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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卡夫卡的一朵玫瑰花

花匠小妙招
2024-12-03 01:24

我们都知道卡夫卡：1883年生，犹太人，《变形记》和《城堡》的作者，现代主义文学的先驱，发明了民用安全帽，表明他是多么缺乏安全感。我们熟悉他瘦削、不苟言笑、耳朵像精灵般挺起的肖像。在他的文字世界里，尽是甲虫、耗子、鼹鼠……甚至他本人的姓氏，“卡夫卡”，在捷克语中都是“寒鸦”的意思，而小说的主角，也都是无名土地测量员、上年纪的单身汉、饥饿而死的艺人……作为作家的卡夫卡似乎从与少女无缘——那“纯洁的、天真的、玻璃一样的”（廖一梅《玻璃爱人》）少女们。当代作家达尼埃尔·德马尔凯写的这一本《卡夫卡与少女们》，要从卡夫卡身上发掘什么样的浪漫与哀愁？

《卡夫卡与少女们》按译者管筱明的说法，可称作专题传记。德马尔凯手上的材料是卡夫卡的小说、日记、书信、照片和相关人员的笔记，他以充沛的理解和想象写出了卡夫卡一生与诸多少女的纠缠。卡夫卡书信在此之前已经作为模范情书广为流传，其中的卡夫卡常常是无比卑微且深情的，譬如他在1916年给菲莉斯的信中写道：“我现在就坐在你的阳台上，坐在桌子旁你坐过的一侧，仿佛这桌子两侧是天平的两个秤盘；在我们那些美好的晚间曾有过的平衡被打乱了；而我，孤零零地在一只秤盘里，仿佛在往下沉；往下沉，因为你在远方。”（引自《卡夫卡文集·第四卷：书简（增订版）》）俨然是一个悲伤的思念者。《致父亲》里对父亲毁掉了自己与人共同生活之能力的控诉也触目惊心。不过德马尔凯没有简单地信任这些一面之词，或者说，他结合少女们的故事，从卡夫卡的陈述中重现了他的生存困境以及客观上给收信人带来的波折。

书信仿佛是第一人称的小说，我们阅读它时总会很容易与叙述者产生共情，而忘记他在当时的社会中是怎样格格不入。德马尔凯勾勒出的卡夫卡外在形象或许可以放到互联网发达的今天来类比。为生计就职于保险公司就仿佛如今朝九晚五的国企或公务员，20世纪初的信件往来可转换成网恋。一个21世纪的卡夫卡会打字向另一个城市的女网友大肆抒情并频繁暗示少女发来自己的照片，完了还要对照片品头论足。而他一边说着想念一边又迟迟不敢见面，仿佛就是怕这个瘦弱的自己一旦“奔现”就会让这段感情立刻“见光死”。

自从1900年，卡夫卡在乡间与一个名叫泽尔玛的少女共度了一个清新夏季，初次领略了爱情的美好与忧伤之后，他一生的感情经历就几乎不出这一模式。首先总是因故离开故乡布拉格，在外地与少女偶遇并共度良日，而后总要回到自己的办公室里陷入漫长的“异地网恋”并抗拒见面，直到这段感情谈到婚姻，或者终于疏远。无论是同上文提到的菲莉斯，同菲莉斯的好友，“披毛皮坎肩”的格蕾特，同促使他写下《致父亲》的尤莉叶，还是同他后半生恋上的已婚译者密伦娜，都是如此。

可正如他一辈子无法离开布拉格，他也一辈子无法进入婚姻。正如常常因肺结核而休假疗养，但办公室永远在那里困住，他常常与少女们谈情说爱，但孤独永远在身体深处负隅顽抗。

他并非不想挣脱软弱和孤独。从给泽尔玛在树下读书那时开始，他就渴望少女和爱情。十几岁的“蜜糖”从来是他最爱，他甚至会下班后在街上闲逛，只为去看漂亮的姑娘，把她们的“褐黄色胸衣”或“长得周正的小耳朵的阴影”写进日记。可为何他却只愿看着蜜糖的照片害相思病？我们打开书简一查，满满写的都是“恐惧”。譬如性。当密伦娜想和他周末在格明登见面，他却担忧着共度一夜会涉及性的问题。担忧性，可能就是担忧丑陋自我的赤裸交合会毁了甜蜜的相处。这个恐惧清单还可以列很长：性，赤裸，疾病，瘦弱的身体，局限的工作，父亲的压力，被抛弃的危险……卡夫卡自己都称：“我的恐惧就是我的自我。”

