,八年艰辛的知青生活,练就了他对生活特有的洞察力,练就了一身坚强的体魄和为艺术百折不饶的性格。“知青难忘的日子我经历过了,没料到成为一笔人生财富。”汪大伟说。
汪大伟1978年考入浙江美院,师从李震健、方增先、周昌谷、顾生岳、潘韵等名师,1982年执教上海大学美术学院,四年后又考入浙江美院成为顾生岳的研究生。1992他以创作《都市奏鸣曲》《蠡族老人》《蝶》等作品知名于世,其艺术样式既有精湛线条,又有西洋光影运用,风格细腻飘渺、沉郁概括,产生别样的意境和视觉效果。他以徽州人特有的细腻和有经北大荒粗犷豪爽民风的熏陶,形成独特个人气质。这种气质自然地显现在他的艺术作品中:静谧而不失奔放,幽邃而不失飘逸,刚柔相济,别具一格。
1992年,时任上大美院国画系主任的汪大伟,在教学与创作的同时也看到了某些不足,便率先推出第一项重大教育改革——“中华五千年文化万里行教学”,为时三个月,足迹跨越长江、黄河,走入河西走廊、丝绸之路,翻越祁连山。21位师生置身于人文世界和自然世界的大课堂,获得了全面立体的认识,回沪后在上海、日本举办的汇报展引起轰动,《寻梦》系列及大批速写真实地记录了他这一时期的心路历程。
汪大伟对这次“万里行”记忆犹新,当时得到他北大荒时期老战友的支持,资助了十万元经费。那时还没有百元面钞,只有十元、五元的面额,出发时随身携带着很有体积感的五万元现金,由三个老师穿着马甲背着,一路担惊受怕。此外,新疆喀什市公共汽车公司的袁经理还为他们提供两辆面包车行走丝绸之路。“好几次,眼看着要出事,是老天保佑我们躲过劫难,是老天看我们虔诚啊!”比如,去马蹄寺的路是斜的,荒无人烟,只能走坑坑洼洼的走马车的路,上山转弯时为了保持车的平衡,全部人要靠在一边,反方向转弯又必须及时移到另一边,就这样进了祁连山脉。由于太投入,大家忘记规定时间赶回,天暗了车子不能开,一行人只能在山沟沟里步行……直到发现光亮看到公路了,大家才长舒一口气,“想起来还后怕”。“万里行”之后,汪大伟及其团队师生,对传统文化有了更系统深入的了解,绘画史中彩陶、岩画、壁画各阶段文脉直接印在脑海中。
这次生命的远行真可谓“不虚此行”,使汪大伟心里隐伏下根须,互相通气了,“我受用一辈子”。其中一个谜,汪大伟至今也没有破解;兵马俑如此写实的艺术风格,在他之前与之后的年代中却没有艺术上衔接,好像突然出现又突然消失。但是,所有的感受、体悟和思考,正在这一次生动的万里历程中,悄然萌生和相互贯通了。
可以说,有了这样历练的团队,为他两年后全面主持上大美院领导工作,实施一系列新思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彝族老人
数码艺术之花
自1992年始,汪大伟的主要精力转入数码艺术、公共艺术学科创建与探索之中,从此,他把自己的命运和美院的征程分不开了,从前是以纸为媒介进行创作,而今则是将美院看成他自己可以耗尽一生去创作的最宏大的作品,整个美院就是他的创作舞台。为了美院的未来考虑,顺应上海发展,将美术教育与当下社会发展结合,汪大伟从此一发不可收。
事实上,今天的生活已经须臾离不开数字技术、数码艺术,“它什么都是,又什么都不是”。什么都是,因为它涉及到各个门类,比如军事仿真、虚拟现实、人工智能等等。什么都不是,因为它仅仅是技术。就本质而言,计算机只是工具,专业支撑的部分还是传统艺术,比如效果图,只是用计算机来绘图而已。汪大伟指出:“数码艺术与其他所有艺术类别最大的区别就是‘交互’,令其参与沟通最终成为自己的一部分,它通过人机对话实现交互。”这也是数码艺术的本质。
上大美院数码艺术专业,是全国最早开展数码艺术教育的机构。数码艺术学科经历了从计算机辅助设计——多媒体艺术——交互式数码艺术的过程转变。
