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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现场·新时代文学：如何讲述中国故事

花匠小妙招
2024-12-11 18:27

　　城市文学是中国故事的一部分，但相对于丰富成熟的乡土文学传统，我国城市文学的基础较为薄弱，在城市文学如何发展上，也存在一些争议与争鸣。1990年代以来，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推进，城市文学逐渐兴盛起来，到现在我国城市的人口、家庭数量都已远超乡村，我们熟悉的“乡土中国”已经转变为“城镇中国”或“城市中国”。但在不少作家笔下仍萦绕着乡土的“乡愁”，城市生活所带来的新经验、新节奏、新情感尚未得到充分表达，我们有理由相信，城市文学将会是未来中国故事的主体。　　汪政先生的《城市文学的叙事半径》对当代城市文学作了全方位的扫描，他从城市中的“家”这个原点开始，逐渐扩展到“街道、社区”，再扩展到飞地、边缘、县城等不断纳入的“新空间”，最后集中讨论了“地方感与城市的味道”、“城市更新”等更宏大的问题。他细致梳理了中国城市发展的进程，结合对诸多作品的细腻分析，由小到大，由点及面，由一个城市到“中国的城市”，为城市文学描绘出了一幅整体性的画面，并对新时代城市文学如何发展作出了深刻的分析与思考，其中有不少真知灼见值得我们细细咀嚼。汪政先生的分析既来自他对文学作品的阅读，也来自他的城市生活经验，相信随着更多作家对自身城市经验的反观与反思，我们在城市文学上也能走出一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李云雷

城市文学的叙事半径

□汪政

如果要谈到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变化的话，那么城市的现代化，以及经由乡镇企业发展到当下乡村振兴所带来的乡村城镇化，已经是历史化的标志性社会景观。这一社会景观不仅是经济的、政治的和文化的，同时也是文学的。如果简单化地将百年来中国现当代文学划分为乡土文学与城市文学的话，那么，大概没有哪个时段像近五十年来它们的消长这么明显。虽然中国依然是乡土文学大国，但是，城市文学的增长速度要远远高于乡土文学，并且逐渐取代后者的地位，不但慢慢完善了具有区别性的审美系统，而且对乡土文学也越来越具有艺术上的影响力。更重要的是，当下的城市文学已经成为一种方法，为人们认识城市、处理人与城市的关系、构建多样的城市生活，进而塑造富于未来气质的城市人格提供价值、立场、视角、途径与理念。可以说，中国的城市文学已经深度参与到中国的城市精神建构与社会建设之中，表现出强劲的文学实践力量。而对其日益拓展的叙事半径的丈量无疑可以观察到中国城市文学的变迁及其城市观念的变革。

家，城市空间的原点

几乎所有的文学叙事都离不开空间，而其空间叙事又是从家开始的。仅从这一点说，城市文学与乡土文学是共通的。家庭是社会最小同时也是最基本的社会组织。它不仅承载着生产力再生产，同时也是生产与生活资料生产的基本单位。通过血缘，它建立起了差序的、庞大的社会关系，从而担负起政治、经济、宗教等多种职能，尤其在文化上积累起思想、情感与生命的记忆，是维系大小社会稳定的“乡愁”的源泉。中国传统一直有“礼失而求诸野”的说法，这“野”就是乡土社会的小传统，而这小传统的核心其实就是家庭与家族。国家有更替，社会有兴衰，唯独家庭是不会消亡的。它不仅是社会记忆的出发点，也是社会重建的根本力量。说到底，至少在东亚，家庭一直是社会价值的生产者、革新者与传承者。也因为如此，文学才用家庭来构建叙事空间，演绎故事情节，刻画人物形象，抒发思想情感，观察社会风云。夸张一点说，一些作品虽然不是以家庭作为表现中心，但几乎没有哪部作品与家庭无涉。