敏感的恐惧使得他明明深情恋爱又不敢亲密接触，多次出尔反尔。事实上，如果你想看八卦，几乎整本书都是，统计一下本书，他大概有五次都来到了婚姻的门前，三次订了婚，其中单单与菲莉斯就订过两次，可婚房都看了却事到临头毁了约，和他自己写的“在法的门前”一样，终生未得进入。就好像，就好像他其实更愿意封闭自己。那最懂他的，唯一让他放心把日记交出去的密伦娜后来说，男女间可以作出的最大承诺，就是我们平时微笑着对孩子说的那句言浅意深的话：“我永远也不会把你扔下。”卡夫卡或许就是想做这个孩子，有一回他甚至在信里大胆地喊了“密伦娜妈妈”。在少女清香的怀里他才可以不思不想，丢弃面对现实世界的恐惧，如同已经死亡。可在现实面前，这样的幻想总要被打回原形，幻想中徘徊的结果只能是伤害另一方。

在空间距离不断缩短可人心的距离愈加疏远的当代，或许有更多人患上了卡夫卡这种病症，一种折磨彼此的、注定孤独的病症。《东邪西毒》里黄药师说：“我很想知道被人喜欢的感觉是怎样的，结果我伤害了很多人。”德马尔凯对此的结论是，卡夫卡是一切为了写作，与少女们谈情，也是为了从中汲取足以写作的生命力量。仿佛少女抽给他血液，他才能全都献给缪斯。就像卡夫卡的母亲得知卡夫卡与菲莉斯结合失败后，给菲莉斯母亲的信中写的那样：“也许他不适合结婚，因为他只想着创作。对他来说，写作才是生命的根本。”

可卡夫卡的写作会不会也是一种深层心理的反映？德马尔凯的写作实践了自己的前言：“把作家的面孔还给他，只留下他的孤独和秘密。”我们得以在作家标签之外把卡夫卡作为一个人来看待。这个犹太小孩从来体弱多病，依赖妹妹和挚友，同时非富非贵，虽然并不缺钱，可代价是苦苦的工作。或许对于这样一个卡夫卡，现实世界的真谛就像一座城堡，寻觅一生也得不到进入的要领，反而庞杂得让人畏惧，只有写作是实践生命力量的唯一途径。可以说，写作便是他的存在方式。文字成为一种战斗，由此，他得以束缚着生活。那对自己和少女的折磨，其实都是他与自己的鏖战，这战役甚至比与女孩交欢更重要。这一点作者的另一段评述似乎揭示了答案：“他重新发起进攻，没有让出一寸土地。他留心写作是否受到威胁，因为这是他的‘权利’，既然只有写作才能给他‘生存的权利’。这也是他‘使出全力保护自己’的原因。”这是只属于他自己的，伟大的进军。

1924年，他终于走到了这短暂人生的尽头。这生命的最后一站叫朵拉，仍是旅途中相识的十九岁少女。他终于离开了布拉格到了维也纳，这次仍然是疗养，但到死都没有再回去。朵拉始终陪伴着他，他终于如同一个小孩子，在少女怀里获得了安息。

在讲述卡夫卡最后的那几年时，作者提到一个小插曲，让我念念不忘。有一天卡夫卡在施泰格利茨的公园里散步，遇到一个小女孩在哭，原来她弄丢了自己的玩具娃娃。卡夫卡安抚说那个娃娃是动身旅行去了，还给他写了信。其后的几个星期卡夫卡就不断自己写信，假装是娃娃寄来的拿给女孩读。在最后一封里，他让娃娃嫁了人。他详细描写了娃娃的恋爱、订婚和与女孩的告别，让她忘记了失去娃娃的悲伤。

这个小故事让我很喜欢。卡夫卡一生都如此钟爱少女，又一生都在因自己的恐惧和矛盾而让少女遭受折磨，但人生中的这个微小时刻折射出他单纯的初衷，他是那样由衷地喜爱她们。所以少女们被伤害后都还是会和他来往。很难想象卡夫卡在“娃娃的信”里写订婚仪式、婚礼准备、婚房筹备……这些他本人的经历时他在想什么、他是什么感触。那是他也经历过的事情，可他从没有到达过那个故事的结局——婚姻，而且也不可能到达了。他只能在写作这个小小的忧伤的故事时，片刻地触及那朵可闻不可摘的玫瑰。

就如同是封面上被括在引号内的这一朵。

于是整本书都变成致卡夫卡的一朵玫瑰花了。卡夫卡从少女们那里贪婪地“吸血”，直到把玫瑰花的红色都吸去，直到它变成一朵葬礼用的白玫瑰，轻轻地放在自己的墓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