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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拉动的“欧洲文化”

花匠小妙招
2025-01-03 10:54

叶克飞

从历史到今天，欧洲一直处于“散装”状态。既然是“散装”，就意味着不同地区有着不同的历史和文化。但无论学术界还是社会领域，以文学、绘画和音乐为根基的“欧洲文化”，都是人们耳熟能详的概念。那么，这种始于“散装”却趋于和谐统一的“欧洲文化”，是如何诞生又如何深入人心的？

在《创造欧洲人：现代性的诞生与欧洲文化的形塑》中，英国学者奥兰多·费吉斯回答了这个问题。他选择三个人作为引线：俄国作家屠格涅夫、法国女高音保琳娜·维亚尔多和艺术评论家路易·维亚尔多，以他们串连当时的作家、艺术家和音乐家，勾勒欧洲这一文化共同体的形成。

一条铁路开启欧洲文化新时代

故事始于跨国铁路的修建。1846年6月13日，巴黎至布鲁塞尔铁路开通，大仲马和雨果等1500名旅客接受铁路公司邀请，搭上首航火车。这并非世界上第一条国际铁路，却意义重大，它连接了法国和低地国、英国与德语区，也因此开启欧洲文化的新时代。

作家、艺术家、歌剧团、乐队和演员成为铁路常客，他们穿梭各国，举办大量演奏会、艺术展览、读书会和沙龙，影响着人们的审美。铁路带来的跨国运输便利，也使量产的画作复制品、书籍和乐谱等印刷物流向国际市场。

在此之前，铁路的意义主要集中于经济领域。安特卫普和科隆之间的国际铁路就大大推动了国际贸易，来自莱茵河流经土地的货物，可以通过亚琛和列日被运往斯海尔德河畔的安特卫普港口，然后再从那里运到世界其他地方。

当然也有文化层面的自觉。安特卫普至科隆铁路开通时，安特卫普市长就在庆祝宴会上宣称：“我们的风俗、习惯、愿望和兴趣都是一样的。我们都有同样的商业冲动，都为对艺术和科学同样的热爱所鼓舞。”这里的“我们”指铁路沿途城市，可见国际铁路从诞生之初，便是构建共同体的渠道。

这种文化上的自觉，甚至会压倒政治层面的分歧。科隆属于普鲁士，但普鲁士国王并没有出席这条铁路的庆祝活动。这是因为普鲁士是保守的神圣联盟成员之一，国王腓特烈·威廉并不承认通过革命建立的比利时政权，还担心安特卫普和科隆之间的铁路可能会使莱茵兰地区脱离普鲁士。事实上，莱茵兰地区的资产阶级也确实羡慕比利时的自由，因此在铁路上投入大量资金，希望与比利时建立更紧密的贸易联系。“从一开始，这条铁路就削弱了国家边界，并通过更多的国际线路与欧洲连接。”

当意图维护旧秩序的“神圣同盟”遇上国际铁路，一个时代隐喻就此形成：铁路是工业进步和现代化的象征，它定义了“现代”，将马车乃至各种旧秩序打入“旧世界”。铁路给欧洲人的空间感和时间感带来了一场革命，广阔的新视野打开了，国家似乎缩小了规模，偏远的腹地被纳入了首都城市的轨道。

在当时的欧洲，不少掌握权力的人都反对铁路，因为他们恐惧人们的自由流动和与之而来的思想交流。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在1841年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书中设想了覆盖全德的铁路系统，他认为铁路是国家发展的动力，甚至早早提出“欧洲经济一体化”概念，认为铁路有潜力联合欧洲经济。

商品全球化在铁路诞生后得到飞速发展，新鲜的海洋渔获迅速抵达内陆城镇，地区性葡萄酒得享誉欧洲。在铁路出现之前的300年间，世界贸易量以每年不到1%的速度缓慢增长；但在1820年至1870年期间，世界贸易量以每年4.18%的速度激增。

出版业革命的到来

15世纪，古登堡金属活字印刷的发明，使西方世界得以摆脱教会的知识垄断。但此后两三个世纪内，除宗教类书籍、歌谣集和年鉴等有固定需求的出版物越来越廉价外，其他图书的价格仍未降到大众能随意买得起的程度。直到19世纪，铁路的诞生进一步推动了出版和媒体，促成廉价图书的出版革命。

19世纪初，一本书的主要生产过程仍是手工完成，价格因此昂贵。市场规模小带来的是连锁反应：资本有限的出版商会规避风险，不可能投资于一本书的长期出版，因为没有版权法，利润会迅速被盗版蚕食。所以出版商会选择降低印刷量，通过快速周转获利。也因为印量低，出版社反而会提高价格。