汪大伟不无感慨地说:“我记得计算机美术开始兴起时,国家花费了20万美金从香港转口贸易引进了一台SGI工作站,成立了计算机美术研究所。到1992年我们就用它完成了上海地铁一号线的一个设计项目,当时做出来的效果图令地铁方耳目一新。”那时的地铁效果图有32兆,可用的移动储存设备却是只有1.44兆的三寸盘,怎么办?他们就把大图切割,一张盘里装一兆,到打印前再重新拼接。又把打印公司的新打印机采取优选法调试成功,此举,直接促成了同打印公司合作开发了多媒体光盘项目,就是后来获得了上海高等教育教材一等奖的《中国古代美术(CD-ROM光盘)》开发。紧接着在1995年,汪大伟拿着这个光盘到日本进行演示,让同期正在制作《三国志》的日本同行惊讶不已,回国后,日本方带来了50万的投资,与美院合建了多媒体工作室。之后,工作室创办网络杂志《艺术大地》时,由于资金短缺,当时是凭借为上海热线设计页面,来换取他们50兆的网络空间来支撑运营,那时上传还在使用电话线,而且都是手摇式的分机电话,通常一上传就是一整夜,和几个学生一起如此艰难地坚持下来。
1999年,美院广泛招贤纳士。其中请到汉字数字化专家顾国安合作,招收电子出版方面的研究生,第一届是汉字数字化设计研究(即是数码艺术系的第一届研究生),美院又派学员到日本东京多媒体研究所学习,学成归国后自己培养了一批师资。美院成为中国数码艺术教育探索的先锋,汪大伟的得意门生金江波,现在已是这一领域的佼佼者。之后数码艺术专业开设了本科,包含了网络、视频、游戏、展览展示等多种专业课程。
在2002年的上海双年展上,《寻桃花源记》利用互联网视频实时实况将相距500公里远的安徽西递、宏村与美术馆联系起来,沟通了乡村与城市,它将村落搬入美术馆,让上海市民与当地村民进行对话,讨论了原始风貌的保存问题,完成了传统与现代的一次交流与对话。而在2003年由美、英、法、日、挪威、希腊等参与的“九国数码艺术展”,更是将美院的数码艺术拉到国际平台上进行了横向比较,结果发现上大美院从观念、表现手法上,丝毫不逊色于任何先进国家。
值得一提的是,在2010年上海世博会上,观众广泛使用的数字化交互游戏触摸台,就是他们最先研发的。“当时微软是9月14日对外发布,而我们在此之前就通过了展览会发布,并申请到了该项专利。”可以看到这一技术和微软几乎同步,足以证明美院在这一方面的创新技术和思路、方向都是世界级的。
当我们问到团队的作用时,汪教授连连点头,并做出有力的手势:“这要归功于美院师生的团队合作,我们的数码艺术学科研发团队,是来自数学、机械自动、信息管理、雕塑、设计、史论等科系的学生,学科背景并非纯美术,而是加入多层知识结构,才有了这样一支走向世界的团队。”
是啊,这就是团队的力量!高端技术与完美艺术的结合,具有前瞻意义。
都市风情
公共艺术之果
说起公共艺术,可以追溯到1933年美国政府组建的“公共设施的艺术项目”机构,而我国公共艺术起因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公众对机场壁画和城市雕塑的质疑和批评。1998年6月,汪大伟在《装饰》杂志上发表题为“公共艺术设计学科——21世纪的新兴学科”的文章,第一次公开阐释了公共艺术作为一个学科来建设的概念,同年9月,美院创建了国内最早的公共艺术学科,开我国该领域之先河。公共艺术与上海这个发展着的国际化大都市紧密结合,经历十几年建设,已经形成一整套完善的运作机制,覆盖了绘画、雕塑、美术学、艺术设计、工艺美术、建筑、艺术管理、会展等8个专业,成为上海大学重点发展的优势学科之一。
可以这么说,上海都市的发展,为公共艺术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反过来,公共艺术为都市服务的理念,培养造就了艺术家。这个密切的相辅相成的关系,在汪大伟脑海里显得十分清晰,于是在实践中,他始终向同事同行“灌输”这一理念。
