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玫瑰的故事”，探秘玫瑰的前世今生
近期爆火的电视剧《玫瑰的故事》改编自亦舒的同名小说，这是一部聚焦于女性成长，找寻自我的现代剧。剧中由刘亦菲饰演女主角玫瑰，美丽、热烈、自由，天生拥有爱人的能力，展现了当代女性勇敢绽放的精神内核。
亦舒为女主角起名玫瑰，玫瑰，是花中的贵族，其独特的魅力源自于千百年来人们对它的痴迷和热爱。它的花语千变万化，有着丰富的情感象征和象征意义。每一个品种，每一种颜色，都承载着不同的寓意和故事。就如同电视剧《玫瑰的故事》一样，玫瑰本身也有着无数的故事，等待被诉说。
《玫瑰的故事》海报
提到玫瑰，我们会不由自主地联想到浪漫，联想到爱情、奢华和一系列与之相关的美好意象。然而，多个世纪以来，玫瑰并非一直受到人们的追捧和喜爱，反而也经历过波折、衰落和复苏。可以说，玫瑰的发展变迁史在一定程度上是西方花文化史的缩影。
在杰克·古迪的《鲜花人类学》(The Culture of Flowers)中，一起追溯玫瑰的前世今生：从古希腊和古罗马文明中众神的“宠儿”，到“妩媚和放荡的象征”；从备受人们喜爱的花卉，到视觉艺术中的常见元素；从求爱者炽热的心意，到社会主义和政治派别的象征……园艺、文学、生活、艺术、政治、宗教，玫瑰的香气浸润了许多领域，也沁香了人类文明的进程。
作者｜[英] 杰克·古迪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出版时间｜2024年5月
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
“花中之王”
在地中海以北的这些地区，无论是在园艺还是文学中，也无论是在生活还是艺术中，占据主导地位的都是玫瑰。在文学中，玫瑰是最美丽的花朵，是众神的欢乐，是丘比特的枕头，是阿芙洛狄忒（Aphrodite）的外衣。它很快就在诗歌语言的标准意象中占据了一席之地（比如“玫瑰色的黎明”），在散文（可能还有日常用语）中也是如此。
在绘画中，五瓣玫瑰的形态早在公元前第二个千年时克里特岛（Crete，这里也是番红花的原产地）的克诺索斯（Knossos）宫殿中的蓝鸟（Blue Bird）壁画中就有呈现；玫瑰的形态也被表现在织物上，比如带有玫瑰图案的紫色双网，就是赫克托耳（Hector）在特洛伊牺牲时安德洛玛刻（Andromache）所织之布的一部分。
玫瑰又进一步成为奢侈的象征。宙斯曾在番红花、睡莲和风信子的床上睡觉，但玫瑰花瓣之床却是古罗马美好生活的缩影。然而，玫瑰也有较为忧郁的一面，这不仅是因为它在葬礼上也占据一席之地，甚至也不是因为它长着刺，而是因为它与后来其他文化中的其他切花一样，象征着快乐会转瞬即逝的本质。因此，玫瑰花不仅是奢侈的象征，而且传达了有关生命本身的警讯；在玫瑰花中，始终生有溃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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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时期：
玫瑰的陨落
对祭品、异教仪式和奢侈的反对，意味着花朵虽然也被允许有少量应用，有一定的自由空间，但花文化却受到了巨大冲击。尤其是花冠和花环，其使用承受了很大压力。花环的遭遇也发生在众花之花——玫瑰身上。在写到玫瑰的历史时，若雷（Joret）评论道：“它的文化在整个罗马帝国曾经得到了高度发展，却因为持续不断的战争而被人忽视了——如果不说是完全被抛弃的话。”但战争并不是唯一因素。基督徒作家也谴责这种花所扮演的角色。他们并不喜欢玫瑰，因为它与维纳斯有关。只是到后来，它才逐渐出现在基督宗教的形象体系中。亚历山大的克莱门特（150-211/215）禁止使用花冠，而且特意挑出用玫瑰和百合做的花冠点名；西班牙诗人普鲁登修斯（Prudentius，348-约405）的作品在后来的中世纪非常有影响力，他也在诗中吹嘘自己既不用玫瑰，也不用芳香植物：
在这里我不摘一朵玫瑰
鼻孔里也没有香料的气味。
他称赞圣尤拉莉亚（St Eulalia）对玫瑰花冠、琥珀首饰和金项链抱以蔑视。一些人甚至连婚礼上的新娘花环也拒不接受，认为它们与异教徒的欢宴有关联。基督宗教创立伊始时，婚礼上连婚冠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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玫瑰就这样变得黯然失色，因为在古罗马，尽管它通常用于葬礼，但已成为“妩媚和放荡的象征”。即使在这种情境下，这种花也免不了要被批评为一种奢靡，浪费了本可以更好地利用的资源。圣哲罗姆（St Jerome）把其他丈夫放在妻子的骨灰瓮上的紫罗兰（violas）、玫瑰和百合与帕马基乌斯（Pammachius）为了纪念保利娜（Paulina)而做的布施做了对比。他要讲的道德很明确：应该把财物通过教堂施予他人，而不是花在如此浪费的开支之上。
虽然克莱门特并不完全反对花朵的应用，但他认为应该只在有必要的时候利用，而不是作为奢侈品来滥用；因为必要的需求肯定与健康相关，所以只有药用才值得提倡。花朵可以在户外草地上欣赏，但在室内佩戴花环却不是“理智之人”所为。因此，花冠被视为不自然的奢侈品，而最重要的是，它们还被视为偶像，不得带进室内。
另一方面，作为影响死者或神的方式而被拒斥的花朵，可以作为装饰而被接受。人们的使用意图很重要，这里因此发生了从意义向图案的转变。因此，早期基督宗教中较为温和的派别，对于在世俗生活中运用和为了其他装饰目的而运用的花朵也多少网开一面。奥古斯丁引用了基督有关“野地里的百合花”的演说，并引用了新柏拉图主义者普罗提诺（Plotinus）的话，说“在微小的花朵和叶子上看到的美丽”来自“上帝的天佑的强大之手”。
