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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水年华丨王向荣：在北京林业大学园林学院学习工作的点滴回忆

花匠小妙招
2024-09-10 16:26

编者按

设计生涯，他师从名师，从未怠慢对设计的思考和对具有探索精神的设计的追求；

从教之路，他深耕实践，推动并完善课程体系建设，见证并助力风景园林学科的恢复、发展和壮大；

院长任期，他开拓创新，主导开展学科国际评估，创办北林国际花园建造节。

他是园林学院第三任院长——王向荣。

王向荣

北京林业大学园林学院教授，中国科协聘任风景园林规划与设计学首席科学传播专家，第四、五届中国风景园林学会副理事长，第五届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常务理事，自资部高层次科技创新人才工程（国土空间规划行业）国土景观创新团队首席专家，住建部科技委园林绿化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风景园林学会国土景观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园林》主编，《风景园林》创刊主编。

进入北林

1983年我大学毕业时，毕业生的就业还是按国家计划来分配，许多学生直到离校前一刻才知道在接下来的几天内应该去哪里报到工作。作为从兰州考入同济大学建筑系的学生，我会被分配回甘肃吗？又会从事怎样的工作？未来一切都不可知，能掌握自己命运的唯一选择就是读研。当时全国仅招收3名风景园林的硕士研究生，除了同济大学的陈从周先生招收1名外，北京林业大学孙筱祥先生招收2名，还是出国研究生，这对我非常有吸引力，于是我就报考了北林。当年考研是在3月份，所以大四的整个寒假我都在学校备考。1983年5月初，当我从毕业设计项目的现场返回同济时，收到了北林的研究生复试通知，但由于我的英语成绩未达到国家出国研究生的要求，如果最终被录取，也只能转为国内研究生。

北京林学院园林系园林规划设计专业研究生录取通知书

1983年5月中旬，我来到北林参加研究生复试，同时参加复试的学生还有胡洁。复试在孙筱祥先生家里进行，白日新先生也在场。我们复试分为两部分，首先做一个公园茶室的快速设计，至今我对当时的设计仍有印象，完成得应该还算比较好。但到后来的问题回答，我的表现却相当糟糕。现在只记得孙先生问过的2个问题，其一是什么是园林，我回答时看到孙先生一直在摇头，这让我更加紧张慌乱。另一个问题是让我谈一下对刚建成的由同济大学建筑系主任冯纪忠先生设计的方塔园的看法。孙先生曾参观过方塔园，有自己对方塔园的评判。而在同济大学建筑系接受本科教育的我，当时对北林一无所知，更不知孙先生如何看待方塔园，我的回答显然令孙先生失望。由于研究生复试表现非常不理想，所以回到同济后，我对读研已不再抱什么希望，安心做毕业设计，等着国家安排的毕业分配。直到毕业答辩结束后，我才收到了北林研究生的录取通知书，庆幸之余，我对研究生复试时的场景仍心有余悸，也对未来的研究生学习和生活充满了不安。

来到北林之初，我的确有很大的不适应。20世纪80年代初的中国与现在完全不同，那时信息闭塞、交流不畅，每个学校对专业的认识都有很大不同，教学体系和教学方式也有相当大的差别。在那时，北林和同济的区别，就如同孙先生设计的花港观鱼和冯先生设计的方塔园的差异一样大。

认清这种差异后，我也就能够坦然面对不断出现的困难，并逐渐感受到自己在求学中的幸运。在每个人的求学道路上，最珍贵和最重要的是遇上一所好学校和一些好老师。非常庆幸，我能在大学毕业后来到北林，在与同济完全不同的另一所学校接受不同的风景园林思想熏染和设计训练，同时也能结识来自完全不同圈子的风景园林学者和设计师，这让我在后来的成长中能更广地扩展视野、更全面地看待专业，特别是能够以更开放和更包容的态度来对待与自己不同的学术观点。

我认为自己在不同大学接受差异化的专业教育经历是一种财富，所以我一直赞同高等教育的多样性和独特性。今天，风景园林学科更复杂，涉及范围更广，风景园林的教育也更全面和综合，但是，由于信息和人员交流的广泛，再加上各种学科或专业评价评估标准的驱动，总体上看，与我求学的年代相比，各个学校之间的差异性明显减弱了，课程体系和教学方式表现出越来越普遍的相似性，这其实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