世博期间,美院承担了世博中心的14万平方米的艺术装饰工程,其中包括了80多件摆件,60余幅4米以上的布置画,其中最大一幅长达43米,完全需要手绘原创,而实际制作时间仅仅只有20多天。当任务交到美院的时候,全校老师、研究生、本科生齐出动,每个工作室都彻夜赶制。其中有两位老师带着研究生花费了一周,创作了自己的作品,气势恢弘张扬,装裱好放在会议大厅里,结果连作者自己也觉得明显不合适。汪大伟说,“这样的绘画放在美术馆里是件作品,但布置在这里却不协调,公共艺术受到空间功能的制约。”所以,在后来的工作中,他更加注意空间的和谐与平衡。
上海大学美术学院立足上海,依托上海,服务上海,配合上海乃至全国的城市建设与文化建设,参与了多处城市重大工程项目的主创设计,可谓硕果累累。比如:上海城市标志性城雕、《东方绿舟》知识大道历史名人雕塑群、人民大会堂国宴厅和上海厅装饰设计、上海南京路下沉式广场、上海城市规划馆等等。由汪大伟领衔主持设计的项目有:《地铁1号线黄陂路站壁画》、上海市住宅博物馆(主持设计)、上海卢浦大桥纪念碑、南京市秦淮河景观设计工程、上海市应急联动中心形象设计、上海M8线环艺规划设计、上海世博会主题馆(城市文明馆)规划设计、地铁7号线车站总体设计、2009年世博会博物馆总体设计、上海宝山民间艺术博览馆总体设计与实施工程等等。其中,上海地铁南京路下沉式广场获得第十届全国美展设计金奖。
据统计,在上海2010年通车的112个车站中,有66个车站的装饰整体设计都是由上大美院承担的,可以说上海地铁70%的车站壁画成了展示上大美院公共艺术的一道城市风景线。当记者问起通过参与上海地铁建设有什么体会时,汪大伟说:“公共艺术,已不仅仅是表现手法,更是一种工作方法,一种运筹的工作机制。”“公共艺术存在于广大人民群众活动、休闲、观赏的场所空间中,因此对人的关怀、对人的尊重、对人的体贴是其设计最基本的出发点。”由此可见,公共艺术要探讨的问题,其实已经关系到艺术的社会功能性与民生层面了。
走进当代与继承传统
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中华大地已涌现一批勇于创新与变革的优秀艺术家,有一部分当代艺术家如蔡国强、陈箴、谷文达、艾未未、仇德树等,已取得了不俗的业绩,在国际上获得西方同行的赞誉。但是,游戏规则、价值标准的话语权在别人手里,中国当代艺术大致上是按着别人的规则和标准下“思考”、“创意”。什么时候,中国的当代艺术能够由中国和国际同行的共同标准来判别优劣,我们才算拥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当代艺术。
面对这个棘手的问题,汪大伟没有忘记对当代艺术的思考,作为身处上海的都市美院,如何在国际上引得关注负起责任?对此,美院启动了两项国际合作。
利物浦双年展与威尼斯双年展、惠特尼双年展并驾齐驱,在“引领世界艺术走向”上起到坐标作用。美院在2010年与英国约翰·摩尔基金合作“约翰·摩尔当代绘画奖”,直接参与利物浦双年展,这项大奖在英国已有50年历史,在中国是第一届。国内评选出一件大奖,四件优秀奖,直接参与利物浦双年展,成为利物浦双年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同其合作,就是一次中国当代艺术同国际的对话,在尊重国际游戏规则的同时学习别人的管理经验,逐步建立完善我们自己的当代艺术评价体系,参与国际游戏规则,争得在国际上的话语权。”此次选定中国的当代艺术家谷文达、曾梵志与英国另三位当代艺术家共同担当评委,而操作过程则完全参照国际模式,评委们在充分讨论和充分沟通下加强了解,“可喜地见到上一届获奖作品都具有一定的中国文化元素,大奖是显现了中国画写意精神与油画材料融合手法创作的作品。”国际游戏规则和我们自己的观点有机地结合,令国内的当代艺术,成为了指向性很清晰的中国文化展示。