家庭在变，与家庭变化相应的城市家庭叙事也在变。和中国传统家庭文学哪怕是现当代家庭文学相比，改革开放以来城市文学的家庭叙事发生了许多行进性的变化，国族叙事的传统已经非常微弱，代之而起的是与家庭原子化相对应的以核心家庭甚至是以碎片化家庭为主体的简单性叙事模式。事实上，在不断变革的社会，家庭与国家的关系已经与传统社会大不一样，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生产的高度社会化已经使得家庭的经济行为方式完全区别于传统的农业社会，而现代城市的社会治理模式也使得个人的地位不断上升，家庭的地位相对弱化，以家族为权力模式的传统自治差不多已经消失。所以，家庭与家族在当代除了家庭财产的分配、家族人际资源的共享外，主要还是血缘基础上的情感慰藉。加上生存成本尤其是生育成本、养育成本与教育成本的提高，以及独生子女和后独生子女时代以及社会的老龄化的到来，爱情、两性关系、婚姻与家庭的形态都在发生变化。这些变化首先发生在城市中，并被城市文学的家庭叙事捕捉到。毕飞宇有一组家庭系列的城市小说，反映了当下城市家庭的诸多样貌，也折射出城市人面对家庭要素时许多的困惑、无奈、尴尬与挣扎。对《睡觉》中被包养的小美来说，清纯的爱情已遥不可及，只能于回忆与游戏中怀想，而现实只剩下买卖与欺骗。《相爱的日子》中的两个大学毕业生其实并没有相爱，他们毕业即失业，只能在看上去到处是财富和机会的城市无望地寻找希望。作品以大量的篇幅去叙述两人的性爱，因为唯有性爱才能确证两个人的存在，除了身体与性，他们一无所有。《家事》讲述了中学生对家族关系的戏仿。虽然写的是孩子们的游戏，但升学的压力与生活的单一，独生子女的孤独，由独生子女这一生育状况带来的血缘关系的单一化趋势，以及由此导致的人际关系的松散、家族生活的简化、人情的冷漠等等，都在貌似轻喜剧的氛围中得到了揭示。《彩虹》关心的是儿童问题和老年问题。一边是孤独的老人，一边是孤独的孩子，在当下的城市家庭模式中，他们都是被抛弃、被忽视、被误读的群体，也是靠自身无力改变命运的弱势的一方。《大雨如注》关注的是教育，城市底层的父母却有着心比天高的子女教育理想，内卷的整体教育态势与父母期望的压力导致的必然是家庭教育的悲剧。而《虚拟》反映的则是日渐冷漠的家族关系。儿孙对临近生命终点的祖父没有一丝的怜爱，反而劝他放心地离去。而祖父对儿孙同样没有留恋，他眷恋的是自己其实已经失败的事业。显然，对当下城市的世态人情的观察表达的是作者对现代家庭的忧虑。

在城市文学的家庭叙事中，住房叙事需要特别提出来，因为房子不仅是城市人最物质也是最基本的空间，更因为城市文学的住房叙事直接反映了这几十年来中国的住房史，并由此承载了中国城市的经济史与城市人的生活史。蔡东的《日光照北斗》写了两个北方年轻女性在深圳的生活。她们虽然学习优秀，都是名牌大学的毕业生，但是在这座南方现代都市的生存却非常艰难。收入微薄，工作不好找，时刻面临被“优化”（失业）的风险。关键是没有房子。没有房子，那爱情、婚姻自然提不上日程，而攒钱买房目前只能是遥不可及的梦想，就她们的经济收入而言，连独租一套有阳光的房子都是奢望。为了让父母看到哪怕十几分钟的阳光，赵佳都得和伙伴临时换下租住屋。这样的生活当然不是赵佳她们想要的，更是她们不可理解的。赵佳刚来深圳租房时发现，“标价便宜的房间大都没有窗户，她颇震惊于这个事实，一座阳光充足的南方城市里居然隐藏着这么多开不了一扇窗的房间”。而这些不见阳光的小格子里住的就是赵佳这样的年轻打工者。

房子是城市人容身的空间，也是他们生活开始的地方，没有房子，家庭生活便无法启动。范小青的《五彩缤纷》叙述了一个荒唐的购房故事。主人公和老婆在城里打拼多年，终于攒下一笔首付，可以享受首套房的优惠政策。怀了孕的老婆坚持买了房再领证，而领证又需要户籍证明，户籍证明的前提是你在所在城市要有房。房子成了解决一切问题的前提。可当主人公到售房处时却被告知他已经购过房了，没法优惠。原来主人公遗失并声明作废了的身份证被他人冒用购房了。接下来是艰难的寻找购房人以及过户过程。而冒用主人公身份证购房的也是与他有着相似经历的人。好容易一切办妥又被告知，首套房的优惠政策不再执行……类似这样的房子的故事现实生活中不但屡见不鲜，而且还有比这荒唐的。土地财政、房产炒作畸形经济下必然滋生黑色产业链，至于游走在法律与政策边缘的人与故事更是不绝如缕。

房子在滕肖澜长篇小说《心居》中也是一条重要的叙事线索。书中原本是郊区农民的展翔是个吃了拆迁炒房红利的暴发户，凭借手上的房子，他可以投资，可以做公益，而书公子施源却沦落到限购后与购房人做假结婚的生意讨生活。施源的遭遇具有相当的代表性。不过在小说中他不是唯一倒霉的人，顾士宏儿子顾磊算一个，他楼下打工的外来夫妻也是；还有顾清俞的闺蜜李安妮因为丈夫一而再、再而三失去买房的机会愤而离婚；顾清俞的同事原先算是富人，但面对现在的高房价，手里那几百万又算个什么……“这种例子太多太多。道理谁都懂，要果断，要抓住机会。可买房子到底不是买小菜，一出一进就是全部家当。”“既想动，又不敢动，生怕楼市是第二个股市，高点进去，跌到爹妈家也不认识。”房子不仅是住的，更是财产，是投资产品，影响它的因素很多。对此，《心居》也有详尽的描写。同是上海的浦东与浦西不一样，即使再小的地方，同在浦东，白云公寓、万紫园和世纪尊邸也不一样，甚至同一具体的空间，也因人为的塑造产生时间的差别，比如万紫园，因为物业、文化设施、公交地铁、城市公园和政务中心等设计与建设就会产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不要说现实，就是变化中的规划设计也会影响对它的期待与评价，而这些预期与评价都会通过价格体现出来。这种住房商品化趋于极致以至资本化的情况是过去的城市文学很少描写到的。这是楼市房市，也是一个时代的城市史。

