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读书会｜女性文学绕不过去的作家
3.8女神节
女性文学绕不过去的作家
女 性
读书会
张莉，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师范大学第五届最受研究生欢迎十佳教师。著有《中国现代女性写作的发生（1898-1925 ）》《小说风景》《持微火者》《远行人必有故事》等。主编《2019-2021 年中国女性文学作品选》《望云而行：2021 年短篇小说20 家》《带灯的人：2021 年中国散文20 家》《京味浮沉与北京文学的发展》《新女性写作专辑：美发生着变化》《人生有所思》等。获第八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理论评论奖，女性文学研究优秀成果奖，图书势力榜十大好书奖。中国作家协会散文委员会副主任，茅盾文学奖评委。
张洁：80年代女性文学绕不过去的作家
张莉
如果说四十年代中国女性写作代表了一种高度，那么八十年代以来的女性写作则是另一个黄金期。1980年代的女性文学被当时启蒙话语裹挟，也关注社会问题。1980年初，女作家想象的是“女性属于普通人性”，渴望成为“大写的人”，但很快会意识到这种想法其实是一种理想主义。她们，比如张洁会逐渐发现“普遍人性”里并不包括“女性”，所谓大写的人其实指的是男性。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当女性作家在慢慢地意识到性别的差异和女性艰难处境的时候，就开始出现更犀利更尖锐的女性写作，比如铁凝的《玫瑰门》、王安忆的《荒山之恋》《叔叔的故事》。1990年代，林白《一个人的战争》、陈染《私人生活》出现，用当时的批评话语说，这些作品是回视自我的身体，是“身体写作”“个人化写作”。
1980年代，当代女性文学批评话语生成。《世界文学》1981年第四期发表了朱虹的长文《美国当前的“妇女文学”》，大家逐渐开始讨论：什么是女性文学？今天回头看，女性文学领域批评和创作之间有明显的互动。经过不断的讨论，人们慢慢发现了什么是女性文学——女作家创作的、深具女性精神、发掘女性主体性的文学。当然，就像前面提到的，1980年代的女作家其实不太愿意认领“女性文学”这个概念，直到1990年一些作家才接受。张京媛主编的《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出版后，一些女作家也逐渐受到文学批评影响。
1978年，张洁以《从森林里来的孩子》受到文坛瞩目。在1980年代，很多人认为张洁的写作跟五四时期文学有一点相像，是五四启蒙写作潮流的一种复现。《爱，是不能忘记的》直到今天我们还会谈起，很重要的原因是，张洁在宏大叙事里发出了个人的声音、女性的声音——“爱，是不能忘记的”。当时说 “爱”已是石破天惊，更何况有 “欲”？所以她的 “爱”只能是柏拉图式的。新时期文学围绕张洁的作品《爱，是不能忘记的》有一些激烈的争论。批判在于，这部作品里的 “爱”是不道德的，因为小说里的男主人公是有家庭的，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其实是精神出轨。回到当时的历史语境，一个女性写这样的 “爱”，其实冒了很大的风险。由于这部作品，张洁受到的风言风语和压力可想而知，所以她后来多次说道： “我写的不是爱情，我写的是一种理想主义。”她还谈到，《爱，是不能忘记的》其实是她读了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那篇文章后写的读后感，同时她也多次说过，《爱，是不能忘记的》不是一篇爱情小说，张洁很怕别人对号入座。当时有一种看法，认为这篇小说写的是她自己，她背后有许多流言蜚语，甚至巴金都要来帮她辩解。
