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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细白瓷生产的最后辉煌

花匠小妙招
2024-09-14 19:10

发掘单位：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北京大学、复旦大学

项目负责人：刘岩

瓷器是水、火、土的结合，也是人类想象力与创造力的绝佳载体。中国瓷器的发明和发展，不仅方便了人们的生活，也带给人们美的享受。咱山西的霍州窑因明初曹昭撰写的《格古要论·古窑器论》记载而闻名，此次二度蝉联“山西重要考古发现”殊荣，也足以说明霍州窑在中国古代制瓷业发展进程中的重要性。

经过新一轮的考古发掘和研究，霍州窑在中国古代究竟创造出怎样的陶瓷文化，又在陶瓷发展史中发挥了怎样的重要作用？让我们走近“霍州窑”来一探究竟。

彰显山西古代瓷业重要地位　填补中国陶瓷发展史缺环

霍州窑位于临汾市霍州市白龙镇陈村汾河西岸台地边缘，自20世纪70年代发现以来，霍州窑一直没有开展过系统的考古工作。2021年，霍州市委、市政府启动了霍州窑总体保护规划编制工作，2022年至2023年，联合考古队对霍州窑开展了全面、系统的考古调查和勘探工作，霍州窑也迎来了她有史以来的首次科学考古发掘。

霍州窑窑址绝大部分已被村庄叠压覆盖，村内地形高低错落，地块零碎狭小，考古队采用最费劲的方法，以最小地块为单位，地毯式调查各类地块325处，调查面积达40万平方米，发现窑业堆积28处，窑炉12处，掌握了窑址分布状况，并以“散点式”方法发掘8个地点，共计发掘600平方米，“缀合”起了陈村窑业发展历史。相较2022年，2023年的考古工作既是对上一年工作的补充，同时也取得了新的收获。其一是将霍州窑的烧造历史提前到金早期或北宋晚期；其二是在明代时期的窑址遗存上清理揭露出了一套完整的明代窑业制烧遗存。

该项目负责人刘岩表示，霍州窑遗址中，已发现了金、元、明时期的作坊、窑炉、灰坑等制瓷遗迹，出土了大量瓷片和窑具，较为全面、立体地展现了霍州窑的瓷业历史和生产面貌。这是第一次从考古学地层上建立起了霍州窑的历史分期标尺，并根据出土器物，呈现了霍州窑不同时期的瓷业面貌和工艺技术特征。

从窑址布局，到出土瓷片的面貌、形制，发掘工作总是充满了“惊喜”。在这里，考古队员发现了从金代至清代时期的瓷器残片，它们的问世，极大丰富了北方地区瓷业面貌的多样性和技术传统的复杂性，以实物应印证了霍州窑在中国古代陶瓷发展史中的重要地位，尤其是元代霍州窑生产的细白瓷，填补了细白瓷发展史的缺环，是对中国陶瓷发展史的重大贡献。

金元至明清　时代考验下的霍州窑见证历史进程

随着霍州瓷窑址考古工作的深入，它也在中国古代瓷业发展史中留下了很多“标记”，它的延续性和发展性，以及在历史长河中留下的岁月印记，也充满了很多故事性和神秘感。宋金时期，它可以媲美定窑；元代时期，它成为北方地区唯一生产细白瓷的窑口；明代时期，它又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多元化发展；清代时期，当它同期发展的“小伙伴”们退出历史舞台时，它却依然存在。

●金代时期，揭露特征迥异的地域性窑业面貌

定窑，是中国北方白瓷的中心，为宋代六大窑系之一。据说在新中国成立前，古董商店里，经常可以见到一种器型小巧、制作精细的印花白瓷，由于它的胎色与印花纹饰与定窑有某些相似之处，所以曾经把它当作定窑。然而无论拿它的造型与胎釉特征还是纹饰风格来与定窑相比，都是不同的，那么它究竟是哪个窑的产品呢？山西霍县窑的发现，才解决了这个问题。

“霍州窑北宋后期开始烧造，金代达到成熟，以细白瓷为主流产品，产品大多胎体洁白坚致，釉层稀薄光亮，釉色洁净明快。过去很多人都觉得它模仿定窑，但在烧造工艺特征上，却有明显不同。”刘岩介绍，霍州窑采取了“擦涩圈”叠烧为主要装烧技术，而定窑采用的是芒口覆烧。此外，瓷器内的纹饰风格也呈现不同的面貌，如果说“大工业化”生产的定窑是“大家闺秀”，霍州窑则是作坊化生产的“小家碧玉”。

霍州窑瓷器里面的纹饰题材非常富有生活情趣，艺术风格活泼而灵动。在出土的残片中，可以看到有水波禽鸟、缠枝花卉、蝴蝶花卉、莲花童子及奔鹿、兔子等动物纹等，生活中的各种小美好，都可以戳印在盘子之内，而且还有一些“商标”，比如“郭窑瓷器”“廉家”“李一造”“郭七”及“闫大”等不同姓氏，表现出以作坊为单位的生产经济形态和强烈的商品生产意识。这样的纹饰很具有代表性，也说明在金代，在定窑貌似“一统天下”的消费形态中，山西霍州窑的细白瓷，也绽放着独属于自己的特色和美丽，并在商品市场里广为流通。