街道、社区，城市底层政治的风俗画

城市文学正在建构一种能够与现代社会具有响应性的结构，以表达与当下经验相匹配的新的审美理念与叙事伦理。这种新的理念与伦理是非史诗的，因为现在的城市已经远非前现代的行进方式，它们更理性、更日常、更细腻，也更人性化。其次，这些理念与伦理是下沉的，并且趋向城市边缘与城市个体。如果说传统的城市文学是对政治、对城市重大的核心事件更感兴趣的话，那么新的城市文学则更加关注日常生活，关注感性的经验。它不在中心，而在边缘，它在城市的神经末梢记录波动，在城市的微循环处收集样本。

城市人的家在小区，在弄堂，在街道，在小胡同。而这正成为许多城市文学开掘的空间，如王占黑的街道江湖系列，哲贵的信河街系列，何顿的黄泥街，王方晨的老实街等等。王松的《烟火》将故事放在老天津侯家后，“侯家后在北门外，紧靠南运河的南岸，是个老地界儿，有句老话，‘先有侯家后，后有天津卫’”，但《烟火》重点不在侯家后当年的风光，而是要表现它后来的平常，一个典型的市民社会。作品中的侯家后，从人口成份变迁上说，是一个平头百姓越来越多的地方。以蜡头胡同来说，住的都是手艺人，刨鸡毛掸子的、绱鞋的、打帘子的、做拔火罐的……这些平头百姓，有着自己相对固定的生活半径，寻找并养成了自己的谋生手段与生存技巧，他们结成了一个命运共同体，形成了知根知底的熟人社会，并在长期的生存中生成出相当强大的自满自足的，具有抵御、同化、包容与自我修复功能的文化机制。相对于各个时期的国家制度生活，它们看似弱小，实际上却相当顽强，因为它们包含了最基本的民众生活理想。王安忆的中篇小说《“文革”轶事》从女性的视角描写了上海弄堂的生活，如果男性的城市是大起大落变幻莫测的话，那女性的城市则相对稳定而绵长，这也是王安忆对城市的追问和预设。当然，这不是说女性的城市就没有更替与变化，而是说这是一种与男性城市迥然不同的另一种变化。它不是金戈铁马、沧海桑田、长歌浩叹，而是依稀恍惚的昨日旧梦，是若明若暗的雾里观花，是对月细思量的前世今生。岁月蹉跎，可女性的城市总是有迹可寻。《“文革”轶事》里的赵志国来到张家，感到震惊的就是这一点，街面上消失的老上海都藏在这里。旗袍、咖啡、香水、首饰、电影海报、老照片、旧杂志、点心小吃……《长恨歌》的叙述也是从弄堂开始的，王琦瑶就是上海弄堂里走出来的典型的上海小姐，她似乎被动地被上海所塑造、所接纳，自然而然地、按部就班地走着上海女性走过的或期望走过的路。而在这漫长的路上，她领略并保存着这城市的精华，她的存在是一个城市的存在，她时时提醒人们回望日益阑珊的旧时灯火。即使当王琦瑶飘零为一个街道护士时，她依然能复活人们怎么活下去的旧日的日常生活，告诉人们在这种生活中去领悟生命的意义与价值。

这样的空间实际上是家的拓展。因为家既可以通过这种血缘上的同心圆式的联系构成相应层级的物质空间组合，又可在更广义的层次上以邻里、乡村、社区、地方或城市，乃至广泛与松散的联系构成地理、文化或心理上的社会空间。在滕肖澜的《心居》中，就有许多这类引申意义上的“家”。比如展翔与冯晓琴在万紫园开办的名叫“不晚”的养老公寓，对许多老人来说，这就是他们家的延伸。如果用传统的乡村空间来比照，在城市，小区就如同村落，因为这是许多家的共同居住地。由于相同的地理与生活环境，会塑造出相近的生活方式与心理感受，更会因长期的进出交流而形成程度不同的小区共同体，从而使小区成为居民们共同的家。如同乡村自治一样，小区的治理也成为居民必须履行的义务同时也是他们的利益所在。看上去，小区治理是城市管理的现代课题，实际上这里面传承着的是中国传统村落与老城里弄邻里相处与自发治理的心理与理念，当然也会产生大致相当的矛盾，它是一种扩大了的“家政”。对此，作为业委会主任的顾士宏深有体会，如同清官难断家务事，小区也一样，家业是否兴旺，家政起着重要作用，小区的管理水平直接与各家的利益挂钩，这种利益既是日常生活的舒适感与幸福指数，又是经济的，因为它连着小区房价的涨跌。

