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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与《海上花》之翻译始末

花匠小妙招
2024-11-24 23:39

2.1张爱玲的翻译始末

“生命像圣经，从希伯来文译成希腊文，从希腊文译成拉丁文，从拉丁文译成英文，从英文译成国语。翠远读它的时候，国语又在她脑子里译成了上海话。那未免有点隔膜。”张爱玲短篇小说《封锁》中这个经典的比喻，似乎是对不同语系间的语际翻译与同一文化内的语内翻译都保持了悲观的认识，仿佛再完美的翻译也不过是更好看的窗户纸，归根结底总是予人间离。但言语间，也让人进一步看见，除却字面上“语言的障碍”，更有生命中“语言障碍外的障碍”，后者的幽微与艰深，几乎足以使前者相较而泯然。也许正是这种悲观却坦然的态度，一鼓撑持起“译者张爱玲”的身份，以及张爱玲对《海上花列传》长久且多样的翻译实践。

一九五五年二月二十日，张爱玲在写给胡适的信中曾言：“我一直有一个志愿，希望将来能把《海上花》和《醒世姻缘》译成英文。里面对白的语气非常难译，但是也并不是绝对不能译的。”而在前一年十月二十五日寄与胡适《秧歌》的随书附信中，张爱玲提到很久以前因为读到胡适关于这两部小说的考证，才找出书来看，“这些年来，前后不知看了多少遍，自己以为得到了不少益处”，寄去《秧歌》，也是因为自己以为“有一点接近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至于“平淡而近自然”这个《中国小说史略》中关于《海上花列传》的经典评语，张爱玲一向是把它同胡适引用此句的那篇序文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另外，延续胡适的观点，张爱玲也相信采用吴语并非《海上花列传》不能风行于市的唯一原因或重要原因，因为“亚东版附有几页字典，我最初看这部书的时候完全不懂上海话，并不费力”，而一九二六年有胡适、刘半农作序的亚东版《海上花列传》竟经历同一八九四年原版一样的绝版冷遇，大概都是因为国内读者普遍对“平淡而近自然”的叙事风格缺乏阅读兴趣，觉得“太欠传奇化，不sentimental（三底门答尔）”。因此“译《海上花》最明显的理由似是跳掉吴语的障碍”，但张爱玲最初的用心，却在于译介给不曾受过一百二十回《红楼梦》影响的英语世界，虽然“英美读者也有他们的偏好，不过他们批评家的影响较大，看书的人多，比较容易遇见识者”。

一九六八年二月，张爱玲在《香港明报》月刊发表散文《忆胡适之》，最哀恸的段落也不肯多言，只惘惘的，说：“直到去年我想译《海上花》，早几年不但可以请适之先生帮忙介绍，而且我想他会感到高兴的，这才真正觉得适之先生不在了。往往一想起来眼睛背后一阵热，眼泪也流不出来。要不是现在有机会译这本书，根本也不会写这篇东西，因为那种仓皇与恐怖太大了，想都不愿意朝上面想。”痛失了胡适这样一位她也许最甘心借重的批评家，张爱玲在英译《海上花列传》的实际过程中也遇到了另一些有问题的地方，使她颇费思量，比如，如何对待《海上花列传》中穿插的诗文，毕竟张爱玲自己十二三岁初读《红楼梦》时，不知八十回后是续书，枯淡到耐烦不下去，才翻回前面，宁去看被跳掉的作诗行令部分，而《海上花列传》的诗文并不比《红楼梦》中的那些相宜称心；再比如，如何处理《海上花列传》中藏闪的细节，张爱玲自己在一九五七至一九六四年间写作了英文长篇小说《雷峰塔》与《易经》，内容尽是早年回忆中的珍贵与琐碎，她却自得其乐，表示“我用英文改写也不嫌腻烦”，因为张爱玲对于西方小说传统一直存有“他们向来是解释不厌其详的”印象，但《海上花列传》的描写极简，叙事又经济且现代，如果面向本就没看惯夹缝文章的英美读者，单是回目与姓名的翻译就很难再现原书精准的分寸感。即便从初初着手英译《海上花列传》以来，张爱玲就已决定对第一个问题采取删节补缀的办法，对第二个问题采取逐处注解的办法，还是不由得一边翻译一边疑惑，“中国读者已经摒弃过两次的东西，他们能接受？”

　　一九八一年，距一九六七年张爱玲开始英译《海上花列传》已有十四年之久，译稿也似乎颇具规模，加上夏志清的帮忙介绍，张爱玲十分愿意将英译本《海上花列传》交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甚至也欣然接受夏志清的邀约，写出译者序言。但不知是由于什么原因，张爱玲在第二年放弃了这个出版英译《海上花列传》的决定。后来，只有最初的两回发表在一九八二年的香港《译丛》杂志上，但那一整批英文手稿却逐渐淡出了众人的讨论与视线，甚至在张爱玲的朋友间留下了这样迫人默然的一个印象：英文版《海上花列传》还未被翻译完全就已经在多次的搬家辗转中遗失不见。倒是那一篇应运而生的英文序文，经过张爱玲本人的中译与改写，作为散文单独发表于一九八四年一月，标题便是《<海上花>的几个问题——英译本序》。

