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汉字表征的象和意
引言
王文斌（2013a/2013b/2019：4）认为,英语和汉语（简称“英汉语”）的本质差异在于英语具有时间性特质,而汉语则具有空间性特质;英语的时间性特征是连接性和延续性,而汉语的空间性特征是离散性和块状性。王文斌、崔靓（2016）挖掘了英语的时间性与音乐、汉语的空间性与绘画之间的关系,认为“造成英汉语言不同时空属性的根由在于英民族偏好时间思维,而汉民族则偏好空间思维”。王文斌、崔靓（2019）又通过对英汉语的文字符号差异和句构修辞差异的多样性与民族性进行分析,认为藏匿于这些差异背后的主要原因仍是“以英语为母语的民族偏重于时间性思维,而汉民族则注重于空间性思维”。
本文基于以上观点提出,汉民族偏好空间思维的特质来源于中国传统哲学中的象意①(① 本文未用“意象”这一术语,而是采用“象意”这一表达,其目的在于表明汉字是先“象”后“意”,“意”由“象”生,即汉字的造字基础是“象”。)思维,由象意思维形成的汉语象意化特征早已为人所关注,其研究涉及哲学、美学、翻译、中医等多个领域。然而,象意思维在语言层面的研究大多针对汉字的构造,特别是象形构字,如王作新（1999：46）经研究发现,无论是在单体文还是在复体字中,汉字都体现了鲜明的象意性特征;周运会、吴世雄（2017）结合认知语言学,认为汉字构造的象意性特征蕴含认知图式,是通过隐喻和转喻方式对抽象意义的具象表达,与中国文化的隐喻思维方式相一致;潘文国（1997）、刘宓庆（2006）、连淑能（2010）以汉英对比为视角比较了汉英语言心理和思维方式以及二者在这两种语言上体现的特征;潘文国（1997：356~380）将汉英语言心理差异归结为悟性与理性、主体意识与客体意识、整体思维与个体思维以及动词优势与名词优势4种区别;刘宓庆（2006：485~527）则认为汉英思维方式存在整体思维与个体思维、悟性与理性、主体意识与非人称主语等6项差异;连淑能（2010：283~355）对中西思维方式做了详细比较,归结出伦理型与认知型、整体性与分析性、意向性与对象性等10项差异,并认为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本质上是悟性主义,而西方本质上为理性主义。这3位学者的论述都提到了《周易》中有关“象”“意”的描述（潘文国,1997：369;刘宓庆,2006：487;连淑能,2010：288,296,314,316,319）,其中连淑能（2010：316~318）通过对《易经》和王弼的《周易•明象》中“象”“意”的分析,认为中国人注重直觉性、整体性和模糊性的象意思维,而西方则注重逻辑推理的实证性。然而,上述研究仅停留于对有关“象”“意”语句的解读,并未对“象”“意”进行具体深入的解析。本文认为,象意思维是汉民族的本原思维,赋予了汉语强烈的象意化特征。意由象生,由此衍生的象意思维和象意化特征均以象为根基,因此,象与象的离散性和块状性特征使得汉字在构形上呈现出明显的空间性思维特质。
蒙培元（1988：56~57）认为,象意思维是中国传统思维的重要特征之一,也是《周易》为中国传统文化奠定的基本思维模式之一,“是从具体形象符号中把握抽象意义的思维活动”;他还将“象”“意”与“言”结合起来,认为言和象是能指,意是所指。显然,蒙培元在此也是从哲学的角度进行分析,未从语言层面做进一步探讨。王树人（2004/2006/2007）以哲学为视角,通过对中国传统经传的解读提出象思维的观点,认为象思维是一种前语言、前逻辑的思维,是对中国传统思维本质内涵和基本特征的概括,具有动态整体性和非实体性的特征。王树人的这一观点触及了汉民族思维的本源,但也仅从哲学视角进行分析,鲜少结合汉字的表征。