2011年即将启动“公共艺术奖”,由上大美院牵头,美国公共艺术基金会、英国公共艺术委员会、上海《公共艺术》杂志、香港当代文化中心四家共同发起。四家机构相继负责美洲非洲、欧洲、中国大陆、东南亚的组稿。“‘公共艺术奖’是首次尝试,在国际上也没有惯例可参考,因此大家共同建立游戏规则。”作为中国艺委会主席的汪大伟信心十足。可以想见,这些国际合作,将带动我国的当代艺术走向世界,赢得一定的国际地位。
当记者提到新的上大美院如何传承老美校的文脉时,汪大伟首先向我们提供了一套美院50年校庆时特别制作的书籍共十四本,该套书对美院各专业的发展进行了梳理,包括国、油、版、雕、建筑、数码艺术、公共艺术实验中心、史论系、夜大、附中、美院历史、院庆实记等。
根据文献资料得知:从1959年“老美专”的第一届招生开始,经历了文化局划分到轻工局,直到文革前后,校址由马勒别墅、天津路、圣约翰、陕西北路、漕溪北路等一路搬迁。办学楼却越搬越小,能延续到今天,靠的是美院精神的“形散神聚”。这50年变迁,有动荡有波折,但承载的是艺术家们对艺术事业的无限追求和使命感,作为上海的代表,时代发展需要我们在艺术上求新求变;靠的是最早的唐云、张充仁、俞云价、应野平、俞子才、乔木等海派艺术代表人物的传帮带;靠的是顾炳鑫、廖烱模、章永浩、韩和平等艺术家的自强不息;靠得是陈家泠、王劼音、凌启宁、张培础、王孟奇等教授百折不挠,勇于创新,以及当下全体美院人共同的努力,海派精神“一以贯之”不变,美院的精神得以延续至今。在学院建设上,也始终重视师承、继承传统、顺应历史、面对现实,这就是海派精神的形散而神不散。
曾有人说现在美院国画系变弱了,汪大伟解释道:“实际上应该说是方向改变,不再以传统的标准去衡量。上世纪八十年代,西方文化大量涌入中国,上海作为前沿阵地最早受到影响,国画也转向走向当代,这里,陈家泠老师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他率先求变求新,到了现在周铁海、丁乙的新一代则换了新貌。我们看到,即便是吴昌硕、任伯年、黄宾虹、潘天寿等先辈海派大师,当时他们的画风也是在求新求变中发展的。上海的美术事业求新求变的观念并没断层。美院国画系正是继承了努力创新的海派精神。”
汪大伟在2009年50年校庆时提出了“研究型的都市美院”概念:“都市美院是应都市而生,并与都市同呼吸、共命运、相辅相成。都市美院培养的人才应成为都市发展的再生动力”。作为一个把握方向盘的人,他清醒地认识到:在上海这个国际都市,作为上海的美术学院,应该成为都市概念的文化引领者。
如今,上海大学美术学院与中央美院、中国美院遥相呼应,成为具有一级博士点的美术教育机构,成为上海地区唯一一家国家级实验教学中心——公共艺术技术实验中心。美院以开放的姿态面向全国、面向国际,博士导师也可以由社会招聘。此外,美院于去年秋天,还成立了“中国书画研究中心”,由国画大师陈佩秋先生领衔,将借助上海大学的高新科技设备,如隧道显微镜、原子探针等,作辅助鉴定和对比。诚如上海大学一位领导所说:我们都知道X光设备固然好,但谁来读片诊断呢?显然陈佩秋先生就是这个读片人。传统底蕴加上创作经验,在这位大师的带领下,美术史专业的8位教授和十多位博士一起组成一支传统绘画研究的基本队伍,另外借助技术团队、高新科技设备等力量,最终形成中国书画研究中心。该中心从绘画创作研究、绘画考证研究和研究性数据库三方面着手建设,将为传统研究打下非常扎实的根基。一方面打破传统教育模式,建立以工作室为教学载体、以科研项目细化为课题进行研究和教学的新模式,另一方面则是继续寻找和传承艺术之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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