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架｜《花神的女儿》：150年前英国女性是如何冲破偏见进行植物学研究的？
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18、19世纪的欧洲，植物学文化和活动盛行，远航探险将异国标本从世界遥远的角落带回欧洲，激发了人们对自然知识的广泛兴趣。男女老少以及来自社会各界的人士抓住各种机会采集植物，他们在乡间漫步时，在学校、公共讲座和非正式的教育活动中学习关于植物的知识。不同年龄和阶层的人绘制植物画、查阅资料鉴别植物、参观植物园，或者以植物学游戏牌等方式交流和传播植物学知识，乐此不疲。
那时的英国女性，对自然和科学的热情几乎都投注到了植物学领域，因为这在当时的社会文化下，植物学活动既符合女性成长的习俗规约，也满足了社会对优雅女性气质的期待。尽管大众尤其是女性积极参与植物学活动，但是19世纪英国植物学圈子深受科学职业化和专家文化影响，女性对自然的探究依然被严格限制在文雅活动范畴内，女性的植物学实践自始至终都遭到排斥。
即便是贵族出身，女性要想参与科学研究几乎没什么可能，即便有社会地位更高的亲人向科学家引荐她们，运气好的话能成为男性科学家的科研副手：采集植物、绘制插画、整理标本；通常，即使和男性科学家碰了面，她们也只能在寒暄中感受被拒绝的意味；最糟糕的经历，莫过于因为自己的女性身份而被男性专家当面蔑视了。女性在科学大门外，徘徊、等待，很多人转而进入职业写作和艺术创作，她们在文学、教育、艺术领域贡献巨大，这或许弥补了她们被科学大门拒之门外的遗憾。
1898年，邱园的三位女园丁
国际上最为著名的植物学研究机构：英国皇家植物园林邱园。它对女性参与植物学的态度，几乎是科学对女性的态度的指示灯，曾经这里不仅严防“粗俗又好奇的平民”闯入，就连对植物学感兴趣甚至颇有研究的贵族女性也统统拒之门外，更不要说无人引荐的一般女性植物学爱好者了。但也是邱园，为女性从事植物学研究最先打开大门：邱园招收了第一批女园丁，但这已经是1896年的事了。
近日，一本关于18、19世纪英国植物学文化中的科学与性别研究的著作《花神的女儿》，被四川人民出版社引进推出中文简体版。这本植物学的女性志在英文版首次面世后，就凭借其开创性的研究范式荣获了1996年美国历史学会女性史琼·凯利纪念奖。
18、19世纪艺术家和作家在谈到女性与植物这个主题时，通常会想到罗马神话里的花神弗洛拉。人们将植物、园艺、绘画与女性联系起来，花神的形象和寓意、植物学的优雅和美丽也契合了那个时代期待的女性气质。因此，她将18世纪60年代到19世纪60年代活跃在植物学领域的英国女性称为“花神的女儿”，因为这种研究进路可以通向一幅丰富的历史图景。事实证明，这一领域确实尚有大量亟待深入探索的内容。
历史告诉我们，女性是最积极的自然探究者，女性对博物学、科学事业的参与不容忽视，女性将植物学与教育、艺术、出版完美结合，女性的植物学实践丰富了科学世界的历史图景。
尽管女性植物学家（爱好者）的的确确参与了诸多植物学活动，也在普及和传播植物学文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植物学史、科学史研究却更关注以男性为主的英雄人物，以及在其影响下的科学进展，严重忽略了女性在其中的完成性和可能性。
《花神的女儿》一书正是聚焦了欧洲18世纪启蒙运动时期到19世纪浪漫主义和维多利亚时期，英国女性对科学和自然知识的贡献。作者详细记录了英国女性参与植物采集、描述、分类、绘图等植物学活动，书写了她们作为家庭教师、科普作家、科研助手等身份，向女性、儿童和其他大众读者传播关于植物的新思想和新知识的植物学志业。
《花神的女儿》作者安·希黛儿 加拿大约克大学荣休教授
因此关于为何要书写博物学史、科学史上重要却被忽略的边缘群体，作者是这样回答的：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对弗洛拉的英国女儿们的研究也是一种‘植物志’，是一部关于近现代科学文化形成时期植物学文化中的女性志。虽然我关注的重点是植物学文化中的女作家，但通过文本和传记材料也会关注到其他主题，如女性与科学语言、消费主义、读者市场、宗教、园艺、本草传统和家庭医药等。”
女性植物学家的才艺和智识，为植物学文化谱写了一段多彩的历史。英国女性与植物学的浪漫往事和波折情感，为科学世界的波澜壮阔增添了温柔又坚韧的气氛。作者回顾了她们的学术理想与家庭生活，用客观的标准重新审视了她们的科学探索与艺术创新，也无不动情地讲述了她们的浪漫想象和植物学实践，并且强调，女性的植物学科普写作是科学文化研究中的重要资源。
这是一部开创性的著作，探讨了植物学为何在林奈时代的英国被推崇为适合女性的科学，成为女性重要的文雅活动，为我们理解植物学、理解女性打开了新的视野，提醒我们唯有了解女性的植物学实践，才能更全面、深入地理解当时的植物学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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