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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施地区墓碑“福”字的审美意蕴

花匠小妙招
2024-08-28 01:49

恩施地区墓碑“福”字的审美意蕴

“福”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形态，是“将图画抽象成文字，以一种图形性的文字去表达某一种含义。①”恩施地区墓碑中雕刻的“福”字图案，它是将文字雕刻成不同书体的抽象图案，不仅有一定的装饰性，组成了抽象的艺术图案纹样，而且还蕴含着当地人的审美体验，承载了人们的感情，形成了具有地域特色的福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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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碑中雕刻不同形态的“福”，体现了当地人的审美。从狭义的角度看，雕刻的“福”蕴含了当地人们对美的事物的选择评判;从广义的角度看，这些福的出现是人们对于墓葬雕刻的审美活动以及相关一系列感性认知、情感体验等的行为活动。它受地域环境的影响，形成了不同的表现方式并表达出不同的内涵。

第一节“福”字的象征意味

《易经·系辞下》中记载:“古者厄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相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②可见，古人造字之初就是根据自然界客观事物的特征，进行发明创造并在不断地归纳总结中最终形成约定俗成的文字。“福”字的形成也是如此，人们观天法地，近取敬天之形，形成了关于祭天的会意“福”字。在恩施地区受自然环境的影响，“福”与当地的民俗文化结合，通过“有意味的形式”将“福”演绎为纹样图案，形成具有特色的墓葬民俗文化。

一、自然物象征

“象征”是文艺创作中的一种表现手法，指通过“某一特定的具体形象来暗示另一事物或某种较为普遍的意义，利用象征物与被象征的内容在特定经验条件下的类似和联系，使后者得到具体直观的表现。”③恩施地区墓碑中雕刻了大量的“福”字图案，利用“福”的吉祥含义与自然物形体在特定条件下的某种联系，传达更加形象的象征含义。

首先，动物化的形态象征。通过线条起笔、收笔等位置，模仿动物形态与福字笔画相互融合，形成寓形于书且具有动物化的典型特征。例如，位于恩施小渡船的古墓(墓主不详)受地理环境的影响，碑身几乎长满青苔，碑首处雕刻有圆形的工字纹，行书“福”字雕刻于驼峰顶端。其中“福”的第一笔直接采用了蛇头形象，蛇头的上仰成就了第一点的势态，弯曲的身体形成了第一笔与第二笔间的连带，最后的“田”也采用了蛇尾的粗细变化以及重叠书写而成。利用蛇身体的弯曲成型并融入汉字的用笔，既有最终汉字的形与意，也有动物形体的势态。

此外，在恩施白果乡也出现了类似的现象，所用动物形象依旧是蛇。这种将动物的形态加入笔画线条，延伸了图案的含义，反映了人们对生命的重视，“田”用蛇尾替代，传达出人们对增加人口以利于耕作的观念。可见，在“福”的书写中加入动物形体，容易建立起人们对这一动物特殊的审美情感，象征着生殖繁衍利于生存的观念。

其次，植物化的装饰象征。以“福”为中心与植物纹样搭配构成了适合纹样图案，植物纹样在“福”的周围起装饰和烘托作用。当然，这些植物纹样因位置不同，需求不同而形成了不同效果，有的繁褥精致，有的简单质朴。其中有的墓碑采用了对称的方式雕刻植物纹样“寿”与“福”，丰富了雕刻纹

形成了别具一格的韵味。例如，的样利川谭人弘墓“福”“寿”(附图3-1)中出现都利用了植物的装。出现在“寿”周围的植物纹分的饰布在变形“寿”的上下，与边框衔接，中间需要对称的地方是两条小蛇环绕。这种处理方式与谭地辉墓中的“福”形图案很接近(附图3-2 >,据当地人讲，这是一个家族墓群，与雕刻的工匠有关系。谭人弘墓碑中的“福”在第一笔起笔处添加了荷花，偏旁提笔的地方添加了植物叶子作装饰，既应了笔势也为笔画添加了乐趣，右侧“口”的部分也有正面花瓣装饰。整个字除去笔画外都是植物填补空白，类似这种在限定的空间内将汉字变形附加植物来装饰的墓碑出现不在

