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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APG系統的學習筆記·回望《中國植物志》

花匠小妙招
2025-02-17 02:06

       了解了分类学从功用到自然、从简单机械的归类到以演化思想为指导的分类系统，和以分子生物学为基础支撑的系统发育分类学之发展历程后（请参见 http://www.douban.com/note/473442913/?type=like#sep），我们对APG系统的出现也许会感到“顺理成章”了。不过，从我们认识植物的“葵花宝典”《中国植物志》对物种归属的编排到APG系统的诸多变动，仍然使我们觉得“突兀”，像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原因显而易见：APG系统如同思想新颖、蓬勃发展的进步青年，相比之下《中国植物志》便成德高望重、学识广博的落伍老者了。我们不妨先来了解下《中国植物志》的成长史，这也几乎代表了中国植物分类学的近现代发展史，以及植物学先辈们的光荣奋斗史。当然，你若对中国植物学界的超级大神和风雨历程不感兴趣，可以直接跳过以下“长篇大论”（实际上，我已十分“长话短说”了），看看后半部分我对植物志的几点感受即可。
《中国植物志》的成长史——
       对“植物猎人”有所耳闻的童鞋应该知道，18—20世纪间，曾有许多“心怀叵测”外国人不断到中国来考察和采集植物（详见《中国植物志•总论》“中国植物采集史”一章）。但所采集的标本全被他们带走，保藏在各自国家的标本馆中。依据这些标本发表了大量的新科、新属、新种。但标本和文献资料分散于世界各地，给中国植物学家研究中国植物造成很大困难。
       我国老一辈植物分类学家自20世纪初开始陆续采集植物标本，并先后到欧、美各国查阅保藏在那里的植物标本和有关文献资料。最早到野外采集标本的是北京大学钟观光老先生（我国近代史上第一位真正的植物分类学家）；继后，秦仁昌（中国蕨类植物分类系统的创建者）、蔡希陶（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创建者）、俞德俊（蔷薇科首席专家）、陈焕镛（华南植物园创建者）、钱崇澍（我国植物分类学、地理学、生理学领域的开拓者）及其他植物学先辈（都是一批在业内响当当、备受敬仰的名字）也从野外采集了大量标本。随着国内植物分类学研究取得进展和植物标本的大量采集，1934年，胡先驌老先生（第一位取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的中国植物学家，博士论文题目为《中国种子植物科属志》，这是当时研究中国植物的最基础的参考资料）在中国植物学会第二届会议上首先提出编写《中国植物志》，并希望由商务印书馆负责出版（但最终，改由科学出版社接手了）。由于资金、标本、文献、专业人才等方面存在诸多困难以及战争因素，胡老的想法可说是一种梦想，在水深火热、动荡不安的社会背景下，甚至是一种奢望。但前辈们仍然顶住战争压力，一直在全国各地采集植物标本，特别是川、滇地区的植物标本，总数近百万号之多，为后来各地区建立植物标本馆作出重要贡献。另一方面，各路专家还深入研究特定的植物类群，都取得了显著成就，先后发表许多论著，他们的不懈努力、宝贵经验和研究成果，均为《中国植物志》的编研打下十分坚实的基础。
       1950年8月中国科学院在北京召开了全国植物分类学工作会议，正式提出编著《中国植物志》的任务。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首先开始组织全国分类学家编写《中国种子植物科属检索表》、《中国种子植物名称》、《种子植物形态学名词》、《中国主要植物图说》(豆科、禾本科、蕨类)和《北京植物志》等；华南植物研究所组织编著《广州植物志》和《中国种子植物科属词典》；东北林业土壤研究所编写《东北植物检索表》；南京植物研究所（现江苏省植物研究所）编写《江苏南部植物手册》等。（PS：一连串眼熟的书名，你是否用过其中某一本了……）这些都属于编研《中国植物志》的前期工作，既整理和鉴定了大量的植物标本，又培养训练了年轻科研人员。
       1958年《中国植物志》的编研工作启动了，次年 10月我国正式成立《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第一任主编为钱崇澍与陈焕镛（以后历任主编是林鎔，俞德浚和吴征镒），秦仁昌任秘书长，崔鸿宾长期负责组织与管理工作（我参阅的重要文献中，有一篇是崔老的遗稿《我所经历的<中国植物志>三十年》，很有价值）。随后率先出版了《中国植物志》第2卷“蕨类植物”。不久召开的第一次编委会会议上拟定了“被子植物按Engler系统（1936）的科号与分卷表”的类群编排原则。接着1961与1963年分别完成并出版了《中国植物志》第11卷（莎草科一部分）和第68卷（玄参科一部分）。此三卷《中国植物志》的出版标志着编研工作已取得实质性进展。但当时面临的困难是相当大的，例如保存于国外的许多标本和文献资料难以看到，国内一些地区的标本严重不足，青年科技人员缺乏训练，编写规划、管理机制和审稿制度尚不完善等。这些问题或多或少制约着《中国植物志》的编研进程。1966年编委会决定组织力量优先编写经济意义较大的科。
       但此后不久，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植物志》的编研工作曾一度停顿下来了，有10年之久未能继续出版（这句是前辈们的原话，说得十分隐忍）。其间只得以编写出版《中国高等植物图鉴》的方式，继续此项工作，以适应社会的迫切需要，也同时赢得了国家奖励和国际声誉，并进一步整理了资料和积累了经验。