●元代时期，“一枝独秀”的霍州窑

厚积薄发，似乎是霍州窑传承中的最大特点。唐代时期，人们普遍采用邢窑烧制的瓷器，宋金时期的定窑成为大众首选，但是到了元代，则是霍州窑的高光时刻。在北方地区，白瓷窑场生产普遍衰落，霍州窑成为北方地区唯一生产细白瓷的窑场，也成就了北方地区继邢窑、定窑之后细白瓷生产的最后高峰，成为元代制瓷手工业的标志性代表。

从出土的元代时期瓷片来看，霍州窑有一项非常核心的“尖端”支烧技术，名为“五粒泥浆粘钉间隔”，这是中国古代陶瓷器物内底接触式支烧方法中，所留支烧痕迹最小的支烧方法，是北方地区北宋汝窑官式器物“芝麻钉支烧技术”传统的延续与创新。“小米粒般的支烧钉痕，是器体重量、产品美观、产量保障、燃料经济和支钉物理特性等五者之间巧妙的平衡的产物，是窑工的智慧结晶，也是霍州窑的重要贡献。”刘岩说。

有了核心技术和竞争力，霍州窑在市场上的销售渠道也非常广泛，民间、官方、宫廷都留下了它的身影，刘岩介绍：“元大都、元中都、哈剌和林古城以及内蒙集宁路和燕家梁等遗址均出土过霍州窑的细白瓷，这表明霍州窑产品已经销往高端市场，进入了宫廷消费阶层。”无论民间、官方还是宫廷，霍州窑是当时纯白色瓷器供应的唯一窑场。

●明代时期，深度参与社会文化塑造与传播

进入明代，景德镇瓷器迅速兴起，细白的高岭土造就了其天生丽质的先天优势，景德镇的青花瓷迅速占领南北方市场，但是对于更多的北方人士来说，本地窑口的瓷器依然是他们的首选。此时的霍州窑依然是白瓷的供应地，只不过它的销售更为细分，除了延续金元时期的细白瓷外，还生产粗白瓷，产品主要以日用器为主，受众除了有达官贵人之外，还有普通百姓，霍州窑的生产规模也逐渐丰富起来。

刘岩介绍，明代时期的霍州窑，生产的商品主要有三大类型，第一，就是供老百姓使用的实用件，比如碗、盘、高足杯、器盖、罐等，通常就是用白地褐花装饰，纹样题材多样，有简笔花卉、开光花鸟、人物、松竹纹等，绘画手法多为细线描绘，亦有粗线点染，艺术风格工笔与写意兼具，写实与意趣共存，呈现粗料细作的巧思。第二，就是用来祭祀的礼器。窑址中出土了印有“文庙祭盘”字样的白釉盘、粗白瓷豆、簠等祭祀用器，“祭祀体现的是人们的精神生活，‘文庙祭盘’就是文庙在祭孔时所使用的器具，体现了霍州窑瓷器制作的多面性。”第三，高端定制。在霍州窑中，出土了一件绘有五爪龙纹的细白瓷盘子残片，这是供给明代初年分封到山西的藩王所用的高档瓷器。刘岩表示，人们普遍认为皇亲贵胄用的瓷器多是在景德镇定制烧造，这件瓷盘就表示，山西当地窑口，也承担了高端定制的任务，霍州窑就是因其深厚的细白瓷生产技术积累，才有能力为山西地区明代初年藩王府烧制高档矾红彩五爪龙纹细白瓷产品。

霍州窑的传承，具有持续性，它的璀璨也绝对不是“昙花一现”，在出土器物中，还有一件印有顺治纪年的器物，这说明至少在清代初年，霍州窑依然还在生产。

遗址公园、文化景观　霍州窑留下的种种憧憬

在历史长河中，霍州窑在山西这片土地上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它或许也可以成为一种见证，深度见证了中国古代瓷业发展的脉络，更以其特殊的价值，成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伟大进程的鲜活物证。考古也是生动的，回望历史，照见未来，霍州窑的出现，既反映了山西瓷在昔日的地位，也为当下留下了丰富的手工业遗产。

刘岩说，以前的霍州窑，只是出现在文献中，说明它很重要，但是经过考古发掘后，不仅发现了其艺术价值，更难得的是其重要的历史价值。“霍州窑的发展与当时社会背景密切相关。金代山西地区社会稳定、经济繁荣、文化发达；元代社会全国一统，手工业异常活跃、交流频繁；明代时山西更是分藩建邦、拱卫中央的前沿地带。霍州窑在金元明等各时期特点鲜明的制瓷成就，对中国陶瓷发展史具有重要贡献，更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伟大进程的鲜活物质载体和生动诠释。”

霍州窑的发现，为山西留下了一处丰富的物质文化遗产，未来它或许可以成为古代手工业遗产景观，可以建设遗址公园，体现山西制瓷业的生产历史和面貌；此外，通过相关研究，也可以了解瓷业手工业生产进程中，对于当地环境、社会生活、组织结构等方面的影响。如何利用好、讲述好霍州窑的故事，是留给更多人全新的使命！

山西晚报记者　孙轶琼

1.霍州陈村窑址发掘区。

2.金代细白瓷水波禽鸟纹小盏。

3.元代细白瓷龙柄小杯。

4.明代白地褐花瓷器残片。

5.明代细白瓷五爪云龙纹碗残片。

6.明代粗白瓷白地褐花花卉纹碗。

7.清初顺治十三年纪年粗白瓷残件。

9版-16版图片由山西省考古研究院提供

(责编：刘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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