少数。可见，选取荷花、棉花等植物纹样来丰富图案的装饰韵味，不仅反映出装饰烘托在雕刻表现中的重要作用，而且还反映出墓主人生前的喜好和人格魅力。

最后，云雷纹的自然象征。以天象云雷纹为装饰元素，可以有效的实现笔画线条的平稳过渡。在《王子午鼎》中，使用卷云纹来代替原有的笔画在楚系文字的现象，如“盟”“其”等字出现概率很高。

在恩施地区墓碑中雕刻的“福”与“寿”的图案也有卷云纹装饰出现。例如，谭氏墓群的谭地辉墓，该墓建于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见图3-2>，现碑座己被乱石遮挡，露在外面的只有碑身和碑额，整个墓碑造型简洁明了，雕刻的“福”“寿”图案在墓碑的驼峰两侧，圆盘背景下，“福”采用了曲线雕刻，除去福字的笔画线条，其余部分利用云雷纹将字与框架连接，构成左右结构的字，雕刻艺人充分利用云纹的变形来连接两端。而“寿”则以直线为主，云雷纹出现的位置多在两直线之间和直角处，同样起到了衔接的作用。可见，云纹不仅仅装饰在福、寿等文字的周围，而且还单独地装饰在驼峰的其他部位，使墓碑的装饰风格上相互协调，反映出人们对自然的尊重。

总之，恩施地区墓碑雕刻的“福”字图案，不管是动植物纹样，还是云雷纹等，都是以自然物为对象，将这些纹样与“福”相结合，不仅丰富了“福”形图案的表现形式，而且还赋予了以“福”为主要表达方式的生存哲学含义。

二、人格化象征

“人格化”源于文学领域的“拟人化”，是寓言、童话等文学作品中用来将动植物及非生物赋予人类特征的一种写作手法。恩施地区墓碑中出现“福”字图案，就是人格化特征在雕刻艺术领域中的一种表现手段。人们将不同的形象与福”结合，并加以变形为不同的图案，这一行为是源于“万物有灵”的观念，人们赋予自然物以神灵，祈盼拥有强大的生命力。

首先，万物有灵的生命化。人们对自然环境认知的局限，面对自然环境的复杂、强大总感觉到自己的渺小而无法掌控自然，故而考虑到提升人类自身的生命力，达到利用自然为人类服务的目的。因而“要通过模仿来影响现实世界所发生的事件”①，模仿自然的某种特性来影响其它发生的事件，成为人类最初的动机。

恩施地区墓碑上雕刻形态各异的“福”字图案正是这种动机的表达，形象的模仿塑造是人们表达情感的叙事目的。例如，陶国典墓碑中将“福”雕刻成龙凤这两种超现实的神话形象，就是为了追求神灵的顽强生命力而有意模仿塑造的结果。可见，不管是模仿神话中的龙首蛇身，还是塑造凤首蛇身等形象，都是人们希望借鉴这些形象的超现实的、强大的力量，目的是将这些特征赋予人类而求得更强大的生命力，以延续家族的生存与传承的重任。

其次，生存哲学的功利化。由不同动植物与“福”组合构成的装饰图案，是源于人们对自然的亲近之情。这种亲近表现为既敬又畏。一者，这种“福”字图案的组成多以蛇元素出现是因为蛇的生命力旺盛，是生殖的象征，人们对蛇充满敬的感情;二者，蛇外形可怕，往往蛰居在阴暗潮湿的地方，恩施多山多雨的环境为它的存在提供了便利，人们进山多有畏惧感。因此这一地域生存的人们将对生的希望寄托在蛇身上，并利用其身体的柔软性化形为“福”形图案，形象的表达人类对生殖繁衍的需求。

从向梓墓上雕刻的“福”与“皇恩宠锡(赐)”，向母阎君墓上雕刻的“福”与“浩封”等内容看，这些内容皆与统治者相关，它们是墓主的人格受到褒奖的表现。因此，它们除了象征吉祥寓意与生殖外，还象征着权势与荣耀、盛名与贤德。显然，墓碑上雕刻模仿动植物形象构成的“福”字图案，是生命的有限与无限性的功利化色彩在该地区的反映，也是朴素的生存哲学意识的最好淦释。

可见，该地区的墓碑中雕刻“福”反映了对模仿形象的拟人化与立身处世的功利化特点。“福”形图案的出现是该地区族群文化在演绎和发展进程中形成的异化现象的表征，这些特点的呈现是构成人格化象征的重要基础。

