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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日葵：科学之眼与艺术之眼

花匠小妙招
2024-11-21 03:50

像我这样爱吃葵花籽的人，在马德里看美洲博物馆之前还没意识到，明代以前的中国人可能根本没有见过葵花籽，也没有看到过向日葵（Helianthus annuus）——也就是说，如果宋代真有潘金莲这个美貌妇人的话，她一定没嗑过葵花籽，可是写《金瓶梅》的明代文人兰陵笑笑生有没有见过向日葵却难住了我，因为他的书里只写到“瓜子”，可没说到底是南瓜子、西瓜子还是葵花籽。
从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太监刘若愚撰写的《酌中志》这些书来看，在明代流行的瓜子主要还是西瓜子，清代大概也是以西瓜子、南瓜子为主，葵花籽是清末以后才兴起的。
向日葵的原产地在美洲墨西哥一带，近5000年前美洲印第安部落就开始人工种植，野生向日葵在古印第安人的培育和选择下，花盘逐渐变大，籽粒增多，分枝习性逐渐退化成只开一盘花，结一巢果，并最终成为今天我们所见的栽培向日葵的模样。印第安人吃它的花，也把种子磨碎了做面粉。直到16世纪初才由航行到美洲的西班牙人把它带到马德里的皇家植物园当作花卉来观赏，进而传播到西欧各地。17世纪末有人尝试把嫩花加上佐料做成凉拌生菜吃，并把籽粒采来作咖啡粉代用品和鸟饲料。估计那时候在欧洲这也是新奇的植物，17世纪中叶在伦敦为宫廷权贵作画讨生活的佛拉芒画家安东尼·凡·戴克(Anthony van dyck)的一幅自画像上就出现了向日葵花盘，估计那时候的英伦人士还觉得这种花木是新鲜事物，否则不会如此郑重其事地摆在富贵人家的厅堂中。
与地理大发现同步，植物学也是在16世纪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从上古到中世纪，欧洲对植物的研究主要来自对草药治疗作用的观察和研究。16世纪40年代意大利比萨、帕多瓦等地建立的早期植物园也是大学附属的药草园，目的是帮助学习医药学的人辨识将要使用的药材，但是到16世纪末，他们开始全面研究植物的分类、使用乃至经济效用，古老的实用性药草图绘也被更为写实的手绘植物图谱取代。
西欧的殖民者把向日葵传播到世界其他地方，大概也是在明代中期从南洋——那时候西班牙人、葡萄牙人和荷兰人已经盘踞在那里——传到中国的华南、华东。明嘉靖年间(1522～1566年)浙江的《临山卫志》就有关于向日葵的记载，万历年间赵岖著的《植品》卷二中提到当时西方传教士将“向日菊”和“西番柿”传入。曾在浙江为官的山东人王象晋在《群芳谱》(1621年)中把这种新鲜物种称为“丈菊”，大概是因为花朵的颜色让人联想到菊花的姿容，而且长得挺拔，同时他还提到其别名“番菊”“迎阳花”，有意思的是他最后不忘写一句，说这种花“有毒，能堕胎”，可见在新奇事物刚到来时的传言之玄虚。苏州文人文震亨1639年的《长物志》首次使用了“向日葵”这个名称。估计当时还是当作观赏，并没有用来吃和榨油，也没有得到大面积的种植，所以明末徐光启的《农政全书》、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这两部巨著中都没有提到向日葵。如果兰陵笑笑生果然是明代中晚期的山东人，估计还没有见到过向日葵这种番邦来物呢。
那时候欧洲传教士、商人带到中国的东西还真不少，除了向日葵和“西番柿”，同属美洲作物的烟草、玉米也是那时候从海外传入。向日葵既可观赏，又可食用，对温度、土壤的适应性较强，从明代中叶到清末，两三百年间向日葵逐渐从华南、华东传播到各地。
清初陈淏子在《花镜》（1688年）中写道：向日葵“结子最繁，状如蓖麻子而扁。只堪备员，无大意味，但取其随日之异耳”。大概是说它只能在花园边角充数，并不受人重视。到嘉庆年间吴其浚明确记载：“其子可炒食，微香。……滇黔与番瓜子西瓜子同售于市。”似乎是西南人首先尝试把它当作零食，晚清中国人才逐渐养成嗑葵花籽的嗜好。我有点怀疑它的流行和晚清青楼、鸦片馆的成规模出现有关，那里面的人有大片的闲暇可以用嗑瓜子来消磨。