基于以上观点,结合《周易•系辞》关于“象”“意”的阐释,本文提出汉民族的象意思维观,认为这一民族思维是形成汉字象意化特征的根本原因,汉字的象意化特征表现出明显的空间性思维特质。首先,本文通过对中国传统经学《周易》对“象”“意”的分析,试图对“象”进行分类,论证“象”与“象”间是否具有离散性、块状性的特征。然后,根据由“象”生“意”和“象”与“象”之间的离散性、块状性特征,论证“意”既具直观性和形象性、又具抽象性这一看似矛盾的表征。最后,通过对汉字六书构形进行分析,以期证实如下推测：汉字的象意化特征体现了汉民族的象意思维,是汉语空间性思维的重要表现。
一、汉语的空间性特质
王文斌（2013a：168~169,172）认为,汉民族长期浸润于“盈天地之间者唯万物”（《易经•序卦传》）的传统思维方式中,养成了“观物取象”的思维习惯。因此,汉语重物象,重表达事物的名词,如《尔雅》中对一些动词的释义常依赖于特定的名物来框定;又如汉语中量词的典型作用之一就是提供名词所指事物的形状、数量或其他的感知性特性,这一特征体现了汉语“俯瞰空间”的个性。汉语的空间性特质具体表现为汉语偏重于模拟空间中所显现的事物,以形象为主导,借助词语的块状性和离散性特征,整体展现为一种空间聚合关系,如汉语句子多以语义贯通,少用连接词和形态手段,表现出异于英语的非线性化特征（王文斌,2013b：34）。如例（1）所示：
例（1）他i十分信服老队长j,（j）吩咐他做什么,总是（j）话才出口,（i）抬腿就走。（申小龙,2008：241）
例（1）由4个小句组成,无连词连接,呈块状性疏离,只在第一句出现主语,后3个小句主语皆隐去,且二三小句的主语是隐而不现的“老队长j”,第四小句的主语是“他i”,空间上看似流散,语义实则连贯照应、圆润一体、表达完整。
二、象意思维：“象”和“意”
“象”“意”之说最早源于《系辞（上）》：“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变而通之以尽利,鼓之舞之以尽神’”（王弼,2012：244）。观物取象,立象尽意,将“象”“意”放在一起,为象意观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庄子》“得意而忘言”所体现的重意轻象思想对象意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魏晋时期玄学家王弼提出“得意忘象”亦表达了重意的思想,进一步阐析了言、象、意三者的关系,丰富发展了象意学说。南朝刘勰（1958：493）的《文心雕龙•神思》从美学角度把“象”“意”结合起来,提出意象概念：“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自此,意象成为文论的一个重要范畴,意象说由此趋于成熟。本文之所以采用“象意”这一表述,主要是想表明汉民族的思维是“象”在前、“意”在后。对“象”“意”的解读,虽各家有各言,但万变不离其宗,均是在《周易》的基础上,结合个人的理解和时代背景对“象”“意”进行阐释和发展。因此,本文仅以《周易•系辞》为基础分析“象”和“意”的关系,其他各家学说暂忽略不计,力图明晰二者的特征。
1．“象”的分类及特征
《系辞（下）》曰：“古者包曦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王弼,2012：247）。可见“象”主要通过“观”获得,最终达到“通神明之德”和“类万物之情”之“尽意”“尽神”的目的。为实现此目的,仅通过“观”所得之“象”是不够的,需要在“观之象”基础上层层递进,生出更多的“象”。具体可分为以下4类：
《系辞（上）》言：“见乃谓之象”（王弼,2012：243）。象首先是可见之象,如天、地、人及万物之象。这是象的最初含义,也是象最基本的含义。象是我们眼睛可观可视之象,世间万物都通过象昭显,充盈于天地。象是具体的,象又是一切,蕴含万物。这一可视具象基本都存在于人们的视野中,一旦上升到思维和想象层面或付诸具体的文字表达,就变成了可视超象、想象之象或象象之象。