总之，恩施地区墓碑中雕刻的“福”字图案都是以自然界的动植物为对象，模仿塑造的具有典型地域特征的“福”文化形象。该地区的“福”形图案不仅是“福”文化与地方民俗文化结合的象征，而且也是自然物与人格化的象征体现。它是人们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形成的生存体验总结。

第二节“福”字的情感表达

+,情感”是人心理所表现出来的喜、怒、哀、乐等，是“人对客观事物经过思维反应理解后，所持有的个人态度和认知，是一种主观思想所引导的体验。”①显然，情感是人对事物认知的一种情绪反映，通过不同的物质传达或呈现出来。在恩施地区墓碑中出现了大量的“福”字图案，就是人们对生与死等问题的看法引起的情感共鸣，通过墓碑雕刻的形式表达出来并形成了有吉祥寓意的“福”文化符号。

一、直白中的神秘表现

墓碑作为逝者留在世间的物质实体，记载了墓主一生的功绩和对后代的期盼。墓碑上的文字内容和装饰纹样，反应了墓主的品行和喜好，且不同的形制寄予了人们不同的情感。恩施地区墓碑中雕刻了不同形态的“福”形图案，反映出不同形态下的审美意识，传达出了一种民间的神秘信仰。

首先，主题内容的直接。雕刻在墓碑上的“福”既有不同书体的汉字形式，也有动物的简易变形，最简单直接的反映出当地人们愿望。例如，建南的“福”字摩崖题刻，人们以大山为创作背景，利用了楷书的庄重与陡峭的岩壁给人强烈对比，将“福”阴刻在一块突出的完整石壁上，细节关注少，整体协调，直接表达内容，通过刻得高，方便自然与神灵相同，传达人们的祈愿。又如，在利川、鹤峰等不同的墓碑中雕刻大量的“福”字图案，表现出动物的交靖状态，甚至在一些家族墓碑中能同时出现好几种不同的“福”，这些形象直接的表达了人们希望家族人丁兴旺、子孙满堂。

当然，墓碑中“福”的变化也伴随有蝙蝠纹，既是因其谐音有吉祥的寓意，也是因为它形态多样，可以雕刻在墓碑的任何需要雕刻装饰的位置。可见，“福”通过本身的字形、夸张变形以及谐音图案等方式，直接表达了人类繁衍的主题。

其次，雕刻布局的平衡。人类从最初的穴居开始，就己经认为洞穴是自然赐予人类最直接的礼物。恩施地区的人们认为洞穴是代表生命力和生育能力的象征，于是有了原始的崖葬形式，建南遗存的七孔子崖“仙人洞”就是这种意识的产物。随着经济发展，外来文化传入，逐渐有了土葬方式。墓碑是土葬中重要的“界碑”，寄予人们厚望的“福”被雕刻在墓碑的不同位置，根据雕刻需要选择不同的雕刻方式反映出墓葬中的平衡布局。

例如，于思祥墓(附图3-3>中同时出现微变形的“福”“禄”以及图案化的“福”，很好地淦释了阴阳变化的布局意识。在碑额处左右两侧阴刻了微变形的“福”“禄”，这两字都以正方形为雕刻背景，微变形的“福禄”较中间图案化的“福”所占用的空间小。中间的“福”采用了阳刻的方式雕刻于一个圆形的背景上，双凤头部特征明显，其中一凤尾从两凤中间升至最高处，双凤最终成对称状的膜拜，这种行为不排除当地人对生殖观念的理解。显然，不论是变形后“福”的雕刻方式还是雕刻位置，基本遵循阴与阳、大与小、方与圆的平衡布局规律。

最后，雕刻载体的通俗。墓碑中雕刻“福”的位置明显，承载“福”的媒介除去圆形、长方形、正方形以及扇面等普通几何图形外，更多的是葫芦状的净瓶、香炉等形象造型。净瓶也叫甘露瓶，是观音的法器，传播慈悲的道器，因盛的净水也叫甘露故得名。在墓碑雕刻中将有吉祥含义的净瓶雕刻成葫芦状，并在葫芦上雕刻“福”置于墓碑顶。葫芦有着多子的含义，将吉祥的道器雕刻为平凡且有寓意的葫芦其含义不言而喻，这样的情形在凉雾秦母牟君墓、咸丰张氏墓群、徐桐高墓皆有表现。