这一点在范小青的长篇小说《桂香街》中得到了全面的展开。这是一部以现实生活为原型创作的、正面描绘中国城市社区的作品，也是第一次将社区管理者作为城市文学的主人公，林又红、陈菲、余老师、姜军……一个个社区工作者的形象跃然纸上，他们有的曾经怀着“伟大”的理想，有的曾经从事更加“光鲜”的职业，有的原先就不知道还有社区管理这个行当，有的虽然知道，却压根就看不起，但是，各种各样的原因，他们走到了一起。走到一起才知道，社区真的既普通又复杂。道路卫生、水电断堵、占道经营、食品安全……大到街道的文明创建，小到邻里纠纷，连哪家的煤气灶打不着火了都要你管。这就是中国的社区，考验着基层治理者的现代化水平。现实就是这样，随着城市建设的现代化和服务型社会的构建，社区治理的重要性越来越突显出来。社区就是一个大家庭，是城市人生活的村庄，容纳着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也聚集着许多无法用简单的对错去对待的矛盾。它是现代社会的基层，是社会神经的末梢，却决定着每个社会成员生活的质量和是否幸福的基本判断。范小青在深入采访后深有体会地说：“在这里，居委会就像是一个兜底的筐，里面盛满了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要协调利益。化解矛盾，排忧解难，居委会能不能把人的筐底兜住，直接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和和谐。”《桂香街》真的不是宏大叙事，却是中国城市底层政治的风俗画。

飞地、边缘、县城，不断纳入的新空间

空间的概念在讨论城市的地缘性、城市人口的构成与文化的多样性方面确实具有意义。人们对城市常常停留在感觉的一般性上，实际上，城市是多样的。只要深入到对城市内部的思考，我们对此就会不断有新的认识。城市有大有小，历史不同，地缘不同，它是人类为满足自身生存与发展的需要而创造的人工环境。这样的环境肯定会被功能所划分，如商业、金融、工业、行政，新区与老区等等。这些空间在城市中的地位是变化的，与它们在城市中的地位此消彼长的同时，是一些新的空间的生成，以及它们城市地位的获得与命名。

鲁敏的《六人晚餐》就给人们描写了被城市美学遗忘了好久的边缘地带，这个地带从城市地理来说是中间性的。过去的城市美学关注的城市地理是两极化的，要么是白领出入的城市中心，是资本、奢侈品集中的中央CBD，要么就是城市打工者和农民工聚集的城乡接合部。而鲁敏则将人们带到了被城市遗忘了的、熟悉而又陌生的老工业区。在过去，曾经是城市的中心，被顶礼膜拜，而今，它们正在沦陷。它们要么因为污染而被搬走，要么因为落后而遭淘汰，城市的扩张与资本的逐利将使这些土地成为崭新的商业区和高档小区。鲁敏在其即将消失的时候描绘了它们，她显然从十九世纪工业化时代的小说美学中得到过启示，却使用了象征与写实相结合的另一种描写系统。我们在小说中看到许多飘荡的碎片与符号，它们是化工厂的气味，是与工厂毗邻的筒子楼，是天上与地下盘根错节的管道，是关闭的厂门和布告栏中的招聘广告、神秘暧昧的小旅馆，随时随地的以爆炸、倒塌和燃烧为特征的安全事故……这些具有象征意味的符号鲜明、典型，意义丰富，它使人物和故事获得了阐释的坐标。小说反复写到了位于几个厂区中间的“十字街”。对它的描写鲁敏运用了多副笔墨，工写兼备。这是一个闹市区，与城乡接合部的幽暗不同，但也与中央CBD的繁华不同，它是俗气的、混乱的、杂色的、廉价的、肮脏的，是懒散的，又是冒险和充满欲望的。这就是《六人晚餐》中的人物生活的环境，是他们如鱼得水而又急切想离开的地方。混乱、矛盾、纠结，上升与下坠，不仅是十字街的气质，也是不得不将日常生活安于此中人物的日常生活和在这种生活中呈现出的精神世界与性格意义。