张洁的勇敢在于，当人们困惑于如何面对历史的创伤记忆时，张洁却发出了女性的声音。虽然当时不一定有人把它当作女性文学来解读（当时的批评家没有这样做），但是她发出了女性的声音、母亲的声音、女儿的声音，书写了一个母亲的故事，表现了一种理想主义，我们也能在其中找到关于个人生活和个人尊严的重要性。比如，小说中的女儿快30岁了，她说自己可能一辈子找不到合适的爱人了。母亲告诉她，即使一辈子不结婚，也不要凑合。你可以抱着期待，但不能让自己一定要嫁出去。实际上这恰恰显示了一个女作家的敏感。优秀艺术家是可以发时代先声的，张洁用《爱，是不能忘记的》发出了时代的先声，很显然，这个声音跨越了时代，也能代表我们这个时代的声音。
80年代，张洁还有一部著名小说叫《方舟》，写的是三个女人，离异的、婚姻并不完满的三个女性。在这样一部完全以女性为主角的小说里，她写了女性的真实生存，所遇到的种种困扰，实际上就是在不断地确认 “谁是我，我是谁”。1988年，中国最重要的女性文学代表作是铁凝的长篇小说《玫瑰门》，写的是女性的三代，书写了整个女性不为人知的历史，是当代女性文学另一个重要的标志性作品。
有意思的是，在当年，张洁在不同场合说过她不是女权主义作家。当年张抗抗也有一个重要的发言： “我首先是一个作家，其次才是一个女作家。”最近我读到王蒙当年给一本女性文学批评著作写的序言，讲到他1980年代跟女作家一起出国，外国记者问女作家关于性别意识或女性意识的问题，女作家一般都不正面回答，也否认自己是女作家或自己写的是女性文学。很多时候，在现实生活中，她们不愿意确认那个女性自我，而更愿意逃离那个女性自我，尤其是在1980年代初期，这是非常明显的一个事实。
在少年时代，我读了很多遍《爱，是不能忘记的》。张洁塑造了一代人的爱情观。而《方舟》又打破了爱的幻想，为我们展现了爱的泥潭，无爱婚姻的现实。我想说，张洁后来写无爱的婚姻、对爱情的不屑、对男人的批判，文风犀利，已经彻底离开了《爱，是不能忘记的》那种抒情的、唯美的、柏拉图式的东西。她甚至拒绝把《爱，是不能忘记的》收入文集，这也表明了她对《爱，是不能忘记的》的拒斥。但是，文学史就是这样吊诡，作家往往觉得自己的早期作品并不能代表其水平，而大众可能最喜欢的正是这些可能不成熟的早期作品。
如果你问我张洁作品的缺点，我想，她的一些作品受制于自己的情绪。伍尔夫评价《简·爱》的作者夏洛蒂·勃朗特的作品时，说会感到作者内心的怨怒之气。其实这是女性写作里常有的现象，女作家会以一种受害者的姿态，会以愤懑的态度来写作。我认为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也要说，张洁后来有意地控制了她的写作风格，也慢慢地修正了它。
今天我们讨论张洁，也不是说张洁所有的作品都好，作家作品的质量都参差不齐，每个人喜欢的风格也不一样。你看张洁后期的一些作品实验性特别强，但今天也不一定有多少读者，很可能是她实验性不强的作品拥有大量的读者。可是那又怎样呢，只要这种实验性对作家本人有意义就好，有时候作家也不一定非要为读者写作，也不一定要为哪个时代的读者写作。我想，张洁是为理想读者写作的作家。
张洁对整个中国女性文学发展的贡献在于她写了很多女性文学里程碑式的作品，抒情式的、现实主义的、史诗性的或家族史的作品。中国女性文学史1970年代后每个阶段都绕不开张洁。女性写作里很容易有爱情的幻象、两性关系的幻象，张洁不是。她写的都是真实的女性，那些看起来并不性感、并不好看，每天为琐事奔波的艰难生活的普通女性。她写《方舟》时，非常直接地让这些幻象破碎，作品上升到了人的自我存在。《方舟》里有一个引文 “你将格外地不幸，因为你是女人。”今天重新看《方舟》，依然会觉得很前卫，很难得。张洁的作品让读者看到了现实生活中，女性生存的坚硬真实。很多女作家不愿意触碰真实，而张洁是非常勇敢的，她会把梦完全解构、完全打碎，比如《无字》里书写父亲、丈夫的决绝刻薄。
作家有各种类型，作家的文学作品是由她的各种遭际造就的，有时候也是命运在拿着她的手写作。张洁的《无字》《知在》这些后期作品，我是很欣赏的。在早期作品大受欢迎之后，一个作家很可能会进入怠惰，会按这个方向走下去。但张洁在不同时期展现了多面的自己。一开始向往爱（《祖母绿》里还有 “无穷思爱”）、建构爱，到了《方舟》，她有了新的意识，开始解构爱的神话。早先，她写男性写得很理想、很浪漫，而从《方舟》开始，她写了很多猥琐、孱弱的男性形象。
