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彦是我认识多年的好姐姐。她是一个诗人,散文家,此外,对民俗研究颇深,为人古道热肠,耿直豪爽,后边这个词形容一个女性似乎不怎么礼貌,但我的确找不到更合适的词了。《暴雨》是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这部小说不到 20 万字,她写了六年,可想而知她为这部小说费了多少心神。就我个人阅读感受而言,这本小说有着浓郁的自传色彩,至于自传比例有多少,我并没有向姐姐求证。保持这点神秘感,对我来说,更利于文本阅读与评析。
自传色彩的小说不好写,太实不好,太虚也不好。最佳状态是抽离经验,重构血肉。这方面海明威是高手。他的《永别了,武器》、《太阳照常升起》等都带有浓郁的自传色彩。《巴黎评论》曾问海明威:“你能不能谈谈把真实生活中的一个人变成一个虚构人物的过程?”海明威回答:“如果我解释了我是怎么干的,那会成为诽谤罪律师的一本手册。”很遗憾海明威没有写这本“手册”,但从这里边我们得到了一个重要的信息——诽谤。诽谤就是诋毁,是栽赃,是陷害,狗吃的都是你吃的。换句话说,小说人物和原型人物之间,形远神似即可。说起来简单,写起来难呐。于是,海明威留给后世了一个重要的创作方法——“冰山理论”。他说,从现实中通过虚构创造出来的东西,是一种全新的事物,比任何东西都真实和鲜活,作家要让它活起来,如果写得足够好就会不朽。
莫言在日本京都大学的演讲《作家一辈子干的一件事》里说:“作家一辈子其实只能干一件事:把自己的血肉,连同自己的灵魂,转移到作品中去。一个作家一辈子可能写出几十本书,可能塑造几百个人物,但是这几百本书只不过是一本书的种种翻版,几百个人物只不过是一个人物的种种化身。这几百本书合成的一本书就是作家的自传,这几百个人物合成一个人就是作家自我。”
作家一辈子都在写自己,无论他塑造多少人物,都是自我的一个剖面。这是复杂的人性决定的。小说远远没有生活精彩,只不过生活多了一些无聊成分,不如小说节奏紧凑罢了。虚构的人物都在解剖自我,自传色彩浓郁的小说更是如此。崔彦在完成这部小说的时候,显然顾虑到了小说对原型的映射,写得有点过于拘束了。不过,对作家而言,能完成一部长篇小说是不容易的。长篇小说不好写,容易写歪,完成即是成功。祝贺崔彦姐姐对自己的突破,虽然这个祝贺有点太晚了。
这篇文章我拟定的名字叫做:一个痴情女的呢喃。这与我最早为其诗集《梧桐花儿开》写的评论《千丝万缕总是情》有点类似。就如我在文章里提到的:情感是崔彦文字的重要标识。碎语就此打住,一起来读这本《暴雨》吧。
人崔彦写了一部小说——《暴雨》,讲述了一个叫做肖雁的女作家长达20年的感情纠葛,并以第一人称记录了西安这座城市的沧桑变化。这让我眼前一亮。陕西文学素以乡土文学著称,虽然在新时期乡土文学已经有了新的含义,但是,更多的陕西作家仍然把视角聚焦在实体的乡土上,城市作品比例不高。当然,近年来也出现了贾平凹的《暂坐》、吴文莉的西安城市三部曲、陈彦的《装台》和《喜剧》等,但整体比例还是偏低,以土著为核心的城市题材作品数量占比更低。出版于2014年的《暴雨》虽不是新作,也是为陕西城市作品添砖加瓦的作品。
陕西需要也一定会有更多的作家加入到城市题材创作中。一方面城市作品是陕西文学开疆拓土的重要领域,毕竟城市作品整体占比低,但城市生活异常丰富,加上社会进程使然的加持,年轻作家中城市作品占比上升属于必然趋势;另一方面,长安作为中国最重要的文化符号居然只有过去,只有遥远的记忆,出现了严重的空窗期,这是“长安整体记忆”的损失,而这种损失需要文学弥补和填充。长安整体记忆不能依靠《诗经》、唐诗、《废都》等“原始记忆”,它需要补充新鲜的血液。时代也不允许单条腿走路,不仅要看经济等硬件,还要看文学艺术等软件,从而形成相互促进的螺旋上升态势。讲好城市故事是讲好中国故事的一个环节。崔彦在《暴雨》正好讲了西安这座城的故事。