到了19世纪30年代，英、法、德三国的出版商开启了新商业战略，即通过增加印数来降低单位成本，使大众读者买得起新作品。“在1828年到1853年之间，英国的图书价格平均下降了40%，降幅最大的是新的大众读者市场的小说价格。”

出版业的这次革命是各种合力的结果：识字率的提高，必然提高对廉价书籍的需求；工业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让更多人可以将闲钱花在书上，对于年收入200英镑的英国中产家庭来说，每年花一两英镑购书没有压力；燃气照明的普及，让家庭的夜晚生活变得丰富，阅读成为重要娱乐；机械化进步使纸张成本在几十年间降了一半儿，蒸汽动力的印刷机使大规模印刷成为可能……

铁路是诸多合力中最后一个来到的，也让革命顺势发生，使出版商能够打入小城镇和农村地区。“文库”是当时出版商想出的新型营销手法，夏庞蒂埃第一个通过在巴黎火车站附近仓库储存书籍，用于分销邮购或电报订购图书的出版商。奥兰多·费吉斯称之为“19世纪的亚马逊”，“从1851年到19世纪70年代末，法国的书店数量翻了一番多，达到5000多家，主要分布在巴黎周围的铁路网上，东北部位于里尔附近，南部位于里昂周围，那里的铁路是最先进的”。

同时，“图书市场第一次成为真正的全球市场，到了1860年，有三分之一图书被销往欧洲之外，轮船把图书运输到加拿大法语区变得经济。在德语世界，莱比锡和柏林的出版商享受了类似的出口繁荣，这要归功于它们出色的铁路连接，在1845年至1855年期间，铁路使得图书的运输成本降低了75%。”

铁路让也让旅行成为潮流，屠格涅夫就是铁路旅行的热衷者。那个时代，旅行的最大吸引力是“文化”：游客们观赏艺术品，参观名胜和建筑，博物馆和美术馆都是重要行程。比如在英国的早期旅行中，奔宁山区的“勃朗特之乡”、华兹华斯的湖区、斯特拉特福的出生地，都是热门选择。当然，正是因为铁路，才能让游客前往这些地方。

“最好的时代”里群星闪耀

《创造欧洲人》里所描绘的时代并非没有动荡。国家之间的纷争，还有工业革命引发社会变革后衍生的各种社会矛盾，都带来了不安定因素。但也正是这个时代，欧洲哲学和文学空前繁荣。

从18世纪下半叶到19世纪，歌德、海涅、雨果、雪莱、拜伦、普希金、列夫·托尔斯泰、契诃夫、巴尔扎克、大仲马、莫泊桑、狄更斯、易卜生、福楼拜、果戈理、康德、黑格尔、叔本华、尼采、弗洛伊德……一连串名字交相辉映。这个“最好的时代”，在1914年一战爆发时宣告终结。

在1913年的最后一天，施尼茨勒和他的朋友们一起迎接新年，当1914年到来的时候，他们一起开球庆祝新一年的开始。他们没有想到，一个新世界随着1914年的新年钟声降临了。如果日后能选择，他们多半宁愿留在1913年，但当时他们浑然不觉。

这是《皇帝圆舞曲：从启蒙到日落的欧洲》一书的结尾，在之前的篇幅中，作者记录着那个昨日世界。工业革命带来的物质富足，科学进步带来的便利生活，市民社会形成的宽松氛围，文艺的勃兴，大型公共建筑带来的城市空间思维，还有渐进的和平时光，都让人沉浸其中。它充满希望，每个人都在憧憬世界的未来与自己的未来。

那也是欧洲名城的璀璨时光，巴黎就是最耀眼的那个。作为那个时代欧洲铁路的中心，巴黎被赋予了更多意义。瓦尔特·本雅明在《巴黎，19世纪的首都》中以“拱廊”（带有玻璃顶篷的商业步行街）为切入点，铺陈巴黎乃至欧洲的时代巨变。

拱廊不仅仅意味着从容豪华的商业和雷同的消费，还意味着人际关系的疏离，这也与铁路有关。本雅明写道：“人不得不使自己适应一个新的、陌生的环境。在大城市尤其如此……在汽车、火车、电车得到发展的十九世纪以前，人们是不能相视数十分钟，甚至数小时而不攀谈的’。”

本雅明认为，拱廊的出现首先是因为贸易，尤其是纺织服装业的繁荣，需要商贸中心承载交易，其次是因为钢铁作为人造建筑材料的使用，早期并未应用于住房，而是首先应用于拱廊、展馆和火车站等公共建筑中。在本雅明看来，拱廊是艺术与商业的结合。