象具有超越可视具象的整体性,称为可视超象。观物取象,虽是以观得之,却是观万物之象又超越其具象,是对客体去除了具体细节后的一种抽象描摹;不仅是对其可视之象的具体描述,而且是超出可视之象层面的象。《系辞（上）》曰：“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王弼,2012：238）。如汉字最初的象形文字“日”“田”“人”等,都是对具体物体外在形象的描摹,见象知义。再如我们常说的“现象”,为“显现之象”,有时也可称为“相”,如“面相”“站相”“吃相”等,不再指具体的某个可视的细节,而是超出了具体“面”“站”“吃”样状的可视之象,与具象保持关联,但又缺乏具体的细节性呈现,表现出整体上的模糊性特征。
《系辞（下）》云：“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王弼,2012：248）。因此,“象”还可理解为象形之象、描摹之象,是象的想象之象。如“花容月貌”,把一个女子的美丽容颜和“花”“月”两者的外在形态和感知联系,形成相通之象。再者,不可见之象也可通过外在之象实现相通,如“脉象”为中医用语,指人体脉搏跳动的快慢、深浅等情况,医者无法以眼观之,只能通过指尖感知脉搏的跳动,“脉象”一词以象喻象,言简意赅。类似的词汇还有“器象”“物象”“病象”“骨象”等。
《系辞（上）》言：“生生之谓易”（王弼,2012：237）。王树人、喻柏林（1998：40）指出：“所谓‘生生’,前一个‘生’说的是‘象的流动’,后一个‘生’则是‘象的转化’,即在‘象的流动’中‘转化’或‘生’出不同质的象”。象是生生不息、不断变易变化的,象与象之间可以叠加、组合、排列,重新组成新的象,汉字中的叠字“众”“森”“晶”等皆为简单的象与象的叠加铺排,而复杂的象象生象则表现在汉语松散的词语和句子中。如例（2）所示：
在例（2）中,“喝”是象,“水”是象,“喝水”又构成象,而整句中“边喝水”“边走进屋里”也是象,与“他”之象构成整句的意,表达“他”进屋的动作方式。
现实中,“可视具象”所占比例是极少的,大多是已超出具体细节的“可视超象”“想象之象”和“象象之象”,只保留了象的概括性和模糊性的性状内涵,但比“可视具象”具有更丰富的抽象涵义,如“喝水”“睡觉”“吃饭”等。象象之象的组合是比较松散的,以块状性呈现,具有流动性和丰富的层次性特征,是对前3个象进行的不同组合排列,从而构成了象在生成中流动转化、生生不息、蕴含万物。胡适（2011：69）说过：“‘易也者,象也’一句,真是一部《易经》的关键。一部《易经》,只是一个‘象’字”。由此可知以“象”解读《易经》的重要性。无论是具体的物象,还是抽象的意象、境象等,只有通过“象”,方可认识理解世间万象。通过前述分析可知,象的分类是在其可视的基础上层层递进不断生成的,形成了象是一切这一观念。象既是具体的可观之万物,也是抽象的可想、可感、可象之万物,为由象生意奠定了坚实基础。
由象的分类可知,象本身自成一体,可表达完整的概念,如基本的“可视之象”和“可视超象”。但在“想象之象”特别是“象象之象”中,象与象间按照一定的顺序排列组合,无需必要的连接,似连非连,整体呈现出块状性、离散性的特征,展现出丰富的空间性效果,在句子表征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如例（3）所示：
例（3）那一阵风起处,星月光辉之下,大吼了一声,忽地跳出一只吊睛白额虎来。（《水浒传》第四十三回）
在例（3）中,“风起”“星月光辉”“大吼”极大地调动了人的视听感官,生动地描绘了老虎出现的场景。整句话由4个小句构成,每个小句都是一个“象象之象”,由不同的象与象块组成。整句话也可理解为一个象,由4个象块构成,象与象间的连接松散,整句却自成一体,把老虎出现的场景描述得栩栩如生。
因此,象象生象,生生不息,造就了世间万象,积淀着丰富多彩的文化,传承了一代又一代的文明。正是由于其块状性、离散性特征,象既可自成一体,又可与象生象,使得汉语在象形文字的基础上发展出一条不同于印欧语系的语言生成体系,成就了璀璨的中华文明。
2．“意”的特征