例如，徐桐高墓(附图3-4>，它是三门两层三重檐牌楼碑，因墓碑中记录的内容居多，故两块附碑上都是文字内容，没有过多装饰，碑额处刻有浮雕人物福禄寿三星图，此外，在一个葫芦状的净瓶上线刻着变形“福”。葫芦多籽是繁衍子孙的象征，福、禄、寿与葫芦的组合其含义不言自明，墓主希望家族人丁兴旺，从墓碑雕刻的八仙过海图以及福禄寿三星图中可以解读出墓主希望家族成员从仕途。显然，在葫芦上雕刻“福”并辅以纹样组合成装饰图案，寄予了人们的美好愿望。

可见，墓碑中直接雕刻的内容与明显的平衡布局，直白地反映出人们对上苍、对祖先的崇敬之情。通过平凡的载体将“福”以不同的形式直接雕刻，甚至通过雕刻的高度来向神灵传达自己的诉求。这些行为都证明着天道的神秘性，直白的雕刻内容与可望不可即的上苍间的交流更加表明了“福”文化艺术的神秘性。

二、稚拙中的成熟表达

“稚拙”最早出现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绘画领域，主要指艺术家追求原始艺术的天然、纯真的表现方式，最终形成稚拙派。在《说文解字》中也有描述:“拙，不巧也”①，是指手工艺中的工艺稚嫩不成熟。恩施地区墓碑的雕刻中也存在“稚拙”与“成熟”的不同表达效果。其中反映在墓碑雕的“福”中则是造型简单、雕工粗糙，而在内容的表达上寄予了人们美好的祈盼，内涵深刻，最终形成了雕刻方式的稚拙，而表达的内容成熟的鲜明对比。

首先，质朴的雕刻技巧。墓碑上雕刻的纹样既是装饰，也是家人对逝者来世祈盼的连接纽带。受社会经济、技艺及等因素限制，很多墓碑的装饰雕刻并不娴熟，有的还比较粗糙。例如，咸丰县的刘明周墓(附图3-5>。在刘明周墓柱碑的碑顶所雕刻的人物浮雕，在动作形态方面与鱼木寨向母阎君墓的柱碑顶部雕刻的“一团和气”类似，在柱础部分阳刻有楷书的“福”“禄”“寿”“喜”四字。从雕刻的刀工看，碑顶的“一团和气”仅有基本的动作形态，嘴型、双手等细节皆是模糊的。同时，四个吉祥文字不论在书体的选择、起笔、转折亦或章法布局方面都简单明了，雕刻者考虑更多的是将内容雕刻上去，以表达雕刻的目的。可见，质朴粗糙的雕刻技巧并不影响情感的表达，同时朴素的情感更能引起人们的共鸣。

其次，抽象雕刻的写实含义。恩施地区墓碑上雕刻“福”字较多，在题材内容上基本以蛇、龙首蛇身、凤首蛇身以及它们与植物等形象组合为主;在表现手法上则是根据龙、凤等形象进行夸张变形，形成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汉字“福”。运用蛇、凤等形象形成抽象化的“福”，精致的雕刻基本集中在头部，把抽象化的“福”的典型特征表现出来，形成龙、凤交靖写实的“福”的形态。

例如，王永碧墓(见图2-1>，“福”由龙凤呈交靖状构成，龙凤的眼睛平面展开，颈、躯干等部分都用完整的轮廓线包含，形成简单的形象，重点突出龙嘴衔凤尾，而凤嚎、凤冠、凤眼、龙眼、龙须以及龙衔凤尾表现细致。显然，在雕刻过程中繁简对比明显，有重要含义的部分重点雕刻，其余部分相对简洁，雕刻者用质朴的手法表现出自然而然的状态，用写实的手法反映出人们最真实的繁衍愿望。

可见，稚拙的简化形象、抽象雕刻的写实内涵是恩施地区墓碑中雕刻的“福”字图案的主要特色。“福”字的图案变化不仅是人们质朴的审美意识再现，而且也是人们在恶劣的生存环境中对生殖繁衍的渴望表现。

总之，恩施地区墓碑中雕刻“福”字图案在题材内容的选择上直白中流露出神秘气息，稚拙的表现手法寄托了成熟的情感，达到了“善辨异同，于细微处见真知”的理想境界。因此，“福”字图案不仅是一种民族文化的集结，而且还是情感表达的一种重要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