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土地肥沃,温润宜人,适合多种花木生长。早在蜀汉时期,成都就绿树成荫,繁花似锦,即使是万木凋零的冬天,依然“季冬树木苍”。到了唐宋,成都的绿化树种更加丰富,街道江堤枝繁叶茂,娇花啼鸟,从浣花溪到合江亭游人云集,犹如一幅长轴画卷,极大地美化了城市人居环境,为市民提供了游江览胜的佳处,形成特有的游乐文化。正如李白所言:“九天开出一成都,万户千门入画图。草树云山如锦绣,秦川得及此间无。”千百年来,这座森林城市的秀丽风景让诗人吟咏不已。
杜甫憩息地 必种数竿竹
据《成都志》载:蜀多竹,有观音竹、慈竹、斑竹、白甲竹等,仅望江楼内有竹140多种,占全国竹种类60%。歌咏竹子的诗作俯拾即是:杜甫的“江深竹静两三家”是竹子的静谧;“相近竹参差,相过人不知”是竹子的茂密;“喧然名都会,吹箫间笙簧”更写出了成都这座城市在以竹所制乐器的演奏中呈现出人声鼎沸、歌舞升平的景象。陆游的“茂竹青入檐,幽花红出草”,体现的是绿竹与红花的和谐之美;“莺花又作新年梦,丝竹常闻静夜声”,动与静之间展现流年变换;“青羊宫中竹暗天”,“青羊道士竹为家,也种玄都观里花”,青羊宫的竹子堪与刘禹锡笔下著名的玄都观桃花媲美。吕大防的“拿舟直入修草里,坐听风湍澈骨清”尽显诗人悠闲雅致,亲近自然的隐士情怀。
杜甫酷爱竹,他曾直言不讳地说:“我生性放诞,雅欲逃自然。嗜酒爱风竹,卜居必林泉。”“平生憩息地,必种数竿竹。”在草堂居住的时候,杜甫特地到朋友那里觅绵竹栽种,“幸分苍翠拂波涛”,诸多绵竹环绕草堂,竹与荷相互映衬,“有竹一顷徐”,“风含翠筱娟娟静,雨衰红蕖冉冉香”,美不胜收。
竹在成都锦江畔、宅第旁、园林和寺观中,广泛种植,成为寻常人家的荫屋之木。范成大在《吴船录》中记述,成都郊外“家家有流水修竹,浓翠欲滴”。“贪看修竹忘归路,不管人间日暮寒。”竹不仅在夏季提供一片清凉,在冬季抵御寒风,而且在生活中用处也极大,可筑篱笆、串竹帘、编竹篮、甚至造桥,杜甫云:“伐竹为桥结构同,褰裳不涉往来通”。竹已经成为一道艺术和生活的风景线,深深嵌在了成都的人文生活中。
陆游观古楠 苏轼“桤木情结”
据宋祁《益部方物略记》载,唐宋时期,成都广为种植楠木和桤木。草堂附近有一棵“故老相传二百年”的老楠木,像一把青色大伞屹立在浣花溪畔,令杜甫欣喜不已。他在楠树旁开药圃、建草亭,经常在树荫下休息,似睡非睡间还能听到树叶在微风吹拂下发出的悦耳声音:“楠树色冥冥,江边一盖青。近根开药圃,接叶制茅亭。”更有意思的是,“寻常绝醉困,卧此片时醒”,就算酒醉后特别困倦,在树下卧上片刻即可清醒。后来楠树不幸被狂风吹倒,连根拔出,杜甫专门作诗悼之:“我有新诗何处吟,草堂自此无颜色。”惋惜之情溢于言表。
郫都区犀浦蘧仙观有四株古楠木,“皆千岁也”。范成大赞叹说:“敢请丹光来万里,为扶云娇驾飞鸿。”在犀浦镇国宁寺,陆游也留下一篇著名散文《犀浦国宁观古楠记》,详细记述了该寺古楠葳蕤荣茂:“枝扰云汉,声挟风雨,根入地不知几百尺,而荫之所庇车且百辆。”新繁隆道观也有两株古楠,宋人蒲咸临《新繁古楠木记》说古楠在玉帝殿庭中,“分列左右,如辅如弼。”到了宋代,成都知府蒋堂在成都种下楠木两千株,为一大政绩:“手植楩楠二千树,时当庆历五年春。还期莫道空归去,留得清阴与后人。”