这种情感让鲜花不再用来代替牺牲和献祭用的饮食，而是作为一种完全不同的赠予物，用于装饰和表达尊重；它不再是那种献给死者的礼物（gift to the dead），而是为死者而献的礼物（gift for the dead），一种“真正”的礼物，不期待任何回报。或者最好说它们是一种装饰品，而不是祭品或礼拜用品，因为至少在同一特定意义上，装饰品（decorations）用于指代不具备任何意义的装饰，而在教会的情境中，礼拜用品（ornaments）则是指仪式所必需的配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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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圣哲罗姆和圣安布罗斯等人都谴责在坟墓上献花的做法。然而，犹豫与分歧也同时存在；圣徒们的做法并不总是与他们的言辞一致，于是出现了一种用鲜花纪念死者的倾向。在给赫利奥多罗斯（Heliodorus）的一封信中，圣哲罗姆提到了这一做法，但采用的是暗喻形式，说的是在尼波提安（Nepotian）的墓上撒下雄辩之花。在更具体的层面上，普鲁登修斯则建议年轻人在圣尤拉莉亚殉道后，为这位曾经蔑视过玫瑰花冠的圣徒采集紫罗兰和番红花，置于她的圣坛上：
我们要多多地用紫罗兰和绿叶
来照顾埋在墓中的圣骨，
还要把芳香的精油洒在
刻着墓志铭的冰冷石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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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同样见证了花朵的应用的圣奥古斯丁一样，他们也都反对在其他情境下使用花朵。熏香也是如此。虽然香水对人类来说是一种浪费的奢侈品，搽香水的女性表现出了“极端的鄙俗”，但亚历山大的克莱门特认为，在礼拜中使用熏香是可以允许的，因为它的含义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熏香不再是一种献祭，而是“可以接受的表达爱的礼物”。
花也是如此。在6世纪，普瓦捷（Poitiers）主教福图塔努斯（Fortunatus）的一首诗歌颂了春花的荣耀，特别是当它们用于装饰教堂时：“那么男人就用花朵装饰门和房子，女人就用甜美的玫瑰装饰自己。但你们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基督，才采集这些初熟的果子；你们要把它们带到教堂里，用它们环绕圣坛，让它们散发光彩。”每一位教士的侧重点不同，有些人自己也很矛盾，还有一些人在隐喻中找到了解决之道。但他们的这些态度，对花文化的繁荣基本没有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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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复兴时期：
熠熠生辉的玫瑰
玫瑰（蔷薇）仍然是主要花卉。若雷写道，在整个中欧，从这时开始，没有一座花园是不种几棵蔷薇树的，哪怕最简陋的花园也是如此。在英格兰，从13世纪开始，人们就已经把玫瑰用作装饰目的，此后其栽培规模不断扩大，品种数目也不断增长。医药和芳香植物等方面的应用，往往要求人们保护已培育的品种；但激励人们去寻找新类型的主要动力是审美上的考量。有些蔷薇品种来自海外。摩尔人统治西班牙期间曾经广种花卉，托莱多（Toledo）尤以盛产鲜花而闻名；摩尔人被赶走之后，他们那些种着许多熠熠生辉的蔷薇品种的花园便落到了基督徒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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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斯文明：
玫瑰园与世上最完美的玫瑰
人们密切关注花卉和食用作物。在花园里，玫瑰（gul）力压所有其他花卉，甚至还有自己的专门空间——玫瑰园（gulistan）。在19世纪前期，一位访客评论道：“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的玫瑰长得如此完美。”花瓣可以用于制作洒在客人身上的玫瑰水，就像古代世界会为客人戴上玫瑰花环一样；花朵则是果子露（sherbets）和油酥糕点（pastries）之类风味甜点的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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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艺术中的玫瑰
虽然玫瑰和其他花卉继续出现在一些早期基督徒的坟墓中，出现在罗马的许多早期教堂和拉文纳的拜占庭马赛克中，也出现在一些服装上的装饰中，但是一直到罗马式艺术时期，这种重要的花卉都基本不见于西欧的形象体系；第一批玫瑰形象乃是来自叙利亚、西班牙和意大利。虽然在古典时代存在先例，但花朵在视觉艺术中（哪怕只是作为装饰主题）重新大量出现的进展却非常缓慢，自基督宗教诞生之后花了1000多年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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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的红玫瑰：