1798年，第一届世博会在巴黎举办。世博会的最大特征，在于商品的使用价值退居幕后，展示价值成为关键。这种展示本身就是文化性的体现，虽然本雅明对拜物倾向持批判态度，但资本主义塑造的文化在那个时代确实成为风潮。

屠格涅夫构建的文艺网

在“欧洲文化”中，歌剧是个重要标签。1843年，屠格涅夫正是在圣彼得堡歌剧院见到了法国歌剧演员保琳娜·维亚尔多，就此追随对方四十年。这位俄国文学巨匠，早年曾在德国柏林大学求学。这让他与一般俄国人不同，正如他所言：“我纵身一跳，钻进‘德意志海’里，它一定能给我涤尘荡垢，使我新生，当我最后从海浪中游出来的时候，我毕竟变成了一个‘西欧主义者’，并且永远是‘西欧主义者’了。”

他迷恋的保琳娜，是那个璀璨时代的重要人物。这位西班牙裔女中音出生于巴黎，不但在舞台上光芒四射，也是沙龙中的红人。普法战争结束后，保琳娜一家于1871年返回巴黎居住，直至丈夫路易和挚友屠格涅夫相继去世。

屠格涅夫、保琳娜和路易堪称那个时代的铁三角，他们通过在文艺界、新闻界和出版界的人脉，宣传和引介诸位同行。屠格涅夫将福楼拜和左拉的作品推介到俄国，在西欧推广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保琳娜间接促成《卡门》的诞生；路易的鉴赏指南，定义了欧洲艺术的经典，推动各国博物馆的参观热潮……

屠格涅夫在西欧和俄国自由来去的人生，显然需要经济支持。在《猎人笔记》出版后，屠格涅夫就已成为出版界宠儿。在他身处的时代，欧洲的职业作家越来越多。《创造欧洲人》写道：“司各特是欧洲第一个用笔发财的人——他的历史传奇小说是国际畅销书。1818年时，司各特每年能从他的小说中获得1万英镑的惊人收入。”

与此同时，畅销书作家的话语权也越来越高，可以要求更高的费用或转投到其他出版商以寻求更好的条件。雨果就曾与出版商讨价还价，1832年，他的诗歌集《秋叶集》赚了6000法郎——这是1828年他的《颂诗和歌谣》所获稿酬的六倍。

职业作家的增多，让盗版成为市场之患，结果催生了版权法。版税制度也在19世纪50年代诞生，在随后几十年中逐渐取代固定稿酬制度。在这一时期，现实主义作品大行其道，这同样也是思想共识的体现。

值得一提的还有翻译的崛起，大量文学作品被翻译成其他语言。“每个人都在阅读其他人。屠格涅夫受到狄更斯和乔治·桑的影响；福楼拜受到巴尔扎克的影响；冯塔纳受到屠格涅夫和艾略特的影响；艾略特受到一系列作家的影响：歌德、巴尔扎克、狄更斯、乔治·桑和凯勒。”

“欧洲文化”和“欧洲人”

在《创造欧洲人》中，奥兰多·费吉斯试图将欧洲作为一个跨越国界的文化传递、翻译和交流的空间。他引用了英国政治家肯尼斯·克拉克的一句话：“文明中几乎所有的重大进步——19世纪欧洲文化的耀眼成就无疑是其中之一——都出现在国际主义最为盛行的时候，那时人员、思想和艺术创造可以在各国之间自由流动。”

屠格涅夫就是典型例子，他在“欧洲文明”中找到了自己的家，以“欧洲人”的身份生活，但也没有失去自己的国籍。埃德蒙·伯克的名言“在欧洲的任何地方，没有欧洲人会是完全的流亡者”，在他身上得以证实。

19世纪的人们谈及铁路时，总是聚焦于它如何清除障碍，是否会结束仇恨与分裂。这显然是一种理想主义，马克·吐温就在1869年的《傻子出国记》中这样写道：“旅行是对偏见、偏执和狭隘的致命一击。”

毫无疑问，这种理想主义成为“欧洲文化”的极大助力，精英阶层对此的感受尤其强烈和深刻。但“一个统一的欧洲”作为梦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烟消云散，只留下《皇帝圆舞曲》怀念的旧日世界。《创造欧洲人》中那三位穿针引线的人物，在一战爆发前都已逝去，这或许是一种幸运。至于欧洲，它还需要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摧残，然后以申根协定、欧盟成立等一系列举措重拾梦想，直至今天仍在努力的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