桤木,又名水冬瓜,成都的田垄河岸随处可见,主要供薪柴用,嫩叶可以代茶。杜甫《觅桤栽诗》云:“叶与竹类,致理如栢,以状得名,亭亭修直。”苏轼《题杜子美桤木诗后》介绍说:“蜀中多桤木,读如欹仄之‘欹’,散材也。”北宋严有翼在《艺苑雌黄》中说,“蜀人以桤为薪,三年可烧。”当年修建草堂,杜甫不仅向绵竹县县令徐卿讨过竹子,还向好友何邕讨过桤树,广为种植:“草堂堑西无树林,非子谁复见幽心。饱闻桤木三年大,与致溪边十亩阴。”草堂建好后,高大的桤木遮住阳光,微风吹响树叶像是在吟咏,修长的笼竹萦绕着烟雾,梢头还滴着露珠:“桤林碍日吟风叶,笼竹和烟滴露梢。”
无独有偶,后来王安石也在《偿薛肇明秀才桤木》中写道:“濯锦江边木有桤,小园封植伫华滋。”苏东坡则有“桤木情结”,屡次在诗中提到桤木,《次荆公韵四绝》云:“斫竹穿花破绿苔,小诗端为觅桤栽。”《送戴蒙赴成都玉局观将老焉》云:“芋魁径尺谁能尽,桤木三年已足烧。”《木山诗》说:“二顷良田不难买,三年桤木行可槱。”
锦官城外柏森森
成都的寺观祠庙,常种植松柏,环境清幽,陆游曾记:“予在成都,偶以事至犀浦,过松林甚茂。”最著名的柏树非武侯祠的古柏莫属。赵抃《成都古今记》说:“庙前双大柏,古峭可爱,人云诸葛手植。”杜甫在《蜀相》中留下“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名句,《古柏行》中对柏树有生动描写:“孔明庙前有老柏,柯如青铜根如石。苍皮溜雨四十围,黛色参天二千尺。”甚至是离开成都后,他依然对柏树依依不舍:“武侯祠堂不可望,中有松柏参天长。干戈满地客愁破,云日如火炎天凉。”杜甫之后,武侯祠的松柏在诗人的笔下,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李商隐曾叹:“蜀相阶前柏,龙蛇捧閟宫。阴成外江畔,老向惠陵东。”雍陶则感慨:“密叶四时同一色,高枝千岁对孤峰。此中疑有精灵在,为见盘根是卧龙。”
成都文殊院的古柏也是几经风雨,苍翠依然。苏辙曾作《文殊院古柏》:“曾看大柏孔明祠,行尽天涯未见之。此树便当称子行,他山只可作孙枝。栋梁知是谁家用,舟楫唯应海水宜。日暮飞鸦集无数,青田老鹤未曾知。”
唐宋时期,成都的道路、驿舍旁随处可见松树。陆游《寓驿舍》云:“遶庭数竹饶新笋,解带量松长旧围”,松树尚未及人的腰身粗,而《龙挂》中“山摧江溢路不通,连根拔出千尺松”,所见松树已经是庞然大物。杜甫也曾在草堂颇费心思地栽种了四棵松树:“四松初移时,大抵三尺强。别来忽三载,离立如人长。会看根不拔,莫计枝凋伤……所插小藩篱,本亦有堤防。”离开成都后,他还“尚念四小松,蔓草易拘缠”。再回草堂,首先看到的是“入门四松在,步履万竹疏”。诗人对松的喜爱之情溢于笔端。
锦江两岸杨柳丝
柳树是唐宋成都城区和街道的主要绿化树,尤其是在西郊锦江两岸。杜甫放眼望去:“市桥官柳细,江路野梅香。”而在苏轼眼中,“拾遗被酒行歌处,野梅官柳西郊路”,枝枝细柳、阵阵梅香,和行人的身影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幅美丽的图景。