孙筱祥先生

1983年9月，我开始在孙筱祥教授的指导下读硕士研究生，同门同学还有胡洁。由于当时北林和同济的教学差异很大，所以我也选修了不少北林本科生的课程，包括孙敏贞先生的中国园林史、郦芷若先生的外国园林史、俞善福和吴涤新先生的园林花卉、张天麟和周道瑛先生的园林树木，还有林学院的树木生态学，也在白日新先生的指导下设计园林建筑，但主要还是聆听孙先生的教诲。

大学读书时我就时常听到孙筱祥教授的名字，我们实习曾参观了杭州的花港观鱼和杭州植物园，在设计这两座新中国的名园时，孙先生还只是30岁出头的年龄，但已是精通绘画、诗词、园艺和园林古建的才华横溢的园林设计师。这两个园林与其说是对中国园林的传承，不如说是对中国园林的创新，它们的出现改变了中国园林设计的方向，使中国园林从内向走向开敞、从建筑空间走向自然空间、从私密走向公共、从追求艺术走向追求艺术与科学的结合。

孙先生非常注重实践，尽管那时风景园林实践机会很少，但研究生期间，在他的指导下，我和胡洁还是设计了山东章丘的百脉泉公园，后来又设计了襄樊隆中的诸葛亮草庐景区。

1987年和孙先生、胡洁及清理现场的工人们一起在湖北襄樊考察隆中诸葛亮草庐设计场地

在我研究生复试时孙先生曾说，要“少夸夸其谈，重要的是把图画好，把设计做好”，这句话后来一直影响和鞭策着我。几十年来，无论工作学习多么繁忙、角色有怎样的转变，我从未敢怠慢对设计的思考和对具有探索精神的设计的追求，写写画画、勾画草图成为一种日常，这句话也是每年我送给新入学研究生必不可少的寄语。实际上孙先生一生都勤于动笔，画画、写字、做设计，笔从未离手。孙先生是新中国风景园林规划设计的开创者，也是北京林业大学风景园林规划设计的奠基人，他对待设计的态度深刻地影响了北林的教学理念和学术传统。设计类的课程一直是北林风景园林的核心课程，即使是博士研究生也没有停止设计的训练。北林的学生能持续获得国内外各种设计竞赛奖，北林的教师能频繁地参与国家的各类设计实践，并不断涌现出优秀的作品，北林能培养出国家众多的风景园林设计师，这些都依赖于孙先生奠定的基础和指引。

孙先生集风景园林师、教育家、园艺学家、画家、诗人于一身，博古通今，融贯中西，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作为他的研究生，我们是感受最深的人。可惜受时代所限，孙先生只招收了4名研究生，除了我和胡洁外，高我们一届的有两位师姐，苏怡和徐涟。我们每个星期至少一次去孙先生家里上课，在先生的书房中，听先生谈论各种学问，哲学、历史、诗词、书画、美学、地理、气象、风景、园林、建筑、园艺、规划、设计、生态、地形等，一聊就是几个小时，经常错过吃饭的时间。他的许多思想已经积淀在我们的内心深处，成为我们珍贵的财富。孙先生对我们这些学生极为严格，他常说人们都以为名师出高徒，其实不然，名师加严师才能出高徒。他要求我们必须具有“五条腿”走路的能力，要学习生态、诗词、绘画、园艺和建筑，还要融会贯通。

孙先生经常和我们谈起国际上的Landscape Architecture到底是怎样的学科，大学应该有怎样的课程体系，从业涉及哪些领域，以及学科的中文名称等问题。我们4名研究生的毕业论文选题各不相同，其中苏怡的论文研究的是：如何在江苏大丰规划一个麋鹿放养区，从英国引进原产于中国但已在中国消失百年的麋鹿，逐步放归大自然，在大丰建立麋鹿野生种群。即使在今天，这一课题也具有学科的前瞻性；但是在当年，风景园林的学科定位和研究领域还非常窄，学科认同也有限，在学校学术委员会讨论中，这篇论文就引起了比较大的争议，因为一些委员认为论文研究的内容已超出了风景园林学科涉及的范围。几十年来，无论在理论研究还是设计实践方面，孙先生的视野都远远超越了同时代人对风景园林学科的认识和理解，从20世纪50年代的花港观鱼公园到2000年后的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从《园林艺术及园林设计》到“生境、画境、意境”三境理论，从园林到“地球表层规划”，从 “人造环境必须充满大自然的生趣”到“城市环境绿色系统工程”等，孙先生一直站在学科发展的前沿。