“取象立意”“立象尽意”等说法鲜明地表达了“象”与“意”的关系,即通过视觉的“象”来表达抽象的“意”。王力在《古汉语字典》中对“书不尽言,言不尽意”之“意”解释为“意思”,而《说文》曰：“意,志也;从心,察言而知意也”。意本身由“音”和“心”组成,言为心声,可表达意思、意义、见解、意味、情意、情趣、感情、志向等义②(② 参见“国学大师”网站（http：//www.guoxuedashi.com）。)。因而,意是以象为载体并经过思维加工的语言外显,但即便加上“言”的帮助,仍很难达到“尽意”,故存在“言不尽意”“言外之意”“意在言外”之说。由象生意,意是在象的基础上生成的。基于象的“可视”“可想”“可象象”的生成机制及其块状性、离散性的特征,意形成了既具直观性和形象性、又具抽象性这一看似矛盾的特征。
意由象来,而象的本体是一个个可视之物,所以最初的意是由一个个可视之象罗列叠加而成的,如汉语的象形字（如日、月、田、休等）和上文所提的叠字（如众、森、晶、㸚、、㵘等）构成。随着象的内涵层层递进,意的含义也会随之变化。但无论象如何变化,都是由“具象生象,象再生象”而来,仍基本遵循着最初的象的罗列排叠生成机制。这一点既体现在汉语的字、词上,也体现于短语、句子和语篇上。如成语“风花雪月”,原是“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诗句的缩略,现直接用四季典型的自然特征并列铺排来指代四季的自然美景,直观性和形象性一目了然。
意由象罗列叠加而生,中间缺少必要的连接,因此象与象之间产生的空虚留白在生意时创造了丰富的联想空间,造成了意在直观、形象之外的抽象性特征。“风花雪月”仅仅是“风”“花”“雪”“月”四字（即四象）的堆砌,其间无任何连接,便可形成“春天有花,夏季有风,秋季有月,冬季有雪”之意,原句里的“百花”“凉风”之意消失,每个人看到此成语时所形成的具体的“春花”“夏风”“秋月”“冬雪”之象意也不同,甚至会产生用“风花雪月”描述四季美景而并不指代“春花”“夏风”“秋月”“冬雪”的情景。如例（4）所示：
例（4）大理的“风花雪月”从来不仅是自然风光,它与这里的生活水乳交融。最爱沿着环“海”公路,眺望苍山脚下的民居,清一色的白墙与青黛色的苍山泼就一幅水墨画。仔细看来,屋檐和墙面上有不少墙画,有的还写着字,既装点了白房子又不显得浓烈艳俗,这便是白族民居彩绘,它为大理的“风花雪月”涂上了一笔亮色。（方莹馨,2016）
意由象生,因此所有的意都同时具有形象和抽象的特征。随着生活中象使用频率的增加和历史的推进发展,象象生象,衍生出了更多的象。意随象动,象产生了新象,那么意也会产生新意。随着人们认知水平的提高,男女之间相亲约会常去一些环境优美的地方,或是秀美的自然风景,或是布置典雅的人工场景,这些场景或多或少会与“风”“花”“雪”“月”相关,“风花雪月”由此衍生出新的含义,表示“男女爱情或花天酒地的生活”。如例（5）所示：
例（5）海岩也承认：“写现在这样的书,总比纯文学的要低那么一点。”他多少有点鄙薄这种“风花雪月、儿女情长”（海岩自语）的东西。（小虹,2001）
正是因为象流动转化、不断变易的特性,才构成了丰富多彩的万千世界。具体到汉语,从其字、词、句的多义以及语篇“言不尽意”“言尽意深”现象都可探寻到象多变的本性及意抽象的丰富性。
综上,以象生意,意在象中,又在象外;意就是象,象就是意。因此,汉语表现出了极强的象意化特征。在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中,全诗除了表动作的动词“在”,其余部分全是“枯藤”“老树”“昏鸦”“西风”“瘦马”等物象的铺陈排列,其间无任何关联词,无缝连接,塑造了一种萧索、孤寂的整体境象,就像一幅中国水墨画一样,虚实相生、计白当黑,“具有鲜明的空间性特质”（王文斌、崔靓,2016：10）。
因此,意虽由象组成,却不是象意义的简单相加,在可视之象的基础上和象与象的缝隙间产生了更丰富的意,带有丰富的层次感和整体的模糊性,具有抽象化的特征。在此象意思维观照下的汉语发展出了一套与表音为主的印欧语系迥异的表意系统,呈现出鲜明的象意化特征。这一特征在汉语的汉字上表现得非常明显。
三、汉字的象意化特征