柳树是春天的使者。初春时分,“大城少城柳已青”(苏轼《成都书事二首》其二);在春雨的滋润下,“云敷牧野耕桑雨,柳拂旗亭市井烟”(薛田《成都书事百韵》);夜晚春风拂来,“柳堤夜月珠帘卷,花市春风绣幕褰”(薛田《成都书事百韵》);春天繁花盛开,“烟柳不遮楼角断,风花时傍马头飞”(苏轼《成都书事二首》其一);两岸柳树,在诗人的笔下别有一番风味:“独咏沧浪古岸边,牵风柳带绿凝烟”(李新《锦江思》),“晓出锦江边,长桥柳带烟”(陆游《晓过万里桥》)……依依拂水的柳树与水面蒸腾的雾气构成一幅“柳带烟”迷茫、缥缈的美景。
在成都的江边和桥头,还种植有枫树和杨树。李贺《蜀国弦》诗云:“枫香晚花静,锦水南山影。”苏轼亦感叹:“我欲归寻万里桥,水花枫叶暮萧萧。”杨树是当时成都很常见的一种行道树,也让世人驻足观赏吟诵:“榆荚钱生树,杨花玉糁街。”(李白《春感》);“杨柳枝枝弱,枇杷树树香。”(杜甫《田舍》);“杨柳丝牵两岸风”(花蕊夫人《宫词》);“迎马绿杨争拂帽,满街丹荔不论钱。”(陆游《江渎池醉归马上作》)
果实累累 踏槐而归
如果说柳树带给诗人的感觉是柔美、依恋,那么槐树就让人觉得端庄、厚重。唐宋成都城内的街道两旁种植的,除了柳树,最多的就是槐树。
陆游《早行》云:“筰马践槐影,纱笼吹蜡香。”诗人眼中所见的槐树影与鼻中所闻的蜡烛香交织在一起,更觉静谧。茂密的槐树夏天带来清凉:“沟水浸新月,街槐生碧烟。”一弯新月倒影在水中,朦胧的月光与街边槐树的苍翠墨绿,光与影有着和谐的旋律。这一路风景,让陆游带着好心情回家:“归途细踏槐阴月,家在花行更向西。”
早在汉代,左思《蜀都赋》称成都平原“栋宇相望,桑梓接连。家有盐泉之井,户有橘柚之园”,足见成都果树之多,其中数量最多的是荔枝和橘。橘树是成都园林中的寻常果木,到了唐宋数量更多。杜甫诗中有“秋日野亭千橘香”,在果实累累的橘园中,“披林采秋橘,临江钓春鱼”,多么惬意悠闲。
除了荔枝和橘,诗人笔下的水果琳琅满目:褚沄的柰,“红紫夺夏藻,芬芳掩春蕙。映日照新芳,丛林抽晚蒂。”杜甫的樱桃,“野人相赠满筠笼”;宋祁的枇杷,“作花凌早寒,树繁碧玉叶,柯叠黄金丸”;韦穀的石榴,“流霞色染紫罂粟,黄蜡纸裹红瓠犀。玉刻冰壶含露湿,斓斑似带湘娥泣。萧娘初嫁嗜甘酸,嚼破水精千万粒。”
按照唐代李德裕《画桐花风扇赋序》的记载,成都还种有紫桐,“每至暮春,有灵禽五色,小于玄鸟,来集桐花,以饮朝露。及华落则烟飞雨散,不知其所往。”张籍则提到锦江边上种有木棉。除此之外,锦江沿岸还种植有褚树。在唐代,用褚树皮造的纸叫作褚纸,益州广都褚纸非常出名,据元代成都人费著的《笺纸谱》载:“凡公私簿书、契券、图籍、文牒,皆取给于是”,至有“败楮遗墨人争宝,广都市上有余荣”之谓。
许永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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