而王昕朋的《漂二代》中的十八里香则是一个新的空间，它是一个很有意味的文化群落。它原是北京郊区农村，随着城市的扩建，现在已经是北京市的一部分。由于原来处在城市的边缘，所以成为外来务工人员的聚集地，而外来务工人员的聚集大都缘于同乡的关系，比如十八里香基本上就是河南人，所以，这样的地方是亦城亦乡的，是城市中的乡村，是文化的飞地。王昕朋对十八里香的描写实际上涉及城市文化的许多现象和问题。古典的城市是从乡村发展起来的，一些乡村因为政治、文化、军事和宗教的原因而变成城市。而现代城市的形成与建设则更为多样化。相对于古典城市，现代城市的迅速发展产生了许多一时间难以消化的新问题。比如城市的发展及其功能的发挥需要大量的人口，这些人口是原先的城市一时间无法生产的，所以就要从农村进行各种方式、各种规模的“移民”。这自然会改变城市原先的人口结构与城市单一的文化性格。十八里香的人们一方面是“新北京人”，一方面仍旧是自己的老乡，他们说着方言，按自己家乡的习俗生活，延续着自己故乡的风俗与价值观。急速的城市发展、大规模外来人口的进入与大量的流动人口使得城市呈现出“杂色”，各种文化在此交流、碰撞、交汇和融合，使城市拥有了新鲜的活力和文化上的多样性。但是，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城市对待其人口的标准常常是多重的。像十八香这样的飞地与飞地中的人们，不可避免地要与他们的目的城市产生文化上的冲突，新市民还很难摆脱身份的尴尬。十八里香的人们一方面自在地保持着自己的文化性格，一方面又非常希望进入北京文化。他们对这个城市抱有难以言说的复杂感情，她是他们的希望与明天，又是给他们带来伤痛与歧视的地方。特别是身份认同是他们进入城市最大的障碍，也是他们融入城市与城市零距离生活必须要穿越的隔离带。不可否认，城市在这方面还没有作出有效的应对方案，包括制度设计。当城市需要发展，迫切需要大量的劳动力与消费人口时，城市鼓励外来人口，但是当外来人口要求享有同城待遇时，却遭遇到城市的拒绝，这可能是当代中国社会较为突出的不公平现象。许多外来人口还是农村户口，人却不在农村，离土不离户；身在城市，却不是城市人，在城不属城。这也是他们不自觉地以原籍聚集形成许多文化飞地的深层次原因。

在现代，城市可以被制造出来，比如深圳，比如雄安。而更多的是随着城市的扩张被纳入版图的郊区，更有随着城镇化进程和县改市而进入城市家族的原来的县城。县城是不是城市？在中国的城市等级区分中，县城处在怎样的位置？随着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县城的城市性状会越来越强，对它的文学叙述应该被看作城市文学的一部分。我们看到，许多作家在县城叙事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如上世纪九十年代河北“三驾马车”，江苏的罗望子、余一鸣也都曾经专注于此。刘醒龙的《黄冈秘卷》就是一部县城之书。中国的县城大都有着漫长的历史，有的可以上溯到周朝的分封与秦代的郡县制。《黄冈秘卷》之“秘”就在于它的大小历史。如果说大历史指的官方的正史，那么小历史指的就是民间的野史；如果说大历史侧重于重大的历史事件与国家重要力量与人物的故事，那么小历史则是作为大历史的补充，描述与记载的是地方的人物与事件，是大历史的余波、影响和尾声，是地方风俗的变迁，以及名不见经传的传说。《黄冈秘卷》可以说是黄冈的百科全书。刘醒龙将人的故事与地方的故事交织在一起，他以人来写地方，又以地方来写人。他将地方的沿革、地理的变迁、独具的风物与人物的命运相结合，将地方人文与人物的精神成长结合在一起。他挖掘的是地方的性格，地方的精神气质，地方的价值信仰。

如果说刘醒龙的《黄冈秘卷》偏重于县城的前世，那么颜歌的《平乐县志》则侧重于县城的今生。颜歌用十年时间创作“平乐县系列”，以《平乐县志》作结，完成了对县城当今社会生态的描写。在这个虚拟的川西县城，已经可以看到与一线城市一样的生活方式，城市化的浪潮对县城景观的改变，互联网经济更是将其无痕地融入到都市经济中。颜歌特别描写到小县城的政治。这是颜歌对中国县城认识非常深刻的地方。在中国，县城是独一份的政治枢纽，其重要性与实质性权重甚至比地市级的所谓三线城市都要厉害。而作品正是从这个县城不大不小的官场地震入手的。在中国城市的政治叙事中，县城是一个永远可以提供故事的空间。随着中国城市的扩容，这一叙事前景广阔。

地方感与城市的味道

我们的许多城市文学已经超越了一般的空间与地方书写，而是从人与城市的关系去表现一种“地方感”，从不同的角度为作品中的人物建立地方感。按照文化地理学家段义孚的描述性定义，地方感是一个人对地方自然风貌、历史传承、风土人情、生活方式、社会现实、生产劳动的理解，是一个人对一个地方生活的身心体验、真挚情感和价值认同，它是一个对自己从家庭到家乡社区，再到地方，然后是国家，最后是世界的不断扩大的范围中的自我定位，并形成相关与差异相交错同时也是可选择的责任与义务意识，包含了一个人对地方的认知、情感、理想、道德、义务与行为自觉。按这样的理解，传统的地方性知识与城市之“味”的书写都应该统摄到地方感这一概念上。