汉语中汉字的象意化特征首先体现于汉字的构形方式。汉字构形理论主要以东汉许慎《说文解字》所创“六书说”为主,清代乾隆时期戴震将其发展为“四体二用”学说,现当代学者陈梦家（1956）、唐兰（1981）、裘锡圭（2013）相继提出了“三书说”,王宁（2002）也提出了“汉字构形理论”。但迄今为止,没有任何学派像“六书说”那样被广泛接受,因此本文对汉字的构形分析仍采用主流的“六书说”原理。
具体而言,东汉时期有“六书”三家之说（陈五云,1995）,即郑众、班固和许慎分别对六书具体所指进行了不同的解读,笔者采用学界大多数人的说法,按照班固的顺序、许慎的名称依次进行分析。本文在许慎对六书定义的基础上,结合前人解释,对许慎“六书说”进行尝试性解读,通过分析每一书构形原理中体现的汉民族思维特征,发现汉字的六书切合象意思维层层递进、周流转化的模式,具体到思维层面上为由简到繁,具体到语言文字表达层面上则为由繁到简。
1．象形
许慎《说文•叙》曰：“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许慎,2013：23）。象形文字是对具体物体形状的大概描摹,随物体的外形弯转曲折成字的笔画,像一幅简笔画,见字即可知义,如象形文字中的日、月、山,鸟等,体现了最初和最明显的象意思维观。而大多数象形文字是在可视具象的基础上产生的可视超象,有形可象,方才有象形。
2．指事
“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见意,‘上’‘下’是也”（许慎,2013：23）。最初的象形文字只是对物的大概描摹,是可视超象,但随着人们认识的进一步加深及表达的需要,文字不再仅限于表达具体的物体,在表达一些外在形象特征不明显或较为抽象的词义时,通过在象形字的基础上加上指意符号（如刃、本、末、爻）或通过对象意的描摹（如一、二、三、四）实现达意的效果。这种指事文字看见即可辨识,仔细观察即可知其意,构形大多比较简单,表意为重点。班固（1962：1720）称这类文字为象事文字,皆为有事可象之故。
3．会意
“会意者,比类合谊（谊通义）,以见指㧑,‘武’‘信’是也”（许慎,2013：23）。面对一些更为复杂和抽象的词义,因无形可象、无事可象,会意字应运而生,即把两个或多个象象组合以“会比”“合谊”来构意。如“休”字,甲骨文字形为人的象形文字和木的象形文字的组合,象征人靠在树旁休息,类似的还有“从”（一人跟在另一人后面）、“宿”（房屋里一人躺在竹席上睡觉）等。班固（1962：1720）把这类文字称为象意文字,表明意可通过象与象的会比叠加组合来表达,依凭构件部分的意义联系,产生新的词义。
4. 形声
“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许慎,2013：23）。形声字,顾名思义,即以形旁和声旁相加而成,就是以所表事物类属或意义的形符结合另一音同或音近的部件组合而成。形声字是意符和音符的结合体,如“洋”,从水从羊,水为类属,羊为声旁,和“江”“河”造字规则相同;“齿”,从止声,下半部为牙齿的形符。形声字的出现晚于象形、指事和会意,突破了汉字表意的局限,同声音结合起来,发展出了造字的新途径,是一种较有优势的造字法,汉语中的大部分汉字都是由形声造字而来。班固（1962：1720）将这类文字称为象声文字,可见声音像具体的物象一样也是可象的,通过声象之象造字。
5．转注
“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许慎,2013：23）。转注即以现有之字的某部分“意”为部首建立一个意类,然后以此为“首”,如果原生字和新生字属于同一意类,则可在原生字基础上或从原生字析取一部首加上另一形符或声符构成与原字同意或近意的新字。《说文解字•后叙》也对此做出了解释：“其建首也,立一为耑。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同牵条属,共理相贯,据形系联,引而申之,以究万原”（刘庆俄,2004：87）。如“考”“老”属同一部首,并且二者可以互训,实为同意词。转注是在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字的基础上,为了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而产生的一种新的造字方式,增加了汉字的数量,提高了汉字的表达力。如“老”本就指老人,可表“年龄大”之意,以“老”为部首,造出了“耄”“耋”“耇”“耆”一系列表示老的转注字;“爹”“爸”是父的转注字;“衫”是“衣”的转注字;“狗”是“犬”的转注字。转注字是汉语中一义多字的表现。