我们入学时，孙先生的烟瘾很大，几乎是烟不离手，有时没烟了还会到烟灰缸里找烟蒂。但突然有一天，他却戒烟了，问原因，他说连戒烟都做不到，还能做到什么？有如此的毅力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孙先生在90多岁的高龄还能数次长途飞行到西双版纳，设计和指导西双版纳植物园的建设。

孙先生才华横溢、敢为人先，他是中国风景园林的一代宗师，是中国风景园林的一座高峰。

孟兆祯先生

学生时代，我一直想做一名设计师，那时画图、做设计是我的最爱，而当时在大学的实践机会并不多，建成作品就更难了，所以我很想去设计院工作。研究生毕业前夕，系主任郦芷若先生找到我，建议我留校任教。现在想来，非常感谢郦先生的厚爱。

1987年，孟兆祯先生（右三）、黄庆喜先生（右二）陪同哈佛大学教授Carl Steinitz参观风景园林系展览时做展览介绍

我留校后不久，由于各种原因，当时的园林系拆分成了风景园林系和园林系两个系（相当于现在的两个学院），我在风景园林系任教，孟兆祯先生是系主任。那时的风景园林系充满了不断探索、积极向上的气氛。孟先生经常组织各种活动，有讲座、书画展览、周末舞会等，还组织师生为新成立的风景园林系征集系徽设计方案，大家踊跃参加，最后我以象征园丁种植树木，传授农耕技艺的图形构成的“艺”字的甲骨文为原型设计的系徽入选了。这个徽章后来成为1992年底成立的园林学院的院徽，并一直沿用至今。

1988年为新成立的风景园林系设计和制作的系徽

我到北林最早见到的老师是孟兆祯先生和杨赉丽先生。当年来北林参加研究生复试时，同济大学李铮生老师让我给杨赉丽先生带一封信。杨先生曾在同济大学建筑系进修学习城市规划，所以和同济的老师们都非常熟悉。我到了北林后第一件事是去拜访孟先生和杨赉丽先生。当时正在热播电视纪录片《话说长江》，初夏傍晚的北京，家家都在看这部纪录片，主题曲飘荡在校园的家属区中。过了一些年后，这首曲子有了非常好的歌词，第一段歌词开始是“你从雪山走来……你向东海奔去”；第二段歌词开始是“你从远古走来……你向未来奔去”。两段歌词讲的就是中国这片神奇土地上的自然和在独特的自然中孕育的灿烂的、源远流长的文化。或许是因为自然和文化是风景园林要面对的两个最核心的问题，也或许是因为到了北林，我才开始深度地进入风景园林的学习、研究和实践，所以至今我都对那个初夏傍晚的情景记忆犹新，那首乐曲仍时常萦绕在耳边。

在风景园林系，孟先生开设园林艺术课程。上课时，孟先生在黑板上一幅接一幅地画着严谨准确的轴测图，以这些图示阐述中国园林设计的理论和方法，将我们带入深邃的中国园林文化中。听孟先生的课就是一种享受。

孟先生对教学要求非常严格。记得1990年，白日新先生因病要空缺一次课，我作为助教，临时替代白先生为1989级学生上一节风景园林设计初步课。为了这一节课，孟先生特意给我写了一封信，首先谈到了1989级这个班的状况和特点，再就是对我上课进行鼓励。我还记得我讲课的内容是图纸中各种粗细线条的运用。

孟先生也非常重视风景园林实践，他认为风景园林的核心内容是规划设计，在实践中孟先生从来都是自己趴在图纸上亲手做设计并画图。每到这时，我就能深深地感受到孟先生对风景园林的热爱。记得孟先生在完成北京奥林匹克公园中“林泉奥梦”的假山模型后，特意打电话叫我过去。看到这组假山模型后，我便情不自禁地陶醉在其中，尽管模型尺度有限，但大家都能感受到这组假山的跌宕起伏、延绵不断与一气呵成。后来，在这组假山建成后，我多次去现场参观，深深地被这一具有传统山水意境的假山作品打动，并为之折服。