崔彦在《暴雨》里以肖雁的爱情、事业和文学苦旅三条线索并进,根据时间徐缓推进,写尽了一个被爱情裹挟后惨遭“背叛”的种种不幸——婚姻的羁绊,事业的羁绊,文学的羁绊——而伴随着这些不幸的是一座城市20年的变迁。在这20年里,西安完成了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很多企业从国营变成联营又变成股份制。这其中一定发生了很多故事,有惊天动地的大事件,也有悄无声息的小事件,那么,具体到一个人又是怎样的呢?崔彦在《暴雨》里给出了答案。就如她在《暴雨》内容提要里写的:“胜利中孕育着失败,失败中又重生着胜利。失败叠加着失败,胜利重复着胜利。人生就是这样起起落落、浮浮沉沉……”
从写法来看,《暴雨》采用了一种平铺直叙的写法。这种写法最大的风险是没有悬念,缺乏冲突,导致故事失去吸引力。这几乎点了小说这种体裁的死穴。庆幸的是,崔彦是个写情感的老手。她是一个用情感写作的作家,在小说里她用细腻的情感推动小说进程,加之她细腻的笔触,融入了大量的诗歌、散文、书信,让读者跟主人公肖雁同喜同悲。崔彦从不在文字里藏匿自己的情感,甚至把文字打造成了自己情感的收容所。情感也是崔彦文字的一个重要标签。十几年前,我给崔彦的诗集《梧桐花儿开》写过一篇评论文章《千丝万缕总是情》里提到:“崔彦的情大体可以分为这么四类,即小女子的痴情、月光般的柔情、壮志成成的豪情、激愤凌厉的激情。”这四种情在《暴雨》里仍旧得到了很好的延续。
这种写作方式让小说真正变成了一个大熔炉,在叙事的过程中夹杂了很多诗歌、散文、书信等内容,并不是对中国古典小说的延续扩展,而是一种新的尝试。作者用叙事外的文本画了一条情感脉搏。这条脉搏跟随着肖雁的情感变化上下跳跃。情感因子弥补了平铺直叙的叙事遗憾,主导了读者阅读兴趣。换言之,在读小说的时候,读者并不会感到乏味。这既是一种大胆的尝试,也是一种稚嫩的表现。大胆的尝试是崔彦第一次写小说,虽然选择了一个全新的形式,但也把人物淹没到了这个形式里。她不像是在写小说,而是用小说解释自我,有种不成功便成仁的味道。稚嫩的表现是崔彦很可能让这部书把自己带入“一本书作家”序列。这里的“一本书作家”指的是小说创作,崔彦在诗歌、散文上已经有了一定的成就,可以大步向前,而在小说上的表现很可能会就此止步。再要写需要很长的时间沉淀。
《暴雨》并不长,两三个小时就能读完,因为诗性的文字加持,读起来很美很舒服。语言美是崔彦一直追求的一种创作状态,也是她对文学艺术性的追求。她甚至认为,一篇文章没有优美的语言就不能算得上文学,而小说这种体裁是对语言美最大的破坏。这话虽然有点绝对,但也反映了当前中国文学的创作现状,追求大题材,作家争做史学家,不太关注文本本身。语言是写作的工具和容器,它和文学是相互成就的关系。语言必须服务于文学,作家只需找到最能体现所要表达的内容的语言即可。至于优美与否,千人千面,公婆各有理。对《暴雨》而言,语言美达到了,给小说增添了不少光彩。
与此同时,也暴露了另外一个问题——语言和内容的关系。《暴雨》到底讲了什么?是爱情吗?是,也不是。是人生吗?是,也不是。是时代吗?是,也不是。三者都有,但都浅尝辄止,不够深入,导致小说核心失焦,没留下核心标识。其实,小说里的肖雁有着大苦闷,但,这个苦闷是什么呢?表面上,是爱情中的失智,人生中的不得志,时代中的浮沉,实际上,是一种求不得之后的自我内耗。遗憾的是作者把更多情感笔墨给了爱情,而没有利用爱情把这个求不得的自我内耗撕开了写。真的太遗憾了。
主人公肖雁始终爱着军,并坚信军始终爱着自己。小说如实记录了肖雁和军在各个时间段的相逢和分离。用不断重逢搭起了军的生活轨迹,构成了小说的第二条主线,告诉读者每个人都在前行,也都有自己的求不得。虽然军总放心不下肖雁,默默关心着肖雁,鼓励着肖雁,无私地奉献着,尽心尽力地帮助肖雁改善生活。然而残酷的现实让他们无法携手一生,离开的军,不在身边的军,加深了肖雁的痛苦。这痛苦一点一滴堆积起来,像一把利刃,在肖雁身上挥舞,时时疼痛,处处辛酸,不得已只好写诗、写信来化解疼痛和辛酸。然而,这种真实忠诚的记录,让小说失去了迈进优秀小说行列的机会。如果作者做一些后现代处理,或者魔幻处理,让军从真实走向象征或许会让故事更流畅。