小时候我乡下的舅舅种向日葵，因为葵花籽可以榨油，所以那里很多农民种植一种叫“油葵”的杂交油用向日葵，种子出油较多，用于榨油。到秋天的时候田里全是一个个灿然的花盘，街市上就有人直接出售刚掰下来的“盘子”，人们用拇指和食指夹出一个个外皮刚呈现出灰色的生瓜子，剥出翠白的籽儿吃下去。这种可食用而且实用的植物在我的童年印象里说不上多美或者多特别，就和大白菜、胡萝卜差不多吧。
奇怪的是，上中学的时候我却很自然地——就像很多同学一样——接受了梵高的油画《十四朵向日葵》赋予它的象征意义：一片绚烂的黄，象征着内心的虔诚，甚至带有一点疯狂。听说有人——特别是日本人——为此到法国南部的阿尔寻找向日葵，还有梵高住过的“黄房子”。生前籍籍无名的梵高在20世纪初被欧洲艺术界重新发掘和认识，但成为“众所周知”的文化偶像要拜美国发达的大众媒体传播：1934年，美国作家欧文·斯通（Irving Stone）的《渴望生活——梵高传》问世，成为大众畅销读物；1956年，好莱坞将其改编成同名电影上映；后来斯通的书50年间更是陆续翻译成80余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发行2500万册。梵高其人其画早在20世纪初就由去日本、法国学画的留学生传回国内，但是那时候还仅仅为油画界熟悉，到改革开放后他的绘画和生平才获得广泛传播——以1982年《梵高传》的出版和热销为代表，梵高成为文化界都知道的“典故”，他身前和身后的对比、困苦而疯狂的经历影响了很多人对于艺术家角色的想象。
我如此容易接纳向日葵的象征意义，还因为它和一个更庞大的象征意象太阳相关，太阳亘古以来就是人类熟悉的象征系统，从古代的大神，到近现代受到崇拜的政治领袖、祖国、理想，都能和这个耀眼的恒星拉上关系。古代南美洲的印加人就把向日葵当作太阳神的象征，而古希腊神话中也讲太阳神赫利俄斯（Helius）的情人水泽之神克吕提厄（Clytie）遭到前者抛弃以后，就天天痴情地守望着赫利俄斯驾驶太阳车东升西落，最终化为一株向阳花——应该是一种类似菊花的植物。其实，有向阳特性的植物也不仅向日葵一种。北宋诗人梅尧臣《葵花》诗里写的“此心生不背朝阳，肯信众草能翳之”的葵花大概是向阳的如秋葵、蜀葵一类的植物。
向日葵之所以向着太阳生长并不是因为人类赋予的意义，而完全是出于物性：向日葵花的向光性是短期性的，从发芽到花盘盛开之前这一段时间，叶子和花盘在白天追随太阳从东转向西，是因为在阳光的照射下，花托部分的生长素含量升高，刺激背光面细胞拉长，使得幼茎朝向生长慢的东侧弯曲，即向日葵顶端（花盘）早晨向东弯曲。随着太阳在空中的移动，改变光照方向，向日葵顶端（花盘）也不断改变方向，中午直立，下午向西弯曲，等太阳下山后，生长素重新分布，又使向日葵慢慢地转回起始位置，再次朝向东方等待太阳升起。可是随着向日葵的花盘增大，花盘盛开以后，向日葵早晨向东弯曲、中午直立、下午向西弯曲、夜间直立的周而复始的转向过程会逐渐停止，花盘也会低下头不再旋转。
1888年2月20日梵高到法国南部的阿尔小镇，创作了一系列“向日葵”作品。他描绘的是19世纪的具有黄色双重花瓣的突变体向日葵。与今天通常所见的单螺纹的、较大花盘的向日葵不同，后者是为了生产葵花用于榨油或食用，所以要培育更大的内部花盘；而梵高描绘的向日葵内部花盘较小，有着突出的大而美丽的花瓣，更具有观赏性。
1888年10月24日，高更来到阿尔，与梵高在此度过了艺术史上著名的62天。最初两人常常共同散步，共同作画，此画就是描绘梵高当时创作《向日葵》系列作品的情景。但三四周后因艺术观念、生活方式的差别导致两人疏远和争吵，焦躁的梵高后来竟然在屋里割下自己的耳朵。此后梵高被送进精神病院治疗，高更返回巴黎后再也没有见梵高。但梵高创作的《向日葵》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在塔希提岛的花园里种植向日葵，创作了一系列有着热带气息的向日葵作品，也许这会让他回忆起和梵高在法国南方度过的那些日子。
把向日葵和太阳联系起来的另一重关系是它开的黄花类似阳光的色彩，不过，这种长在花盘四周呈橙黄色的舌状花实际上只有装饰作用，它们无法结出瓜子，中央的管状小花才是可以生殖的，每朵小花含五个雄蕊和一个雌蕊，全部小花数约500～1000朵不等，如果将来都结实，便有500～1000 颗葵花籽。在传粉后的两三周内，小花渐渐凋零，下面会长出卵状的小果实来，也就是俗称的葵花籽。花盘下面的茎上还长有细毛，摸上去有点粗糙感，所以把葵花盘扭下来时会有扎手的感觉。
