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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盗”福琼的中国传奇

花匠小妙招
2024-11-24 10:31

“茶盗”福琼的中国传奇
作者：王鸿

在世界近代的贸易全球化过程中，罗伯特•福琼（Robert Fortune）是一位极为重要但又甚少为中国人所知的人物。福琼来自苏格兰，生于1812年，卒于1880年，在风云际会的维多利亚时代，以植物学家的身份闻名于世。他曾服务于英国皇家园艺协会，多次前往中国，将蒲葵、紫藤、栀子花、芫花、金桔等一系列中国花卉引入英国。同时，他受彼时风头正盛的东印度公司的雇佣，深入中国东南茶乡，将中国茶叶及制茶技术成功移植至印度、斯里兰卡，并最终扩及全球。这一行为，改变了中国对茶叶的垄断，改写了中英两国在鸦片战争前后的贸易差额，客观上也促使茶叶不再为欧洲贵族独享，而成为世界性饮料。后人称其为“茶盗”（The Tea Thief），可谓实至名归。

近期翻译出版的《两访中国茶乡》，是福琼对其在1843年和1848年两次探访中国的文字记录。前一次是为了搜集植物资源，后一次则以探寻和移植茶树为目的。福琼的探访，得益于《南京条约》后五口通商的便利，但他并没有严守规定，仅仅停留在广州、上海、宁波、福州、厦门等几个口岸城市，而是不时以易装打扮的方式，身穿长袍大褂、头戴假辫子，深入到东南沿海的乡村，未开放的苏州府、杭州府，以及徽州的松萝山和福建的武夷山区。正如福琼在书中自我感叹的，他或许是这些地区最早的外国陌生人。他的文字，让我们了解到了近代殖民者对“天朝上国”的最初印象，同时也让我们窥见了上至官僚士大夫、下至地痞乞丐对这位“大门口的陌生人”的惊愕、好奇和无可言说的新鲜感。

福琼所见证的中国，是一个几乎未受现代化侵袭的中国，一个原生版本的中国。或许在现代人看来，它是如此的陌生，但毫无疑问地，它又同时饱含着某种程度的亲切感。那些福琼经历过的市镇，大如上海、苏州、杭州、福州，小如长三角的松江府、嘉定府、浙西的达威坪镇、河口镇、铅山县，以及福建的崇安府等等，都为城墙所包裹，谨守着有如晨钟暮鼓般的规定。生活在其间其外的中国人，着长袍马褂，受约于长久以来的习焉不察的乡规民约，在从事多样职业的同时，又在福琼这位外国人看来有着维系彼此、区别他人的同一性。在福琼的笔下，中国人虔诚，对于神灵近乎欧洲旧教般的迷信，到处遍布的佛寺似乎诉说着一个神灵、自然与人类不分彼此的神圣世界。然而，与此同时，中国人却又最为世俗和圆滑，其旅途中遇到的那些脚夫、船夫、客栈老板、地方官员、买办、商人甚至是部分佛寺僧人，无一不是势利的、奸诈的，在外人面前弄虚作假，在强权者面前奴颜婢膝。

福琼对于中国的观察，或许时不时地仍然带有殖民者常见的傲慢与偏见，但他既不同于同一时期的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等传教士，也不同于那些伫立于坚船利炮傲视中国走卒的殖民兵士。他此行的目的性，以及从其文字中显而易见的维多利亚时代的绅士教养，让他的这份中国游记，少了几分肃杀和狂热，而多了几分柔和与谐美。他的植物学家的身份，促使他不仅将视野投放在中国人的优劣与良莠之上，而且还注目于中国的大好河川与青山秀水。中国人见怪不怪的植物、山川、河流，在他的笔下，往往被描写得活灵活现而生机盎然。与对于中国人既爱又恨、既褒又贬的描述相比，中国自然景观的巧琢天工，往往令彼时正处于早期工业革命浪潮中的福琼，恍如进入世外桃源，除了流连，别无其他。他慨叹舟山有着比香港更优美的陆岛资源和更舒适的气候环境，也赞美如今已沉入千岛湖底的新安江的优雅隽美，他在武夷山前肃然起敬于上天的鬼斧神工，在杭州西湖边上流连于河网的波光粼粼。

总而言之，福琼的游记虽然成书于殖民主义时代，其在中国的行为最终也成就了“茶盗”这一略带强权主义色彩的“美名”，但在当下这个早已远离传统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时代，我们不妨平心静气地去思考、去欣赏百年前的这位外国人、这位植物学家对于中国社会和中国自然景观的考察。得益于那个未曾为外人所窥视和破坏的中国，福琼前所未有的描述，往往入木三分，传神而缜密，别样而又独到。抚今追昔，福琼对于中国人神魔兼具的描述，或许仍然值得我们反思和细细体会，而其所描绘的宛若仙境的自然景观，在当下急速推进的城镇化和工业化的背景下，则更值得我们在其笔底的文字中追忆和感怀。

原文以《福琼“盗”走了茶叶看到了什么？》为题发表于《光明日报》2015年11月24，阅读版，略有删节，此处为完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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