从文学史来看，张洁这样孤绝的写作，大异于今天女性文学左顾右盼、察言观色的写作。她纯粹，不断跟自己较劲，那种披肝沥胆地把自己的心都要挖出来的愤懑、绝望都在她的作品里呈现出来，这让人敬佩。随着年龄的增长，再重读张洁，越能发现她的艰难，她的不易。这是不断地凝视爱的黑暗、人世深渊的写作，需要非凡的勇气。到了晚年，张洁也绝不宽恕、绝不妥协地和自我搏斗，十分难得。她肯定不是文学史上的 “惯例”作家。
张洁是改革开放后最早被世界文学接受的中国女作家，在德国、美国等都深受关注。美国记者采访张洁的时候，被划入中国女性文学，她的作品也被当作中国女性主义的代表。但张洁当时拒绝了女性主义和女性文学的说法，——文学接受史就是这样微妙，张洁不愿意接受，但到现在可能也无法摆脱当年读者就已经赋予她作品的那些认知。事实上，在我看来，张洁的确属于女性文学，从《爱，是不能忘记的》开始的作品大多可以纳入女性文学的范畴。
我一直认为，张洁是有中国主体的女性写作者，她并不遮掩身上的本土性，她也没有深受西方作家的影响而进行模仿写作，行文没有翻译腔。和阿特伍德、门罗相比，她的风格依然独特，她诚实、坦率、坦然表达了女性的决绝、独立，以及她们遭遇的种种困境。她立足本土经验，把对女性和女性处境的理解放置在两性关系里。比如她当年就很直接地写工作期间女性所遇到的性骚扰，女性在婚姻中所遇到的性暴力等等，这大概是中国作家里比较早涉及这个议题的。我想，八十年代外国读者阅读《方舟》时，也会看到当时中国人的生活，以及一个更丰富多样的当代中国。
80年代是女性文学发展的重要阶段。之后中国女性文学越来越繁荣。正如前面所说，1988年，铁凝出版的《玫瑰门》是当代文学史上无法绕开的作品，也是当代女性文学的巅峰之作。九十年代则出现了女性写作，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陈染的《私人生活》都成为了女性文学的代表作。我尤其难忘王安忆的《我爱比尔》。女主人公阿三一次次渴望融入这个时代的文化氛围，成为时代文化的一部分。当然，也很难忘记铁凝的《永远有多远》，女主人公白大省热情、简单、仁义而宽厚，渴望成为深得时代文化精神的“西单小六”，但总是不能如愿。作为艺术人物，阿三的幸运在于她最终没有被时代以及西方文化接纳，而白大省的魅力则在于她与整个时代风潮的格格不入和对仁义美德的守候——缓慢的反应、笨拙的转身以及空怀一腔热情使她成为这个时代的“特立独行”之人。阿三和白大省是文学史上两个令人难以忘怀的女性形象，经由这两个人物，作家王安忆和铁凝表达了她们的冷静思考，即，在时代潮流面前一个女人、一个人如何保持主体性与独立性。
从冰心的《两个家庭》、冯沅君的《隔绝》、凌叔华的《绣枕》、庐隐的《海滨故人》、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萧红的《呼兰河传》、张爱玲的《金锁记》，到宗璞的《红豆》、茹志鹃的《百合花》、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谌容的《人到中年》、铁凝《玫瑰门》、王安忆《长恨歌》、林白《一个人的战争》……当我们把百年女性作品连缀在一起，会发现这些女性作家固然书写的是女性生活，但同时也是对那种被时代潮流遗失生活的记取、是对女性精神和女性立场的重申。——那些沉默的、那些处于幽暗之地的种种最终能进入我们的公共生活、历史空间，是因为她们的倾听与书写，她们“让那些看不见的看见，让那些听不见的听见”。
选自张莉：《我看见无数的她：跟女孩儿们聊文学和电影的30个夜晚》，九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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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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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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