以冯骥才为例，他几乎专注于天津，从他的长篇小说《义和拳》，到中篇名篇《神鞭》，再到这部短篇小说集《俗世奇人》，一直到近年的长篇小说《艺术家们》，虽然视点变换，形制不一，但有一点是不变的，那就是天津，天津的文化，天津的前世今生。从文学地理学上说，冯骥才的作品几乎覆盖了天津的版图。大概是清雍正年间，天津基本形成并定型了它的城市格局，海河穿过老城，形成了它狭长的码头空间。这是天津城最显著的地理特征。开埠后，西方诸国沿着老城外海河的租界是天津城现代文明的标志，由此，天津发展为老城、码头、租界三大历史文化空间并置的格局。冯骥才的作品与天津这些历史文化空间吻合度很高。比如他的《俗世奇人》侧重的是天津的码头文化。天津的码头文化内涵丰富。码头是一个独特的空间，这里不仅是货物的运输与集散地，更是许多江湖帮派权力运作的地方。南来北往的人们，从事各行各业，一直到最底层的苦力“脚行”，都在这儿寻找生存的机会。而在诸多群体与文化类型中，“能人”是极其重要的一类，因为如果没有一技之长，或者没有独特的禀赋，是很难在这样艰苦而又充满竞争的环境中出人头地的。码头固然充满了残酷的竞争，但也为有才能的人提供了展示的舞台，并且在人与环境的关系中形成了具有独特蕴含的能人文化，使其成为码头文化中的重要版块，而且得到了在地民众的认同。《俗世奇人》的能人文化就是天津码头典型的地方感。

地方感有其历史性，它需要时间的沉淀。因为空间是有形的，更是无形的，空间可以是表象的，更应该进行深层次的开掘，这就是空间的多维“地层学”。比如另一位天津作家王松，他的《烟火》写的是天津百年平民史，所以更近于对历史地层的记录。历史地层的记录是无限的，它因记录者的兴趣和作品的题材、主题而具有选择性。对天津底层与平民阶层来说，生活的规矩、民风民俗可能更能体现地方性。比如生意经。城市与乡村的区别一是生产，一是交换。生产依赖自然的物候，而交换则全凭市场的法则。而天下的市场并没有一定之规，交换的规则实质上是因地因人而异的，所以才有经济学上的路径与路径依赖。正是这积累下来的生意经体现出一个地方对物性与人性的认识，体现出一个地方人的价值观与智慧，所以，生意总是与具体的人相连的。因此，生意经也是人道，其实也就是民风，而民风是最深沉的地方感。

在江苏作家中，叶兆言是地方感最强的作家，也是对南京地方感的风格化上做出杰出贡献的作家。他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创作，笔墨几乎没有离开过南京。为他带来最初声誉的就是《夜泊秦淮》，从状元镜到追月楼，再到半边营、十字泊，从南京的旧地名入手，打捞南京的历史和旧时代的日常生活，把这个城市骨子里的悲凉气写尽了。然后是《一九三七年的爱情》《刻骨铭心》《很久以来》《仪凤之门》，一直到新作《璩家花园》，可以说是反复渲染，不但形成了叶兆言南京书写的悲凉叙事，更是将南京的历史命运进行了美学化的晶化。从历史上说，自六朝士人南渡，这种悲凉气就在南京氤氲累积起来，并且不断加重。因为那次文人的大徙本来就是悲剧性的，古代几朝失败王朝的命运与结局也给这种城市气质注入了偏安、悲观、惊惧的情绪，然后是南明，是太平天国，是南京大屠杀，给这座城市反复以毁灭性的打击。至今，这依然是南京摆脱不了的情绪意象。叶兆言不但以虚构的作品，而且以大量散文，尤其是《南京传》这样的非虚构写作为南京塑型赋神。

中国的大城市几乎都有这样的地方感作家与地方感书写，北京从老舍开始，上海起码可以从茅盾、张爱玲开始，然后是周而复、王安忆、金宇澄，到更年轻的滕肖澜、小白、路内、薛舒等，已经构成了上海书写的清晰的传承。对西安来说则有贾平凹，《废都》《白夜》《土城》《高兴》《病相报告》《极花》《暂坐》等，这是贾平凹体量巨大的西安书写。与其他作家的城市书写不同，贾平凹对西安并没有一个清晰明确的概括，与其说他是在肯定性的建构，不如说他是在寻找性地试错。有没有西安文化与西安城市精神？对西安的文化解读的要义又在哪里？存在不存在“废都文化”？废都文化的内涵与外延到底是什么？将废都文化视为西安的文化特质妥当不妥当？有怎样的公认度与接受度？特别要研究的是贾平凹对废都的理解，必须去掉这个语词所积淀的情感色彩，去掉对它语词的认知惯性，不止于价值判断，而是理解为审美属性。我们可以在贾平凹的作品中看到他对西安不同的自我体认、文化分析与审美塑造完型，形成了丰富的情感体验与意象表达。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讨论西安有没有文化与审美的特质，及其作为城市美学存在的区别性特征与相对独立性，这才是一个城市成为独立的审美对象的关键，而这正是一个面对巨大历史体量与巨大现实变化的大都市，一个作家对其地方感的寻找、辨认、识读与表达。城市的地方感深沉因文学的书写而得以成为城市的标识，这是文学对城市的贡献。