我所经历的《中国植物志》三十年

                        1973年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在广州召开了《中国植物志》、《中国动物志》、《中国孢子植物志》（著名的“三志会议”）的编研工作会议，要求逐步恢复《中国植物志》的编研工作。此时二位主编钱崇澍、陈焕镛均先后辞世，老一辈植物分类学家也大多已故世或年迈体弱，不能正常工作（执笔的老先生们在此处同样说得非常委婉，那个“众所周知的原因”迫害了多少科学工作者，但他们只字不提，无限悲痛，仅藏于心中）。因此在工作恢复的初期首先调整了编委会正副主编和编委，增加了中青年编委（1973—1976年，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菊科专家林镕老先生出任第二代主编）。
       与1963年第68卷的出版相隔11年之久，于1974年12月出版了《中国植物志》第36卷(蔷薇科一部分)。意味着《中国植物志》的编研工作又开始恢复和重新起步。1978年开始，《中国植物志》的编研工作又一次迎来科学的春天（指“改革开放政策”）。此时编志的步伐明显加快了，《中国植物志》的编研工作进入了高速发展的时期。后来每年以平均4—5卷册的速度出版，终于在2004年9月完成了《中国植物志》这一巨著的全部卷册。统计表明，一半的书籍在1991至2004年出版。所以，如果没有改革开放的政策，要完成《中国植物志》是不可能的。
       综上所述，整个编研准备工作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延续了近80年，而从正式启动至全部完成亦经历45年之久。《中国植物志》的全部完成，实现了我国四代植物学家的夙愿。
       《中国植物志》共有80卷126册，含301科3408属31142种，是世界各国已出版的植物志中科、属、种数量最丰富的一部巨著。参加编研的研究人员312位，绘图人员164位，经过四代人的艰辛努力，终于初步摸清中国维管束植物家底，为合理开发利用植物资源提供了最基础的信息和科学依据，为国家可持续地开发生物资源作出巨大的贡献。
       注：以上内容以《中国植物志》的官方介绍为线索，详见 http://frps.eflora.cn/bys。这份编志史经过多位编委会老前辈的反复商议、审核，以他们实事求是的学术作风来说，可信度极高。我再根据其他文献资料，增添或润色了部分内容，包括改变“第一人称”的叙述视角、括号补充内容及一些必要的介绍。
从80余年跌宕起伏、奋斗不懈的“编志”史中，布瓜归纳出几点个人感受：
        1.全与巨——对中国植物种类的记录和描述，确实是无与伦比的。在全世界已出版的植物志书中，种类在万种以上的只有《苏联植物志》和《中国植物志》，而前者包含15000种，约为《中国植物志》的一半。至于参与“编志”的人数，肯定不止476位；我估计，那是一个可以载入“吉尼斯纪录”的数字。
        2.难与苦——自第一本《中国植物志》（即该书第二卷“蕨类植物”，包含13个科，由蕨类专家秦仁昌老先生主刀）问世后，数百位研究和技术人员携手走了45年的风风雨雨，坎坷路上溢满多少植物学前辈的汗水、苦水，甚至血与泪，绝非言语能够形容。编委会夏振岱（女）先生曾回忆：