　　一九八二年四月至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张爱玲翻译的国语本《海上花列传》在台北《皇冠》杂志连载，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又由皇冠杂志社出版单行本，题为《海上花》。后来收入《张爱玲全集》，《海上花》被分为上下两册出版，上册至第三十二回“诸金花效法受皮鞭，周双玉定情遗手帕”而止，题为《海上花开——国语海上花列传I》，下册则题为《海上花落——国语海上花列传 II》。张爱玲在《译者识》中写道：“《海上花》在十九世纪末出版；民初倒已经湮灭了。”又有写：“现在仅存的亚东本，海外几家大学图书馆收藏的都算是稀有的珍本了。清华书局出的想必绝版得更早，昙花一现。迄今很少人知道。我等于做打捞工作，把书中吴语翻译过来，像译外文一样，难免有些地方失去语气的神韵，但是希望至少替大众保存了这本书。”像用英文翻译一般，将书中的吴语对白翻译成国语再出版，似乎不得不直面最初的疑问：到底什么才是《海上花》没人知道的真正原因。如果是因为吴语误书，那么这一次的国语本出版，就应该可以扭转《海上花》一次次绝版的命运；如果是因为体裁先锋，那么在小说风气已开的二〇、三〇年间，亚东图书馆的再版与胡适刘半农等人的推荐便不该使《海上花》失落至今；如果是因为“平淡而近自然”的风格，那么这一次的国语本出版，大概也很难让《海上花》得到大多数人的欣赏与赞叹。由此我们不难理解张爱玲的悲观，第一种可能的成立，不仅可以推翻她与胡适的判断，更证明了读者对书面语言与文学语言的接受是如何的局限且惫懒，那种可能的失望，大概就像她看到绍兴戏的观众每逢旦角出场，不是笑声不绝地说她难看相，就是始终不绝地夸着相貌好，不禁使她想“无论哪个城里女人听到这样的批评总该有点心惊胆战，因为晓得他们的标准，而且是非常狭隘苛刻的，毫无通融的余地”。第二种可能已不成立，而第三种可能的成立，则注定了她的语内翻译一时间内也不过是徒劳无益。因此在《国语本海上花译后记》中，她坦然地说：“虽然不能全怪吴语对白，我还是把它译成国语。这是第三次出版。就怕此书的故事还没完，还缺一回，回目是：张爱玲五详《红楼梦》；看官们三弃《海上花》。”

　　一九九五年九月八日，张爱玲去世，简单的遗嘱的第一条就是“我去世后，我将我所有一切都留给宋淇夫妇”。一九九七年，经由南加州大学张错教授出面，宋淇夫人邝文美将一些张爱玲遗稿捐赠给了南加州大学的东亚图书馆，其中包括一部分英文打字稿。同年十月，南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举办了“张爱玲遗作手稿展”。浦丽琳女士对其中一部分幽微难辨的手稿十分感兴趣，经过仔细研究，又参考了夏志清的著述与其它资料，最终得出结论：这就是曾经被认为遗失了的《海上花》英译稿。而这一批译稿，不仅有翻译了全书六十四回的初稿，还另有两个改写过却不完整的版本，在对比细看了这三个版本后，浦丽琳选出各回改写得较好的版本来合成一部，并将这个反映了张爱玲对原稿改写意愿的百衲本《海上花》交付给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

　　二〇〇一年，经过夏志清、刘绍铭等人的帮忙介绍，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找到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研究中心的孔慧怡博士，希望由她来对张爱玲的《海上花》英译稿进行整理修订，从而达到出版要求。作为长期研究中国翻译史的学者，孔慧怡十分慎重地接受了这个有特殊历史意义的合译任务，同时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译者与作者，她也看到了既有张爱玲《海上花》英译稿的许多问题：书中出现的人名地名并未统一，音译时也没有使用统一的拼音体系，有些地方存在着一段或者一页的缺文，但最大的问题还是在于张爱玲似乎有意采取了一种逐字对译的翻译策略，译文往往拘泥于中文而非英文的语法，而原书中的文字游戏、成语典故、书面辞令本身就已经构成了语际翻译的巨大阻力。因此，经过二十二个月勤力尽心的修订，孔慧怡在尊重张爱玲英译稿对《海上花列传》原书删节补缀的基础上，从翻译策略、语言表达、行文节奏，以及人物译名的使用等方面，都对张爱玲《海上花》英译稿进行了深度的改写，这个改写的比例甚至高达百分之六十。

　　二〇〇五年，张爱玲与孔慧怡合译而成的英文版《海上花》（The Sing-song Girls of Shanghai）最终仍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

　　其实，在《海上花列传》英译之外，逐字对译是张爱玲用英文翻译、改写、创作一贯的异化策略。在张爱玲开始英译《海上花列传》之前完成的英文长篇小说《雷锋塔》与《易经》中，张爱玲甚至利用中文成语中的故事性来结构英文段落。《雷锋塔》第二十二章，因继母生事而被父亲禁闭的琵琶，一点点看清弟弟陵对父亲与继母的依赖与倚仗，“倒让她想到了为虎作伥。老虎杀死的人变成伥，再也离不开这头老虎。跟着老虎一齐去猎杀，帮着把猎物驱赶到老虎的面前，打手一样，吓唬小动物，也在单身旅客前现形，故意引他们走上歧途。陵也让老虎吃了，变成了伥”。《易经》第三章，为了营救明哥哥落狱的父亲，姑姑倾尽全力地帮明打官司，甚至动用了露出国前托付她打理的一大笔钱，“营救表舅爷的事仍继续进行，两人携手同心，不抱太大希望，而是像神话中的愚公，一铲一铲移走门前大山。有天清早一开门，山不见了，被他的傻劲吓着了，飞到另一个省份去了。只不过她是被山压住了。一边等露回国，她常想到自杀。她最介意的是两人的事到末了，明摆明了是个无赖，而她是个傻子”。以上两个段落，张爱玲都是在面对潜在的英美读者时，用中文成语的故事与英文小说的情节构成叙述的对照与意义的婉蜒，巧妙地造成一种可以理解与玩味的文化异质感。而具体到句子内部，逐字对译的异化策略，在张爱玲用国语翻译《海上花列传》的吴语对白时，也有非常充分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