孟先生能设计出如此精彩的假山，除了有很深厚的中国文化的造诣和对自然山水细致的观察和感悟外，还有就是探索出了假山设计的有效手段。由于假山玲珑剔透，变化多端，利用二维的图纸甚至计算机模拟都难以真实有效地进行设计和表达，孟先生探索出用泡沫塑料烫制假山模型的技术手段，非常方便直观。当然，在烫制过程中，必须有对自然山水的精准理解和把握，胸中有丘壑，并掌握好力度和火候。这一过程完全是艺术的创作。

孟先生的实践也影响着北京林业大学的风景园林教育。北京林业大学的风景园林教育一直主张教师和学生进行广泛的实践，所以北林培养的学生总体上看都具有一定的设计能力，许多非常出色的风景园林师都是在北林打下了扎实的设计基础。

孟先生具有很强的洞察力和点石成金的功力。无论是在教学研究中还是在生活上，往往在学生迷茫时，孟先生稍加点拨就会使人茅塞顿开。孟先生指导的学生能连续获得国际竞赛的大奖，都得益于他对设计题目敏锐的把握和对设计方向的精准指导。

孟先生对晚辈是非常关心和提携的,和学生们都有亲密的关系。每年元旦，学生们都会来到孟先生家相聚，师生团圆如同一家人。孟先生和杨先生都是提前好几天精心准备，每年的第一天都从这样的温馨时刻开始，作为他的学生是非常幸福的。

孟先生有深厚的文化底蕴，服饰用品都极其讲究，风度翩翩，是一个气场强大的人。但同时他又是一个特别平易近人的人，每有学生请教，必耐心解答。他和杨先生一起，给学生创造了非常多的学习机会，其中就包括我出国学习的机会。

出国留学

在孟先生的支持和推荐下，我在1990年获得了一个国家公派出国攻读博士学位的机会，可选择的国家有英国和德国，我从未学过德语，自然选择英国，但当年申请者众多，竞争非常激烈，选拔要考虑的标准之一就是国家对所学专业的急需程度。在那个年代，绝大多数人根本不知风景园林是什么，有何意义，我能入选已很不易，不可能按自己的愿望挑选留学国别，于是我被指派到德国学习。看到我对德国的风景园林一无所知，杨赉丽先生介绍我去拜访当时在住建部工作的杨雪芝处长。杨老师和我谈起了去德国考察的经历，并向我介绍了德国园艺师玛丽安妮·博伊谢特（Marianne Beuchert）女士，建议我到了德国后与她联系。博伊谢特女士曾先后7次访问中国，和中国的许多园林界前辈们都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当我到德国读书后不久就与博伊谢特女士联系，她立即给我寄来了她写的《中国园林》（Die Gärten Chinas）一书。若干年后我写过一篇文章——《我所了解的风景园林行业的八位杰出女性》，谈到了这段往事。

出国之前，风景园林系副主任梁伊任先生还特意设了家宴为我送行，孟先生和杨先生也都出席。孟先生对我提出在德国学习的建议，他谈起了访问法国的经历。在凡尔赛园林，孟先生曾询问当时的法国陪同人员有关凡尔赛园林中一些雕塑的含义，然而陪同回答不出来。孟先生鼓励我要更好地研究欧洲园林，研究园林风格产生的深层原因以及发展演变的历史，于是我也将博士论文选题定在研究欧洲园林的发展上。孟先生的建议非常关键，我发现世界上许多著名的风景园林师都有在欧洲学习或考察研究欧洲园林的经历，他们从欧洲的历史园林中汲取了非常多的设计养分。

留学期间我也频繁与孟先生和杨先生联系，汇报学习的情况，他们也一直在鼓励和指导我。那段时间的学习、考察、阅读和博士论文的写作，让我有了深深的欧洲历史园林的积淀和对现代设计的理解，这让我终身受益。出国之前，限于当时的条件，我对现代设计和欧洲风景园林发展的了解支离破碎。对知识的渴望驱使我不断去“看”，我如饥似渴地阅读和旅行。

在欧洲留学时画的速写

除了古典和现代的园林与景观外，因为个人兴趣的原因，我看了相当多的建筑。凡是在大学课本里读到过的建筑，如果有条件，我都会去。我还参观了众多的美术馆和博物馆，真正站在一幅幅名画的面前，我才发现过去在画册上所见的同一幅画完全是笔触走样、色彩失真和信息缺失。而我亲眼看到的欧洲园林，与我过去在国内所学、所读、所听到的也有巨大的差异。从园林到艺术、从建筑到景观、从城市到社会，几乎方方面面，我的所见与我曾经的所学都有很大的不同，这慢慢颠覆了我以往对风景园林和对设计的认知，帮助我不断进行反思，并深入判断和理解现代风景园林设计的价值取向。