旷世巨著《中国植物志》编纂完成

                正如吴征镒老先生常常感慨的：“《中国植物志》的编研，像唐僧西天取经一样，是经过九九八十一难才完成的……但苦中有乐。”
       严谨与细致——老一辈科学家的治学态度是毋庸置疑、无需赘述的，他们认真的工作作风，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学界后生，也充分体现在植物志的字里行间。
       荣辱心外物，埋头草木间——这一点，我随着资料阅读量的增加，而深有感触。仅举例表达：上世纪60年代中期，正当科学家们踌躇满志地投入编写《中国植物志》时，“文革”开始了，已经付印的第36卷植物志被迫停止印刷，《中国植物志》的编研和出版工作被迫中断。改革开放后，被腰斩的第36卷才得以重见天日，这是蔷薇科的一部分。蔷薇科包含在第36、37、38卷中，一辈子从事蔷薇科研究的俞德浚老先生，是《中国植物志》的第三任主编。他至古稀之年仍跋山涉水、翻山越岭，寻访这个国际大家族的一花一境。1986年第38卷付印时，俞老先生已病重住院，弥留之际，希望见到倾注他毕生心血的最后一卷“蔷薇科”成书，出版社立即加班加点，赶制出10册送到病榻前，俞老终带着自己痴迷一生的“蔷薇花”含笑九泉。1989年，“蔷微科”研究成果荣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久与旧——如果说中国学术界的“国宝”《中国植物志》存在什么重大缺陷的话，我个人觉得应该是由于编写历史太久，而造成书中部分知识的“落后”。结合开篇分类学简史的内容，我们知道《中国植物志》正好从经典分类学的黄金时期开始，一直走到分子分类学的黄金时期，这期间，经典分类正经受着分子生物学的冲击和洗礼，逐步发生凤凰涅槃版的蜕变。但是，以“多”著称的（多人、多年、多册、多种、多字……）《中国植物志》显然来不及吸纳前卫的分类学思想和成果，来不及更新那些落伍的观点。从今日的学术角度讲，《中国植物志》不可避免会渐现“老态”。
       首先，被子植物的整个分类体系，是选用了一个今天已被当作古董存入博物馆的分类系统——恩格勒系统。
       关于恩格勒系统的优缺点，我打算在后续APG系统与经典系统的比较学习中，一边发现、一边展现。因为单是几句话的概括，没有意思，学不到什么东西。
       开篇提到，二十世纪50年代后期，塔赫他间和克朗奎斯特才分别推出各自比较完善的分类系统。换句话说，1950年中国学者正式提出编著《中国植物志》的任务，以及浩浩荡荡孕育地方植物志之时，能够被中国植物学家采用的分类系统几乎只有恩格勒系统了。对此，仍在植物研究所终日琢磨标本的植物分类学大师王文釆先生曾解释道：

植物分类学的历史回顾与展望

于是，1950年召开的植物分类学专门会议上作出决定：在目前还没有一个完美的可以包括中国所有植物在内的分类系统的情况下，可以暂时采用恩格勒系统。

中国植物志和中国被子植物科属综论所涉及“科” 界定之比较

                       所以，《中国植物志》采用恩格勒系统，并非因为恩格勒系统是完美的，而是由于历史局限性。
       顺便一提，地方植物志并非全部采用恩格勒系统。《广州植物志》《海南植物志》《广东植物志》《广西植物志》《云南植物志》《中国树木志》和汪劲武编著的《种子植物分类学》均采用哈钦松系统（就是那个坚持在双子叶植物中分出草本支和木本支的独特系统）。
       那么，为何经典分类系统无法达到“至善至美”呢？
       我想植物分类学家徐炳声老师（《中国植物志》72卷“忍冬科”主编及《上海植物志》主编）的话可以作为答案。