我不知道梵高是否也像我这样掰开花盘吃瓜子，可他一生中画那样多的向日葵确实有些奇怪。他曾经在写给弟弟提奥的信里说过自己笔下向日葵的象征意义：画十二朵就代表耶稣的十二门徒——不要忘记他曾经做过牧师；十四朵的话就是他想象中南方画室“黄房子”的14个艺术家成员。
可惜，神经兮兮的梵高和刚赶来相聚的另一位画家高更在他狭小的画室中仅待了几周便闹得不可开交——不知道是彼此观念差异太大还是为了争夺情人。梵高气急之下割掉一只耳朵，这股疯劲吓得高更落荒而逃。后来在太平洋中的马克萨斯岛上，高更在他去世前的两年，画了一张叫《椅子上的向日葵》的画，终究，那黄色还是带给他一些温暖的回忆。
和梵高一样，高更也努力逃避巴黎这个大都市。但高更还是在正常人的理性限度内行动，而梵高确实有点疯狂，他要在南方画热烈的太阳和低垂的星空，那种升腾的感觉和绚丽的色彩能激发他的情感。梵高的向日葵，就像莫奈画的莲花一样，已经固定了很多人对于这两种植物的印象。可是梵高现在存世的11幅向日葵画都是插在花瓶中或者刚割下来的花盘，没有在地里生长的向日葵，这也证明他在另一封信里的话更接近事实：他似乎完全是因为这花的黄色和蓝色墙壁有着优美的对比才开始着手要让“这未经粉饰的铬黄燃烧在蓝色的背景之上”。此后他便一发不可收，接连创作出一系列作品来。也许，向日葵是向着炫目的太阳生长的，那不可直视的太阳旋转着放射出光芒，引领他的思绪升高到尘世以外。
可是当我真正看到梵高的画时，我却又怀疑了，这些向日葵并没有我之前想象的那样张狂，这些画似乎已经有点枯萎，它们更像是在进行挣扎的生命一样，是在干枯之前的最后一次释放。
梵高在晚年对黄色的偏爱是明显的，连自己住的房子也刷成黄色。自然，有关于黄色象征意义的各种哲学和宗教的解释，可是我觉得最好玩的一种说法来自科学家们：1981年，美国华盛顿州乔治城大学医学院的T. C.李（Thomas Courtney Lee）就提出，梵高晚期偏好黄色可能是由于服用药物洋地黄引起黄视症而带来的色觉偏差。
的确，梵高一家存在明显的家族性精神病史，梵高在20岁时已有了抑郁症的某些症状，后来还不时有激烈的躁狂倾向。他也接受过一些治疗，而当时治疗这种精神疾病的基本药物就是洋地黄。他的《加歇医生的肖像》里也出现过玄参科植物紫花洋地黄的花朵，这些花干了以后就用来制成洋地黄做药。
洋地黄这种药物是带有毒性的，长期服用可能会带来眩晕、视觉模糊、黄视症等副作用，患有黄视症的病人看到的世界会是黄色的，就像带了一副黄色眼镜一样，眼前还会出现各种颜色的晕环、旋涡，而梵高后期的绘画中那些旋转的星空似乎是这种症状的体现。他对黄色的偏爱，似乎也正是因为常经历这症状造成的影响。
这些科学家从医学和生理角度提出的说法和之前的艺术评论家们从理念出发做出的种种解释——诸如真理、象征、创造、艺术革命，等等——完全不同，甚至因此显得有些钻牛角尖和搞笑。可是我觉得这种理工科知识分子的跨界研究却是非同寻常地重要，因为人文知识分子、艺术史家们已经给向日葵画加上了太多的意义负担，而科学家们正在把梵高的眼睛还原成人的眼睛，还原成一个生理和物理构成的平凡世界。
在梵高绘制的向日葵成为一种文化符号之前，向日葵在欧洲似乎只是花园中普通的观赏植物而已，而且到18世纪就有点不受待见，或许是因为它的粗大、有毛刺和当时上流社会那种精致的审美趣味并不合拍。反倒是在当时西欧人看来粗野的俄罗斯帝国的彼得大帝在18世纪初考察荷兰的时候，把这种有着绚丽花朵的植物引入俄国——这说明这位皇帝的趣味与众不同，喜欢这种花的亮丽，还有它的经济价值，说不定他也是个瓜子爱好者。
1829年，俄国沃罗列兹省比留奇区阿列克塞耶夫卡村的农奴波卡略瓦从葵花籽仁中榨出食用油来——虽然早在1716年英国人A. 布尼安就从葵花籽中提取出油脂并获得“向日葵油提取法”的专利，之后俄国人开始在田地中大面积种植，到19世纪中叶，由俄国人育成的各种盛产油的向日葵栽培品种又从俄国传入北美的美国和加拿大，这时候它逐渐成为一种生长在田地里的经济作物和集群性观赏花卉了。这种新奇玩意最终成为苏联的国花，寒冷的俄罗斯可能比任何国家都更需要这黄色象征的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