作为设计师，最终的成就要靠作品说话；作为学者，最终的建树要靠著作说话；作为教师，最终的贡献要靠学生说话。因为一直有成为风景园林设计师、学者和教师的理想，所以看的越多，就越有创作、写作和教书的冲动，但在欧洲，这样的机会似乎不多，而在开始迅速城市化的中国，有着数不尽的风景园林实践项目，也有着研究不尽的领域，还有大量渴望学习风景园林的学生。中国为风景园林的发展提供了最好的舞台，于是获得博士学位后，我就迫不及待地回到了北林。

再回北林

我的博士导师J. H. von Reuß教授有一个景观设计事务所。我和他的初次见面是在卡塞尔大学，随后我们就步行来到他的设计事务所，教授给我介绍了正在进行的一个位于德国鲁尔区的项目。von Reuß教授每天都忙于教学和实践，我感到这也将是未来我的工作状况。孙先生、孟先生和von Reuß教授，我师从的3位导师都是非常杰出的风景园林师，受他们的影响，回国后至今，我就从未停止过实践，力求设计出有思考深度和密度的作品。随着社会的迅速变革，风景园林也在快速发展，作为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没有实践，根本不可能对风景园林有全面深刻的认识，更无法教导学生。

当然回到北林后，我最主要的角色还是教师，欧洲所学影响到我对风景园林的看法和在北林的教学方式。

2016年5月与风景园林专业硕士研究生讨论设计方案

在可能的条件之下，我对课程体系进行了调整与改革，特别是在本科生和研究生的设计课教学中，不断引入新的设计思想。我为研究生开设了西方近现代园林课程，这在当时并不容易，因为那时不仅国内，即使国外也少有这方面的系统资料。回国6年后我和林箐一起完成了《西方现代景观设计的理论与实践》一书，这本书到现在还在被学子们广泛使用。我也经常带学生去欧洲考察，在研究生的课程中增加了欧洲实习的内容，想必参加过欧洲实习的学生们都会有很大的收获。后来我又借鉴产生于欧洲的文化景观的概念，为研究生开设了建成环境史课程，我指导的研究生的论文选题也聚焦到区域和城市景观体系，从国土空间的尺度上来研究中国特有的土地利用方式及人文自然生态系统。

然而，回国后不久却遇到了学科发展的艰难时期。一方面国家迅速发展，风景园林的地位越来越高，也越来越重要；另一方面，风景园林学科的发展却历经坎坷和磨难，到了1999年，在中国经济和高等教育迅速发展的时期，风景园林学科却被取消了，归为城市规划（含风景园林规划与设计）。北林风景园林的本、硕、博招生都被取消，不得不以城市规划专业或学科的名义来培养风景园林方向的学生，造成了非常混乱的局面。那时关于风景园林的发展有非常激烈的争论，各种学科名称的出现也让许多人迷茫，风景园林学科的发展遇到了极大的困难。当时孟兆祯先生在不同场合，多次呼吁要恢复风景园林学科。2002年，他又和我谈到这件事，并让我起草了一份《关于要求恢复风景园林规划与设计学科的报告》的文件，孟先生在审阅和修改了这份报告后，又请吴良镛院士和周干峙院士审阅并提意见，两位院士都赞成报告的内容。后来这份报告通过北京林业大学研究生院递交到教育部，这份报告对后来学科的恢复起到了积极的作用。2006年，孟先生和杨先生与教育部主管部门领导相约，并派李雄教授和我去教育部向有关部门的负责人汇报，我们详细反映了风景园林人才培养的重要性及当时存在的严重问题。2007年，北京林业大学风景园林的本科教育得以恢复。孟先生常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风景园林学科的恢复、风景园林本科教育的恢复对风景园林教育的发展和壮大，对风景园林教育的规范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院长任期