城市更新：难题与希望

如果将近百年的中国城市文学的空间书写进行历时性的比对，可以发现，前三十年的空间几乎是静止不变的，作家们更多地是去追溯城市的旧日空间，这种对城市空间的态度与书写方式几乎延续到新时期文学，比如邓友梅、陈建功、刘心武等人的北京书写。这种态度与方式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发生变化，到了新世纪初渐渐成为主流，那就是对城市新空间的建构，但这个过程并不是很长。现在想起来可能作家们对城市空间建设的接受、思考特别是寻找到与之相应的文学表达方式还赶不上城市疯狂的发展，比如那些如雨后春笋一样冒起来的高楼大厦和密密麻麻的居民小区。事实上，新世纪以来的城市文学对这一城市空间的突变已经安之若素，他们似乎跳过了中国城市这一疯狂扩张期，直接思考作为已然存在的庞大的城市空间所带来的问题，这一空间内生活的人们的不同的空间需求以及作为城市病象之一的与住房等相关的“城市空间病”，尤其是这些新空间、连同城市原有的旧空间的城市总体问题。

对中国城市来说，这个问题过程来得有点迟，但又有点快。说迟，是因为中国的城市建设总体缓慢，很长时间处在停滞的状态，而改革开放特别是九十年代以后，又突然出现快速而无序的增长。说它快，是城市建设还在快速发展的时期，旧空间的潜在问题出现了，它与由于城市建设特别是住房建设的无序形成的新问题一同构成了中国城市空间的负面清单。一方面是疯狂的空间拓展，另一方面已有空间的不合理，两个方面一起构成了中国城市的空间困境。

也就是说，进入新世纪后，与中国大规模城市扩张同时的是越来越紧迫的城市更新需求。所谓城市更新，按辞典的说法就是将城市中已经不适应现代化城市社会生活的地区作必要的、有计划的改建活动。对于中国的绝大多数城市而言，现在面临的发展任务不是城市的扩张以及新空间的建设，而是城市更新。房产的泡沫化已经说明了这一点。中国的城市大多是前现代时期或工业化时期的产物，已经不适应现代化生活。亟待需要从中心城区开始对其空间形态和功能进行整治、改善、优化，从而实现房屋使用、市政设施、公共建筑配套等方面的全面完善，以达到在产业结构、环境品质、文化传承、市民生活等全方位的改造与提升。中国的城市本来就不适应现代化生活，快速建设时期的理念又比较落后，原有的城市空间就已经需要更新，而新建的空间因为经济发展转型和生活标准的提高也已经不适应，以至于八九十年代的住房就出现了更新问题。所以，中国的城市更新可以说老债未偿，新债又增。

首先进入城市更新的是一些老工业城市和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因为三线工业和能源而建的城市。随着能源的枯竭、产业的升级转型、布局转移与市场推动，这些城市都面临着功能转化与空间调整，比如东北许多工业城市。“铁西三剑客”的出现既是一个文学现象，更是一个城市文化现象，本质上就是城市更新的直接反应。现在，尽管双雪涛、班宇、郑执的写作范围与素材圈都在扩大，但其早期创作的大部分都是围绕着沈阳老工业区的。沈阳作为中国重工业城市的地位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就已经奠定了，直到国企改革之前，其庞大的工业体系可以说都是巍然屹立。但是，随着沿海城市的开放、市场经济的崛起和新型产业的兴起，特别是国企改革，像沈阳这样的传统工业城市面临着巨大的困难与挑战，转型不可避免，成本却非常高昂，从地方财政到产业工人，都必须做出牺牲，包括原先庞大的工业空间都面临着资本的转换与功能的转化，甚至拆迁。班宇等人的许多创作都是基于这样的背景并以此为素材。回忆的叙事视点，对照性的叙事结构是三剑客经常性的叙事模式，以往日老工业区的繁荣，具有传统产业特征的工业场景以及曾经骄傲的工人形象为对照，三剑客作品经常出现的是倒闭的工厂、死寂的车间和下岗的工人。像沈阳这样的传统工业或能源城市基本无法承担这种雪崩的产业转型，当然更无法顺利进行随之而来的城市更新，尽管顶层设计推出一个个诸如振兴东北的政策举措。所以，要么是到处生锈无人问津的老厂区，要么是人去楼空的“工人村”，要么是无序混乱的经济与生活景象，足疗店、廉价市场、假古董店……形成了畸形的城市生态与灰色地带，伴随的是色情、暴力、诈骗等等犯罪，成为城市安全的高危区。这些场景与其中的人们形象地再现了老工业城市现代化更新的前夜。