在阅读时,我也试图做过这样的分离。军结婚后就彻底从肖雁的世界里离开了,而后续出现的军不过是肖雁的情感填埋场。军既是军,又不是军,他只是承担了肖雁心中的完美爱人的形象而已,至于这个爱人存不存在不重要,重要的是,有人在听她内心的故事。事实上,人生起起伏伏的肖雁特别需要一个对象来倾听自己内心的苦闷。一个离开的军,一个不再回来的军,显然是最好的倾听者。女人是水做的,人生是泪写的。泪不仅是爱情之泪,还有生活之泪,还有时代之泪。这么多的泪积攒在肖雁的内心,一个弱女子哪能承受得了,最终,它们变成了暴雨一次又一次闯入这个不再存在的爱人空间里。在这个逼仄的空间里,作者完全有机会把肖雁身上所有的苦闷撕开来写。这样现实与内心的两重世界的并行,不仅会让故事更好看,也会给小说增色不少。
如若这样处理还有一个好处,让叙事者找到谈话对象。没有一篇文章是写给全世界的,作者写作的第一任务并不是规划结构,写大纲,而是找到阅读对象。阅读对象有了,文字会像说话一样自然涌现。村上春树在分享自己写作经验时说,他写作时会幻想在给一群围坐在篝火旁的原始人讲故事,并注意他们脸上的表情和疑惑。这个写作技法对小说初创者尤为重要。它能帮助作者打败“知识的诅咒”,从而把一些作者看起来不重要但对读者来说十分重要的细节展示出来。比如,《暴雨》里,肖雁和军的爱情就来得太过突然,与其他同事的矛盾,领导带去相亲,等等。众多细节的丢失会给读者阅读造成了困扰。
关于作家这条线,我想多说一些。思念军写的诗文让肖雁有了新的身份——作家。她吃到了这个身份的红利,得到了身份加持的荣耀,也激发了她的“写作野心”。当然,野心给肖雁也带来了巨大的苦闷。因为她跟很多普通作家一样遇到了“出书难,卖书难”的问题。这是非著名作家遇到的典型问题,肖雁把问题归结为营销问题。营销问题确实存在,但更为根本的问题,还得回到写作自身。
作家是一个苦闷的职业,如果野心处置不当会更加苦闷,在获得大众认可之前,作家往往处于“寒窗十年无人问”的状态。这种状态下需要耐得住寂寞,斩杀攀比心,潜心研读写作,静待花开。等待的时间因人而异,有的人等待的时间非常长,有的人等待的时间非常短,具体的长短取决于很多方面,但最重要的还是自己的硬功夫。
当一个作家拥有了硬功夫,写好了,自然会有收获。这一点上,作家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没有什么两样。就如余华说的,他没有背景和人脉,只有让自己写的东西超越平均线,只有超越平均线人家才有可能发你的文章。我想,这是所有想要从事文学创作的人都应保持的一个心态。很多创作者全凭一腔热血创作,加之互联网给了很好的话语机会,放弃了脚踏实地的创作之旅,造成了“高不成低不就”的尴尬局面。加之,社会上时常会出现体制内的文学丑闻,也加深了初创者对传统创作之路的质疑。更重要的是,人人话语时代已经深深影响了初创者的文学表达,一方面它给了初创者展示的平台,一方面又限制了初创者向更好迈进。真不知该高兴还是该悲哀?!
不幸的是,《暴雨》里的肖雁不是那个耐得住寂寞的作家。面对文学,她处于一种求不得的自我内耗当中,与环境作斗争,而没有与自己作斗争。这个细节写尽了很多创作者的现状,十分真实。崔彦作为一个有影响力的作家,能回望不堪的过往,能替初创者发声,这份悲悯心值得点个赞。
长篇小说是大书。所谓大书既指的是它的容量很大,又指的是它需要作者有很强的掌控力,让小说人物自由生长的同时,又不被其摆布。一旦失去这种掌控力,长篇小说想写好就很难了。
《暴雨》整体来说,题材选择不错,但里边的人物形象有点模糊,甚至说纠结,这种纠结源自作者处理人物的态度上,而非人物自身。特别是作者在展示军这个人物形象的时候,总是扭捏的,收着的,不够饱满。作者写的时候虽然已经从表象上做了处理,但没有做抽象处理,因此,写作中受原型身份影响,顾虑太多,导致这一主要人物不够立体。对原型人物进行艺术化处理这是小说创作的必然。所谓艺术化处理是指经验提炼,原型人物势必需要模糊化处理,但小说人物不能模糊,否则就会失真。最简单的处理方式是选取与小说匹配的截面,然后为其塑造一些其他属性,人物形象自然就饱满了。这或许就是海明威所说的诽谤了吧。
对作家崔彦而言,《暴雨》更像是一个丰富的素材库,里边的故事很丰富,但细节太少,只要抓住任何一个细节稍作丰满都是不错的中短篇,甚至长篇。希望崔彦能深入细节挖掘更多故事,延伸出更大的「暴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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