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瓶花中国传统插花约定俗成的美

花匠小妙招
2024-09-17 15:23

徐文治《瓶花之美》徐文治著九州出版社油印小册子《瓶花》说起插花，我们第一反应是“花艺”或“花道”，而在中国传统插花源远流长的历史中，“瓶花”才是自宋以来中国插花艺术约定俗成的称谓。而且，“瓶花”跟广州也有渊源。在“瓶花”这一称谓中断多年后，1976年，广州有人编了一本油印的小册子，就叫《瓶花》。这让《瓶花之美》的作者、资深艺术媒体人、策展人徐文治先生特别感慨。他非常重视这本小册子，认为它是个非常重要的史料，但遗憾一直没有找到编著者，希望这次通过本报的报道能找到当年的执笔人。

文/图：

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孙珺

悟瓶花之渊源，窥见中国传统插花脉络

徐文治介绍说，中国传统插花，在一千年的历史传承中，一直约定俗成总称为“瓶花”。“瓶花”这个概念在北宋时就有了。到了明代，有三篇很重要的“瓶花”理论著作：高濂的《瓶花三说》、张谦德的《瓶花谱》、袁宏道的《瓶史》。这是关于中国“瓶花”最经典的三篇著作。而对于文学青年来说，“瓶花”散见于古代文学名著中。《红楼梦》里林黛玉第一次进贾府，去拜见王夫人：“椅之两边，也有一对高几，几上茗碗瓶花俱备。”《儒林外史》里也有：“鲁编修见瓶花炉几，位置得宜，不觉怡悦。”沈复的《浮生六记》：“余闲居，案头瓶花不绝。”

1976年，广州有人编了一本油印的小册子，就叫《瓶花》。 “这本册子里所有的插花都套用传统的瓶花的概念来说，非常专业和全面。”徐文治感慨道： “有这本册子，说明我们的传统插花自宋代以后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都叫‘瓶花’，不叫花道。”

瓶花体现了中国文化最高明的地方

那么，“瓶花”与花艺、花道的区别是什么呢？首先，瓶花概念涵盖的范围要广，不是仅仅停留在技法层面。“关注这门艺术或这门技艺背后的审美，这才是中国文化最高明的地方。”

在徐文治看来，瓶花是把所有东西糅合到一起呈现出来的这件作品和人的交流过程，是感情、情绪、审美等内在的外化。这和日本的花道是不一样的。日本花道讲求“型”，教你怎么去模仿老师的“型”。花道，比起随心所欲的泼墨山水，更像严格按照设计图组合排列的塑胶模型。“谈‘瓶花’谈的是它背后的文化基因和文化传承。通过瓶花，我们可以进入到中国传统文化的道统。” 徐文治说。

对话徐文治

广州编的小册子《瓶花》远超当时观念

广州日报：您从喜欢赵朴老的茶诗开始涉猎于茶事，从那时才知插花之事。在您看来，由茶入花这个过程，赋予了您什么样的美学体验呢？

徐文治：中国文人在赏花和茶的关系上没有与酒的关系密切，大量的诗词里都提到喝酒赏花的乐趣。茶和花真正结合在一起可以说是从袁宏道的《瓶史》开始的。具体可以看《瓶花之美》里的“茶寮”一章。

中国传统的茶文化是很讲究的，比如潮州“功夫茶不在茶之本身“，它讲究的是“器具搭配之精良与闲情逸致之冲泡。”器具精美不是指多昂贵，而是主人的品位和审美。闲情逸致之冲泡不是指怎么出汤等技术，而是你享受这个过程。在这个背后更多的在于跟什么人喝茶，在什么环境里喝茶，喝茶时什么心境。

茶所追求的和花所追求的，都是中国传统文人的艺术追求和价值取向，这是相通的。

广州日报：广州被誉为“花城”，在您眼里，广州是个什么样的城市？您提到，1976年，广州有人编了一本油印的小册子《瓶花》。您怎么看待这个事情？

徐文治：广州得风气之先，广州人特别会生活。上世纪70年代的广州，公园里就有很多花会，很讲究。1976年，广州人编的小册子《瓶花》非常重要，在编著者的心里，对插花的理解以瓶花为主，而不是“花艺”“花道”。册子里也谈到了我一直强调的观点：瓶花一定要和环境结合在一起，讲究“适”和“趣”。这本册子不光是对中国传统插花艺术的一脉相承，而且，展示了非常宏大的视野，它把世界上的插花分为三种：中国瓶花，东洋瓶花，西洋瓶花。远远超出当时的观念，很有国际化的视野。

广州日报：您总结中国瓶花有两个方面：一是“趣”，一是“适”。可否具体说一下？

徐文治：“趣”首先是生趣，也就是说要把植物本身生长的趣味插出来，做到“各具意态”，这是最起码的一步。植物自然生长的姿态，是它生命的姿态，呈现出来的是活泼泼的、美的姿态；第二是意趣。用巧意来取舍它，驾驭它。插的有没有意思，这就是修养；第三个是艺趣。大自然的花在枝条上盛开本来就很好，为什么还要折下来插花呢？因为大自然的花开是为了繁衍，而插花，是把它最美的一面表现出来，我们要用艺术的眼光驾驭它。

怎么才能达到“趣”呢？我提一个概念：“适”。适，我觉得首先要“适其境”，插花先要回到环境里。与环境不协调，插花就没有意义。第二要“适其趣”。通过合适的手段把趣味、修养体现出来。第三，更高的境界是“适其道”。道即天道，大自然的法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