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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插花：以花為媒，物我兩忘

花匠小妙招
2024-09-13 19:25

明人袁中道曾说，“花之生动而多致，此皆天地间一种慧黠之气所成。”的确，除了形色姿态之美外，花卉常令人有凝神净虑之感，这一点，多以文人领受最深刻。也许是这个原因，赏花、插花常被中国古代的文人雅士当做生活中一个寄情遣兴的雅事。

与文人画风一样，文人插花以朴素清雅为原则，不求工整与法度，不讲目的与价值，只是随兴所至，以花草为媒介，将胸中的灵慧及洒脱、飘逸的个性，应用于大自然的花草，构成插花的生活艺术。其作品往往以带书卷气，耐人寻味，能表现文心、诗情与意境为妙品。

文人插花在中国最早起源于五代，兴盛于唐宋。南宋时期，“烧香、点茶、挂画、插花”已经成了富贵人家举办筵席之前的必备事务。元代文人沉郁下僚，插花也成了他们隐居书斋中怡情养志的方式之一。到了明代，社会经济的发展，使插花这件“闲事”更成为文人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内容，甚至出现相关的“专著”，如张谦德《瓶花谱》、袁宏道《瓶史》、高濂《瓶花三说》等，对花的时令与搭配、瓶器的选择、插花的布置、赏花的环境与心态等都做了系统的论述。他们以文人品位与内涵来规范瓶花设计，将其中蕴含的美学提升至更高层次，瓶花也成为明代文人生活中的一道清雅风景。

在晚明画家陈洪绶的画面中，瓶花作为一种经常出现的元素，与石桌、木瘤椅、古琴、书卷、香炉等一起，展现一幅文人理想的生活图景。而瓶花，更是以其清新妩媚之态为古雅静谧的画面带来无限生意，颇具画龙点睛之效，亦让我们得以一窥晚明文人插花的优雅格调。

陈洪绶有一幅《玩菊图》，使人不禁联想到爱菊的陶渊明，画中人物持杖坐于木瘤结成的矮几上，与一块岩石上的瓶菊静静相对，石上仅置一觚形瓶而无其他摆设，瓶中的菊枝上有三朵盛开的白菊。觚为商代的酒器，高古造型的瓶器搭配高洁的菊花，除了木凳与岩石，背景空无一物，文士痴痴地凝视着菊花，沉浸其中，是袁宏道所谓真爱花之人。陈洪绶于此画营造了最高的赏花境界，描绘出赏花者的心灵空间。

【明】陈洪绶摘梅高士图

一般文人插花使用的花材，常会赋予花不同品质、特质与象征意义。同时，对花的形、色、质量、神韵、性格等都十分考究。大体而言，文人插花喜爱用有文化象征意义的花，如六朝以前文人爱兰花，取其“空谷幽兰”高洁芬芳之意；六朝时文人特重荷花，也许与当时佛教方兴的背景有关，同时荷花“清净不染”的特质也是其为文人青睐的重要原因；唐代则以牡丹为主，取其富贵繁华。宋代又以梅、莲、牡丹、杏、菊、水仙、兰、竹……为文人插花的素材，此种风格延至明代，仍以梅为主轴。现代文人式插花花材则以季节来分类，譬如春天用山茶、海棠、牡丹等，夏天以芍药、石榴、茉莉为主，秋天则用桂花、石竹、菊等，冬天则以品格高的腊梅、水仙、松、竹、金橘为插花材料。

与“作品”本身相比，文人着手插花时，更注重的是心境与过程。高濂《遵生八笺》中便说道，插花一事必须亲为，不能假童仆之手，因为插花之人的审美决定了瓶花的品位。至于瓶花摆放的环境，亦以朴实、雅致、简明、自然为佳，“明窗，净几，古鼎，宋砚，松涛，溪声，主人好事能诗，门僧解烹茶，蓟州人送酒，座客工画，花卉盛开，快心友临门，手抄艺花书，夜深炉鸣，妻妾校花故实”（袁宏道《瓶史》）。插花瓶器讲求简单古雅，多以瓶为主（古铜尤佳，陶瓶次之），忌金银华丽，以典稚、朴实、温润为要，忌刺眼粗俗、太大或太小、形色繁褥，以简明、实用、美观合乎自然本性为原则。每瓶通常花插仅二三枝，讲究意态，“不可太繁，亦不可太瘦，多不过二种三种，高低疏密，如画苑布置”，其中已融入中国古代文人画的基本精神，即对简率、古意、意趣的追求，表达了文人雅士的美学品鉴观。

总之，文人以文学诗词之心，观察自然、寓感万物、物我两忘时，以花草为媒介，以泄胸中文心诗意。这种抒怀传情的文人花，会将人带入一个清幽绝俗、高雅活脱、饶富情趣而又神思无穷的意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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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朵庆彦（汲云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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