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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赏与雅祭—中日插花艺术之美学比较

花匠小妙招
2024-09-17 08:38

日本花道虽自隋唐中国传来，中日插花为源与流之关系，然今日兴衰不可同日而语，亦值得深思。本文试从二者之美学比较上，寻其理趣，或有助看官对花道变迁有更广格局的理解。

从绘画风格角度来看，中国绘画与书法皆注重线条，折枝花花卉画画法影响下，中国插花不偏重花色，而重于枝叶及“主、客、使”（屠本畯）花材搭配布局。“取俯仰高下，疏密斜正，各具意态，全得画家折枝花景象，方有天趣。”（张谦德）；日本画则“设色甚重，多用金碧。是盖受北宗之画风，而更过之，亦其国民性多好色彩浓重故也。”（郑昶）其形制上则追求渲染效果，落于点。“点之花，只存在于日本。”“日本利休的茶室花，给日本的花安置了灵魂。”（川濑敏郎）
从绘画史渊源上看，明清时期为文人画高峰，日本则是风俗画居多（朱万章）。表现在花材选择上，从蜀汉张翊《花经》到明代袁宏道《瓶史》，中国花学有着相当完备的品第赏鉴之学问，其品第高低难脱人格化的品格寄托偏好，以夺花之自然之性：“若芙蓉、踯躅、望仙、山木、野草，直唯阿耳”，不足以陪衬牡丹（罗虬）；日式插花则接地气的多，不重花之品类分别，即油菜花等蔬菜花以至野草皆可插进茶室壁龛，有着近于道家齐物论的哲学。花器选择上亦类此，国人以铜器、瓷瓶等花之“金屋”、“精舍”相尚；日式则有返璞归真之趣，花器从中国传来后，慢慢融入更多日本元素，特征趋于简单质朴（吉田泰巳），日式插花乐于选择“真行草”[1]，土器、陶器甚至废旧器具，“草房也可以拴名马”（村田珠光）。
从花道思想上看，中国插花表现的是一种文人性情，是一门清赏、格物之学，并于其中含摄儒家“中庸”“平和”之旨趣（黄永川）。表现在花材搭配上，有主、使之分，讲求法度；形制上，花枝与花器比例协调，典型为8：5的黄金分割比例。“花有喜怒、寤寐、晓夕”，“悦其性情，时其起居”（袁宏道），文人花取材以格高韻胜者为主，故其尊崇花之性情，非止于自然之美，亦是观照我心的性命之学，而惟有负花癖者能“穷其变”、“极其趣”。明朝后期不论花材、花具、择水、摆饰等均极端考究，风格上趋于“学理化”与“格调化”（黄永川），是以花学于儒学之范式下渐臻巅峰。
日本花道则在根本上未脱离诠释神道的宗旨，“以心理意念为依归”（《花道的美学》第51页），是一门雅祭、礼神之学，带有鲜明的日本传统“侘寂美学”[2]特质（川濑敏郎）。日本花道起源于隋唐佛教供花，而这与日本作为神之国的八百万神灵民族思想相合（吉田泰巳）。插花作为神体，则近于中国古人之耆草灵龟之作用。日本花道虽近于自然，“如花在原野”（利休七规），尚质朴、古雅，但不等同于自然主义。吉田泰巳认为，“一件插花艺术作品最重要的是可以起到一个催化作用，她能使得观赏者联想到其自己的精神世界。”（《花道之美学》第39页）“日本人的日常生活是以壁龛为中心的”（第45页），因而日式插花艺术注定要受制于壁龛这一物理空间与思想表现空间。但是，由于日式插花对于花材、花具等没有太多的品第分别之念，在创作理念上受比例协调等条条框框的约束少些，因而能不断推陈出新，以清奇制胜。而艺术在天然上，也更宜于在神道出世思想上无穷尽变通发挥，而难于儒家入世思想范式下长久生辉。这恐怕也是古代唐诗、宋词、元曲各自格律下各领风骚数百年的原因之一吧。

注:
[1]真为青铜及青瓷类，行为陶器类，草为竹筒、笼类。详见《四季花传书》第145页。
[2]侘寂（Wabi-sabi），一种以接受短暂和不完美为核心的日式美学。它是从佛教派生的概念，承认三个简单的事实：没有什么能长存，没有什么是完成的，没有什么是完美的。详见《四季花传书》第13页。

参考文献：
1、[日]吉田泰巳著，何慈毅译，《花道的美学》，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
2、[日]川濑敏郎著，杨玲译，《四季花传书》，湖南人民出版社，2015.
3、[明]袁宏道著，《瓶史》.
4、[明]张谦德著，《瓶花谱》.
5、黄永川著，《中国插花史研究》，西泠印社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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