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传佛教和汉传佛教有什么不一样
藏传佛教在西藏地区的传播轨迹，可以分成前弘期和后弘期，两个时期的分野，便是吐蕃末代赞普朗达玛的灭佛事件。
在整个佛教前弘期，没有任何一个教派产生。朗达玛灭佛后，佛教后弘期的早期（上下两路弘传）也一样没有教派出现。
可是到了，公元十一世纪中叶，不过短短几十年间，数十个教派和分支，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卫藏地区。
这和很多人对于藏传教派的印象颇有差异，大多数人都认为藏传佛教只有四大教派（红、黄、白、花），最多再加上一个苯教。
但其实，在历史上，西藏地区曾经出现过很多教派传承。例如，希解派、觉囊派、觉域派、博东派、夏鲁派等等。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西藏的教派，如流星雨般地密集涌现呢？
首先，教派能够产生的内应，有赖于后弘期佛教的复兴。
经过了一百多年的努力，藏传佛教的思想体系再度成熟，我们今天看到的藏传佛教思想体系，大多都是在后弘期被重塑的。
正是有赖于这个基础，从十一世纪开始，卫藏地区涌现出了大量的高僧大德。
这些大德对于教法拥有独特的见解，在传法过程中，其思想被不断固化，形成了体系完备的思潮、流派，并进而演化为教派。
大师多、思潮多，这个时期教派大量涌现的内因，也是最重要的基础因素。
要知道，宗教团体是个具有独特性质的人类集群，相比于其他人类集群以利益为纽带，宗教团体凝结人的首先是思想。
因此，如果没有大师的思潮，就是再多的金钱和权势，也未得能形成一个完整的教派。
但说到这，就会有人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佛教前弘期和后弘期早期，没有出现教派，难道是因为没有大师吗？
当然不是，没有教派产生的这段岁月西藏一样是大师辈出。但之所以没有产生教派，是因为没有出现相应的社会性（政治性）需求。
为了更明晰的说明这个问题，我们来举一个例子。
我觉得很多事情，都可以用公司运作的方式来加以诠释。
如果藏传佛教是一个公司的话，那么它显然是一个中外合资的股份制公司。
来源于外国的高僧寂护、莲花生、摩诃衍等大师就是外来资本，他们带着自己的思想进入西藏，并和本土的巴·赛囊、贝央、娘·定埃增、贝吉云丹等大师合作，共同塑造了这个公司（藏传佛教）的雏形。
一般来说，新成立的公司，有两件事一定会发生。
第一件是所有人倾心协力跟外面的人干，抢地盘、抢市场。
等市场份额抢的差不多了，第二件事就是关上门自己人干一仗，聊聊股权份额。
如果两仗干过了，公司还没散架，那就离上市不远了。
佛教也一样，刚开始还别说分教派，您就是全心全力都差点没干过苯教，还是在吐蕃王权（赤松德赞）的扶持下才把苯教打跑了。就这种情况，还怎么分教派呀？
益西沃所处的时期，佛教经过了朗达玛灭佛，其惨状用哀鸿遍野来形容一点都不过分。
信仰坚贞的僧人，都只能躲在深山洞窟中各自修行。这时候，还谈得上教派这种事情吗？
这就像您托个盘子准备吃烙饼，结果灶还没烧热呢！总得把灶火先煽乎起来，才有后面的事儿不是？！
拉喇嘛·益西沃具备成立教派的所有条件，他本来就是古格王，主动放弃了王位投身弘法事业，因此，世俗权利对他来说不是问题；
其次，他是整个阿里地区的国家联盟的领袖，他所颁布的“兴佛大诏令”对所有国家都是最高指示；
在宗教界，拉喇嘛（神上师）的尊号便足以说明问题了。
成立一个佛教派系，对于益西沃来说就是件分分钟的事儿，但他依旧没有在古格成立一个教派，这只能说，当时依旧没有成立教派的必要。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藏传教派大量涌现呢？这就得从当时的社会环境说起了。
西藏自吐蕃王朝公元842年崩溃后，直到凉州会盟（公元1247年）后，蒙元势力进入。期间数百年，一直处于一种“小割据”时代。
所谓“小割据”有点类似于中原历史中，春秋战国时代中的春秋。我们都知道，到了战国时期其实就已经是“大割据”时期，就是“齐楚燕韩赵魏秦”这哥七个，其他的都没什么存在感。
但春秋时候不同，老大是周天子，在天子身边围绕着数十个小国家。 这些国家的体量都很小，拥地数十里便为诸侯。
可以想见，数量如此众多的小国之间，会有多少难以厘清的利益纠葛。
西藏当时的情况与此非常类似，各个贵族领主辖地不过如此。
如果这些小贵族的头上有一个中央政权，那么一旦出现纠纷自然由上级机构出面进行协调和管控。
可自从吐蕃王朝崩溃后，中央政权消失，领主各自为政，每个人的利益诉求只能通过拳头大小来决定。
因此，小领主需要对自己治下的属民，进行更为有效的划分。
我们经常说，每一个人的头上都贴着好多个标签。
如果是在大一统的王朝，是不是佛教信徒，已经可以很好地划分群体了。
但在割据时代，这种划分显然不够明晰，各个领主之间的属民都是教徒，如何来区别你是哪个领主的属下？
这时候，教派便成了最有效的，区别民众属性的标签了。
说到这里，熟悉佛教的朋友，可能会提出一个反诘。
你说因为小割据的社会现实，导致出现了大量的教派。那汉传佛教一直在大一统的状态下，不也出现了很多教派吗？
这确实是一个很好的问题，那么我们就来对比一下，汉传和藏传两种佛教教派的区别。
从教派的命名上，就能看出这两个佛教流派间巨大的区别。
汉传佛教教派是这样命名的，禅宗、律宗、三论宗、唯识宗、华严宗、净土宗。
从命名上就能看出，教派是以某部经典或某种修行方式为尊，以此来区分教众的认同与否。
但藏传却完全不同，它们的命名带着极其鲜明的地域属性。
萨迦派是在萨迦地方出现的、止贡派是在止贡地方出现的、帕竹派是在帕竹地方出现的、达隆派是在达隆地方出现的、雅桑派是在雅桑万户的辖区出现的、夏鲁派是在夏鲁万户的辖区出现的、觉囊派是在觉囊地方出现的。
当然了，凡事都有例外。
汉传佛教有天台宗，是以浙江天台山命名的，不过它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法华宗。
藏传佛教里宁玛派、噶当派和格鲁派并不是以地名命名。
藏传教派命名的地域性特点，不光我发现了，其教派内部的大师也并不讳言。
土观大师（土观·罗桑却吉尼玛，1737~1802，三世土观活佛）在其《宗教源流》一书中写道：“藏地宗派，所立名称，不同甚多，……或随地方命名，……然决少有如天竺宗派纯依见地而立派名的。”
藏传教派如此强烈的地域属性，究竟又是怎么形成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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