我自2017年6月起担任园林学院院长，对我来说，院长一职并不算陌生，因为我回国后不久就担任了北林风景园林学科的负责人，参与学科规划和管理的工作。1999年开始，我担任学院主管研究生教育和科研工作的副院长，直到2017年担任院长时，我已担任了18年副院长了，对学院的状况、问题、发展目标和发展规划也有清晰的想法。在历届院长的领导下，园林学院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师资队伍建设、科学研究、国际交流、社会服务等方面都形成了良好的机制，我所做的大多是在这一良好的基础上不断进步。比如，牵头制定了《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园林专业）》和《高等学校风景园林本科指导性专业规范》，主持编写了《风景园林硕士指导性培养方案》和《风景园林学博士硕士核心课程指南》；风景园林、园林、园艺3个专业获批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城乡规划五年制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一次性通过高等教育城乡规划专业评估委员会专业评估；筹建亚洲风景园林院校联盟，并举办首届亚洲风景园林教育研讨会；引进包括国际风景园林师联合会（IFLA）原主席、哈佛大学设计学院原院长在内的4名国际学者担任讲席教授；面向“一带一路”国家招收硕士研究生；成立中国风景园林思想研究中心，以及举办各种丰富的学术活动。

在担任院长期间我主导的最有意义的事有2件，第一是学科国际评估，第二是创办了北林国际花园建造节。

学科国际评估的起因是每4年要做一次国内专业学位评估，但我认为北林风景园林学科按部就班地做国内评估，意义并不大。我们一直认为学校的风景园林学科是国内领先、国际知名，但这些都是自己说的，在国际上到底是什么位置，要由国际权威专业人士来评判，于是就策划了国际评估。前后准备了大半年时间，学院的领导们都参与其中，几乎所有老师都调动了起来，准备材料，翻译、布置展览、制作视频，当看到材料整理的初步成果后，我也对评估结果更具有信心。按要求国际评估一般5位评委就可以了，但既然大家准备得如此充分，而且成果分量也很饱满，为了使得评估的结果更具有说服力和权威性，我提议邀请9位国际评委，评委要覆盖风景园林发展最好的国家及最有影响的大学。受邀的IFLA主席，以及来自哈佛大学、谢菲尔德大学、东京大学等高校的9位评委，于2018年5月，通过3天时间，在北林对风景园林学科进行了全面的考察和评议。最后的结果还是令人满意的，这进一步鼓舞了大家的信心，也更好地树立了北林风景园林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影响力。

2018年5月在北京林业大学风景园林学科国际评估会上做学科整体介绍

第二件事就是举办国际花园建造节。国内外许多知名的建筑系都有各种建造节活动，一些国家也有花园节，我本人参展过法国肖蒙花园节和新加坡花园节，其中在肖蒙花园节建造的花园是在法国的园艺学校学生协助下搭建的。通过建造，学生们能更多地将课堂所学用于实践，并增加对材料、结构、构造和施工的了解。于是我希望北林能创办一个面向国际的花园建造节。我曾多次漫步校园，希望能找到一块合适的场地，在有限的经费下，建造一些尺度比较小的花园，周围环境能把花园支撑起来，形成整体良好的气氛，而花园的建造和展览又不影响学校正常的教学环境，最终选择了森工楼南侧的一块林地。为了使得花园节有一个中心，并能举办开闭幕式活动，邀请了清华大学的宋晔皓教授设计了一个名为“云在”的信息亭。还和浙江安吉竹境的董事长蔡卫先生一起商讨竹材作为花园建造材料的可行性。经过全院教师的共同努力，第一届花园节于2018年9月正式开幕。由于场地面积和经费的限制，只建造了15个花园，但效果却超出大家的预期。有了第一届花园节的经验，特别是大家对竹子的性能更加了解以后，2019年第二届花园节的建造效果更好，也受到了更多的关注。后来由于疫情的原因，校园封闭管理，在成都市公园建设管理局的支持下，花园节移师成都，到2022年在成都举办第五届了，希望很不容易创建的花园节能够不断地持续下去。

在2018年10月第一届北林国际花园建造节上与同学们交流

到了2021年7月，由于任期已满，我不再担任院长职务。作为院长的4年如弹指一挥，其中还有1年半是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再加上各种因素的制约，我上任时的不少设想最终没有机会实现，回想起来还是留下了许多遗憾。相信北林园林学院会在新的领导班子的带领和在各位老师的辛勤工作下不断前行进步。

作者：王向荣

责编：彭　腾　赵悦言

审核：李燕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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