6．假借
“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许慎,2013：23）。假借字指原本没有表示某一事物的字,根据读音借取音同或音近的字来寄托所要表达之意,字义上未必有关,只是发音相同或相近。如“孰”,原指“事物加热可食”之意,后假借为疑问代词,与原意毫无关系。再如“無”与“舞”通,甲骨文中为人手持舞具跳舞之形状,后借以表“有无之无”之意。假借也是在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字的基础上衍化而来的,是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结果,反映了人们认知和思维能力的提高,是汉语中一字多义现象的体现。
综上,汉字构形的“六书说”是在汉字产生以后对汉字构形原理的总结,为许慎对当时的小篆借以古文和籀文的字形对汉字构形原理进行的分析。从小篆到现在的简化汉字,其间历经多个朝代,汉字形体也发生了变化,因而“六书说”一直颇有争议,特别是其中的形声、转注和假借,众说纷纭。笔者认为,形声是汉字发展出声音属性的一个重要阶段,而转注和假借则是在前四书的基础上进行的,是由四类象以意为中心进行组合排列叠加而成,因而出现有些汉字“一字数书”或分类不清的现象。这是笔者的浅见,且本文讨论重点不在于此,不再赘述。但不论汉字如何发展,都是以意为中心,以最初的具象为基础,层层递进,叠加生成无穷之意。
汉民族的象意思维贯穿于汉字的六书,从最初的具象构成的象形文字一步步衍生递进到象事文字、象意文字、象声文字,完成了文字的最初构形——音、形、义的结合,是静态的汉字构形方式,而转注和假借的产生则是在前四书的基础上对四类象的不断融合,以构意为核心进行一定的组合排列而成,层层递进,生成无穷叠加排列组合,使汉字构形得以流转生息。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认知思维进一步深入,为适应汉字的书写方便的需要,汉字形体上越来越简化是必然趋势,如“車”“鳥”“貝”繁体字形的简化。简化后的汉字虽然在形体上脱离了最初的象,但仍代表体现汉字所造之初的象意,只是增强了其象征之意,抽象性更强了,如“貝”简化为“贝”,通过对“货”“贷”“贪”“贸”等字形的分析,即使不知道先民曾以贝类为货币,仍可对简化“贝”字有个“相当于货币或钱”的简单理解。汉字从最初对具体物象进行线条性描摹的象形文字发展到现今由笔画组成的简化汉字,书写上越来越简化,表意功能却并未因外在书写形式受到丝毫影响,体现了人类思维由简单到复杂、由具体到抽象发展的共同规律。汉字简化后的象意化特征进一步体现了文字的符号性特征,但其基本的理据性仍然存在。
结语
语言、文字因使用民族的不同而不同,负载着民族的特定思维。汉民族原初的象意思维模式使汉字虽经数千年演化发展,仍保留着其基本的象意化特征。在象意思维下,汉字可视为由部首、偏旁各象组成,象与象间按照一定的空间顺序排列组合（可参考汉字的上下、左右、包围等字形结构）,象与象间的组合呈块状性、离散性特征,但整体之象所达之意却不因象与象间的离散而疏散,恰恰因为象与象间的离散使达意的过程呈现出空间上丰富的层次性,而象与象间的空白使意在简约的象外产生了抽象含蓄的特征,这一点在汉语的句子中呈现得更明显。