被子植物系统发育研究的现状与展望

                       所以，即使是借助先进的研究方法和新颖的科学理论打造出来的APG系统，在“缺乏令人满意的化石记录的情况下”也难以做到“十全十美”。只能说，它的系统框架，会比经典分类系统更能反映植物界真实、客观的演化规律。
       其次，物种概念（即“种”的定义）不一致是编写植物志最棘手的问题，这是多位前辈在总结或回顾实际工作中遇到的困难时都不约而同强调的一点。专家们常常对“大种”与“小种”的定义范畴和划分标准争论不休、各执己见，这能直接影响植物志的编写质量。对这问题，我完全可以想象和理解。《中国植物志》是一个巨大繁杂的系统工程，由那么多专业学者齐心协力、联手打造，彼此的研究经验、学术观点和写作风格必定存在差异，自然导致植物志中各个类群间对“种”的界定不尽相同，甚至粗细悬殊。
       此外，模式标本的不足是编写植物志的另一个难题。模式标本是编写植物志的主要依据，上文提到中国植物的大量模式标本散落在欧美许多国家，文献语言种类繁多，编研过程中，中国学者们考证模式标本和不同语言文献资料的难度是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所以《中国植物志》记载的“学名”总跟今日的学名对不上号，是必然发生的情况。
       最后，扯一点《中国植物志》的英文版《Flora of China》（简称FOC）。
       《中国植物志》的出版为全世界植物学家所瞩目。1988年，由吴征镒主编代表中国科学院与美国密苏里植物园签订了中美合作编写《中国植物志》英文版FOC的协议，于1989年正式启动编研工作。虽然唤作《中国植物志》英文版，但FOC实为《中国植物志》的英文修订版(English and updated version), 而不是单纯的翻译。如果你英文够好又喜欢钻牛角尖，可以看看FOC的官方介绍http://foc.eflora.cn/aboutfoc 另据一则分类学简讯《Flora of China(《中国植物志》英文和修订版)全面完成》报道：

                       所以，结论就是FOC比《中国植物志》更进步、更靠谱。对中国植物控来说，唯一缺点可能是，它是英文的。故在一次植物分类学高级培训班上，当台上专家兴致勃勃地介绍完FOC后，一位大学青年教师便发问：既然FOC比《中国植物志》更科学合理，为何不把FOC重新译成中文呢……
       目前，没有一个中文植物专业网站是高度完善的，但统一使用来源一致的物种名称还是行得通的，若大家获知物种名称的来源各不相同，便容易造成交流障碍，使得“同名异物”和“同物异名”的乱象更加严重，这对我们认识植物十分不利。由此建议各位查询中国植物种的分类地位和拉丁学名时，优先参考FOC（http://foc.eflora.cn/ 或 http://www.efloras.org/index.aspx），实在看不进英文，可参考中国自然标本馆，俗称CFH（http://www.cfh.ac.cn/default.html）。无论国产还是国外物种，其中文名建议参考CFH，FOC的中文名常常遭人诟病，毕竟是写给老外看的嘛（更多关于查名的细节，请参见 http://www.douban.com/note/325820569/）。
       我知道本篇读起来枯燥了些，《中国植物志》对多数人来说，仅仅是本植物类的大百科工具书，但对参与其中的人而言，意义太多，也太重了。原本我只想梳理植物志的编纂过程和历史背景，以便深入理解植物志存在的缺陷及其原因，并打算以数百字简要概括。但在阅读前辈们关于中国植物志成书历程的回忆性资料时，总情不自禁地泪盈于睫，或出于感动、敬佩，或为无法挽救的遗憾而心酸。到最后，撰写这篇文章带给我的精神性意义，已经超出作为学习笔记的知识性价值了。若不是查阅编研史资料，我也不能体会《中国植物志》里的每个字，都是前辈们用血汗写就的。那些直抵人心的触动，犹如一树不朽的红梅，在我心里沉默地绽放。
       梳理《中国植物志》的编研过程，至少能让我们深刻地明白，“研究植物，不仅要读破万卷书，更要行走万里路”。如今，五位囯志主编均已仙逝，犹记得最后一任主编——吴征镒先生2013年离世时，夏蝉叫得正嚣。吴老的一位弟子坐在台上给我们讲课，情绪低落，忍不住忆起吴老的生前事迹。他本是青年壮汉，说着说着眼眶竟湿润了。也许，只有醉心于分类事业的人，才懂得“原本山川，极命草木”这几个字的厚重。那一定不是荣誉与影响因子所能衡量的。
       谨以此文，缅怀《中国植物志》的幕后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