城市更新是复杂的现代城市建设，它的发生其实很晚近，大概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美国，接着是欧洲。也就是说，不管城市多么古老，直到那时，人们才自觉地认识到城市与现代生活的矛盾，也才开始对其进行科学的改造。中国有计划的城市更新还是近二十年的事，所以，此前常说的旧城改造与城市更新不是一回事，常常暴露出利益主导的无序甚至粗暴的一面。这就是城市文学经常写到的城市拆迁。如李承鹏的《李可乐抗拆记》、北村的《安慰书》、乔叶的《拆楼记》。这些作品聚焦当代中国非常普遍且利益与矛盾十分集中的征地拆迁。对这一特殊的领域，社会形成了两相对立的话语方式与价值表达。这些作品生动地将故事还原到拆迁建房过程本身，试图通过这一过程建构起完整的社会语义场。这一语义场由事件的起因、事件的发生与演变构成，由矛盾的产生与解决来推动，由参与事件的各方人物来呈现，最后归结到这一事件对社会的影响、对城市人性格的塑造，从而在征地拆迁与当下社会这两者之间形成阐释的循环。以乔叶的《拆楼记》为例，它细心地回避了由利益主导的价值话语，令人信服地展现了这一经济行为中各方在特殊情境中反应的必然性。作家徘徊在纪实与虚构之间，犹疑于小说内外，她既要努力再现拆迁征地的真实，又要有温度地刻画在此中无奈而又拼命挣扎的各色人等，还原他们在此中的心理与情感，于是不得不在真实的叙述与想象的细节，总体的场景与不可复述的人物语言、心理活动，文学性的叙述描写与史实性的文体引述、名词解释等等之间进行艰难的选择与配比。这些都为中国早期的城市更新留下了文学的证言。

显然，拆迁重建并不是城市更新的唯一方式。美国上世纪六十年代一开始的城市更新问题也出在这里，以至不得不按下暂停键。中国的教训可谓更多，最早可以追溯到上世纪五十年代北京的旧城改造，原因与当时还没有城市更新的科学理论有很大关系，可惜，这样的教训并没有被很好地吸取，以至在近几十年来的旧城改造与城市更新中再次重复。其实，城市更新既有再开发，更有整治改善，还有保护，尤其是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即使是再开发，也要与原先的城市相协调，尽量留住人们的城市记忆，有助于人们的地域与文化认同。梁晓声的长篇小说《人世间》中光之片的改造从正面书写了老城棚户区的拆迁新建过程。作品的主要叙述是这个老旧小区的历史以及生活于其中的世代人群，他们承继着这个城市的历史，有着已经成为传统的生活方式与人际关系，特别是与这样的生活方式与人际关系相匹配的价值观。当城市现代化的脚步逼迫老小区，尤其是城市现代化的生活无法在这样的小区实现，而小区成员因享受不到优质的物质生活设施与服务而有了认知与心理落差时，这样的改造便水到渠成。梁晓声没有回避矛盾，也没有回避利益冲突，但作品的基调是维护这个城市的传统，重申的是仁义的价值观。王方晨的《老实街》则从另一角度切入到城市更新的再开发。“老实街”上的人们曾有老实的传统，所谓“宽厚所里宽厚佬，老实街上老实人”，但随着叙事的展开，是与这一传统相龃龉的故事氛围。当一种传统价值已经变形，已经耗尽了它的资源并且无法再生时，新的价值与生活方式便会取代它。作品叙述的就是这种传统与现代的紧张关系，以及老实街无论从与现代城市功能不相适应的物质空间还是日渐解体的人际关系都不可维系下去的变化。不管是肯定抑或是否定，梁晓声和王方晨可以说是城市更新中再开发的柔性表达。

从现代城市更新观念看，整治改善与保护逐渐成为主流，这更考验城市管理者的生态思想与城市智慧。范小青的《家在古城》用纪实的手法，以苏州为案例全面地诠释了这一理念。全书分为“家在古城”“前世今生”“姑苏图卷”三部分，突出的是苏州的传统文化，将苏州古城的地理、历史、名胜、民居、文化、自然与人文生态进行了全方位的呈现，并通过现实的人与故事将这些丰富的内容活化。对苏州包括具有典型性的名人故居在内历史文化遗存的保护、修缮和利用进行了详尽的叙述。尤其是通过“平江路风貌保护和环境整治工程”、“山塘历史文化保护区保护性修复工程”等重点工程，苏州城外玉涵堂等大型建筑群的修缮与系统开发，老阊门、南浩街、西中市、观前街、盘门、葑门、东吴大学旧址，以及许多苏州传统工业老厂区保护性开发后的描述，传达了苏州城市更新的新理念，那就是在城市生态治理与全面现代化的前提下，以民生为基点，以传统文化的再生为目标，以留住城市记忆为文化归属，以融入现代生活、参与社会建设为保护的宗旨的综合举措，从而在苏州新城的建设之外为老城的更新提供了样版。这才是真正的城市更新。这部纪实性的作品标志着中国城市文学在城市更新叙事上的自觉与最新站位。

在城市更新世界潮流与国家战略的推动下，中国的城市更新文学必将出现更多样更成熟的作品，这一主题的创作是可持续的，因为城市更新是永远的。

责任编辑：吴佳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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