“象意”一词对应英语的“image”。通过查询“image”的释义（《牛津词典》和《柯林斯词典》）③(③ 参见“有道词典”网站（http://cidian.youdao.com）。)发现,汉语“象”在翻译中大多被阐释为“impression”“picture”“copy”“appear”等,仅从对“象意”本身的分析可知,无论是汉语的“象意”,还是英语的“image”,均以象为基础,偏重象而达意。英语单词基本上是由前缀、词根和后缀的不同排列顺序组合而成的,王文斌（2001：123~138）归纳了英语构造新词的十种主要方法（创新词、派生词、融合词等）,继而又提出英语构词上的会意法,指出英语在从原生词阶段发展到派生词阶段后,其构词方法与汉语的会意构词法相似,“是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意符有目的地组合在一起,影射一个义”,如“aerolite”由“aero”（空中的）和“lite”（石头）两个词根合成,表示“陨石”之意（王文斌,2005：189~200）。王文斌（2005：199）认为“‘会意法’构词在世界各种语言中具有共通性”,如法语的“bonheure”由“bon”（好的）和“heure”（时光）构成,表示“愉快”之意。周有光（2011：13~14）也认为,“中国有‘六书’说,西洋有‘三书’说”“‘六书’和‘三书’都能说明许多种文字的结构,不是只能说明汉字的结构”“认为‘六书’是汉字所特有,是错误的。‘六书’和‘三书’都有普遍适用性”。周有光在书中还分析了水书的六书,比较了三大古典文字（两河流域的丁头字、埃及的圣书字和中国的汉字）的六书,并用六书理论分析了马亚文、彝文和东巴文。由此可见,在基本原生词的基础上,文字的再生机制是相似的,不同之处在于原生词的产生机制不同。英语作为表音文字,虽然最初可能也是通过对客观世界的图画性描摹以象其形生成,但在其历史演化的过程中,英语词汇与语义之间的理据性并没有像汉字那样可以通过字形知其意。自索绪尔以来,大多数人都认同词汇与语义之间是任意性关系,英语的再生词汇是以任意性原生词为基础不断生成的。汉语是现存文字中唯一保留了象形文字并一直在使用的表意文字,承载着汉民族的思维模式和中华文化的传承任务。汉民族的象意思维模式是汉语空间性思维特质的根源所在,正是象意思维下汉语的象意化特征使汉语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走出了一条不同于以表音为主的印欧语系的表意系统,并呈现出与西方语言不同的抽象性、象意化特征。
笔者认为,汉民族的象意思维是其本原思维,体现了汉字构形的根性思维。虽然汉字在数千年来的演化发展中因历史、人文等原因,某些字形构造上已发生变异,但以表意为中心的理据框架至今依然有迹可寻,旧的理据由于字形的变化或淡化或消失,但新的理据由此产生,汉字的形义关系得到回归并走向新的统一（王立军,2004）。因此,无论汉字怎么演变发展,其原初的“以象立意”的本原思维不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只是在书写上变得更加抽象化。汉字的象意化特征可为我们进一步研究汉语提供思路,如在象与象的流动转化中生成的各种象并没有体现出现代汉语所讨论的词类问题,在意的表达中,通过“立象”做到“达意”甚或“尽神”即可,无关乎词类。意由象生,意就是象。象的本象即为物象,具化到汉语上包含我们现在所认为的名词、动词、形容词等,正如朱德熙（1985）提到汉语中的词类兼类现象：汉语中最初产生的词是物象或象与象的叠加排列,最后所生成的意可能为名词、动词或形容词等,如“止”,同“趾”,原为象形文字,是脚的象形,后引申为“脚不动”“停止”之动词含义。沈家煊（2011/2012/2015/2016）提出了汉语词类中的“大名词观”,如果从本文的角度理解,这种观点可得以解释。但笔者认为,随着语言欧化现象的加剧,汉语特别是书面语的空间性特质会逐渐弱化,呈现出一定程度的时间性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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