多重含义
与菊花相反，红玫瑰代表着热烈的爱或为信仰牺牲（殉教）。在欧洲城市以及南北美洲的主要人口（就花文化而言，他们是与欧洲不同的文化异类）中，玫瑰是男人送给他追求的女人的绝佳礼物。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种得到普世理解的习俗。然而，其中也存在地区差异。前文已述，在欧洲，人们偏好送出奇数朵玫瑰，通常一朵玫瑰足矣；在巴西也是如此。但在美国和哥伦比亚，一打玫瑰就是一打（十二朵），而不是十三朵；上一章已经解释了其中的一个原因。
送玫瑰的时机也蕴含着重要意义，无论是献给被追求者的礼物还是由客人带来的鲜花。1982年，对英格兰的花卉用法所做的一项专业调查做出了如下评述：“用指导了本调查组讨论的心理学家的话来说，‘如果一个男人把玫瑰送给一个女孩，她会认为今晚就是那个晚上了。’在其中一次讨论中，一位美丽的少女讲到一件往事：她认识的一个男人在约会之后送了她一打红玫瑰，这让她大感震惊，她那群朋友里的其他人也觉得极为奇怪。”事实上，在伦敦和巴黎的上层交际圈里，一贯的做法就是在约会后送花，这可能表示二人已经达成了亲密关系，也可能表示对方真诚希望能达成亲密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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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尽管就像圣瓦伦丁节和类似场合所送的红玫瑰一样，性和求爱是这种花的主要含义，但它们绝不是其唯一的含义，因为意义取决于话语的领域。在政治上使用花朵（以及颜色）作为象征，在今天也和过去一样重要。在法国，红玫瑰只是在较晚的时候才成为社会主义的象征，它呈现了国旗的颜色：“人民的旗帜是最深的红色”，其上当然浸染了烈士的鲜血。不过，密特朗（Mitterand）先生纽扣孔中的红玫瑰则缓和了这些非常强烈的联系，因为它已成为中间派政党的标志，就像它最近也成了英国工党的标志一样。在19世纪以及更早的15世纪，玫瑰在法国和英国也同样被分别用作政治派别的标志。
在红白玫瑰战争中，对立双方选用了不同颜色的玫瑰。正如前文所述，在过去，花朵会带有另一种类型的政治意义。当它们生长在别人的花园里，特别是富人的花园里时，玫瑰之类的花可能会被视为奢侈、阶级和封建依赖的象征。其他种类的花卉也是如此。在法国，七叶树（marronnier，本名为栗树的别名）被视为装饰性的树种，是贵族式的无用东西，与多产的真正栗子树（châtaignier）形成对比，因此人们特意称之为“印度栗树”（marronnier d'Inde），以强调其外来的起源。在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凯尔西省（Quercy，今洛特省），丰（Fons）的当地农民沿着通往城堡的马路，把路边的七叶树悉数伐倒。这些行动又把人带回“阶级”、创造性和变化性等问题，这些问题不仅体现在基督徒对待花卉的态度上，而且也普遍体现在亚欧大陆诸文化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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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宗教领域，红玫瑰代表的是神性之爱（agape），而不是情欲之爱（eros），有时候代表的则是基督所流的血，偶尔也代表她的母亲圣母马利亚；马利亚的玫瑰通常是白色的。这些领域截然有别，每个人都可以同时在不同领域应用玫瑰，其间并无任何强烈的矛盾感。尽管如此，鲜花毕竟不是围墙花园，更不是监狱，于是其意义有时候便会越界。此外，意义本身具有生长性，尤其是诗人的作品，其中对意象的运用和对象征的处理都更具创造性。然而同样，诗人和农民之间并没有严格的界限；某个人可能会比其他人能够更加灵活和熟练地运用语言，但这绝不是知识分子才有的特权。创造性是所有人类文化的特征，也是许多个人的特征，至少在语言的运用上是这样。
如果考虑到象征意义具有领域特殊性，考虑到不断变化的政治或宗教场景会留下多层次的意义，那么不足为奇的是，即使在红玫瑰这个最简单的案例中，也能看到其意义是多方面的，而且易于变化。我们在红玫瑰的国际文化中就看到了这些变异。作为人际的礼物，除了奇数或偶数的问题之外，还有另外几个方面的差异存在。在法国，人们多少倾向于将人与人之间赠授的大份礼物视为“美式的”；一朵玫瑰花本来就足矣。其次，正如前文所述，在花朵礼物（特别是玫瑰）的应用和赠予时机上，还存在阶级差异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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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英] 杰克·古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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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时间｜2024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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